近代日本的古籍复制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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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大规模复制古籍的契机 , 是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 。 大量图书毁于地震及由之引发的火灾 , 令人们意识到复制典籍的必要性 。 率先着手从事此项事业的 , 是包括尊经阁等财团机构在内的民间机构 。 1926年开始 , 前田家的尊经文库有感于典籍之脆弱 , “颇出所藏善本 , 精影以惠学子” , 即“尊经阁丛刊” 。
此前日本的珂罗版印刷 , 多为西洋装帧 , 即便是线装 , 也较为简陋 , 与原本样貌颇有距离 。 但尊经阁丛刊形态也严格依照原本 , 内页用纸、书衣色泽、装帧形态 , 无不力求保存原貌 。 丛刊以日本文史类典籍为主 , 也有汉籍珍本 。 其中 , 1927年复制的宋刊孤本《重广会史》 , 在当时的中国就有相当高的评价 。 大阪每日新闻社为纪念创刊一万五千号而推出的“秘籍珍书大观”亦可注意 。 其印行趣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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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典籍散亡 , 一般并不为人注意 。 如中国这般拥有古老文字的国度 , 而今古典书籍之佚亡可称无数 。 在我国 , 明治初年发行量极大、极普通之书 , 仅仅五十年后之今日 , 已成珍书 , 坊间殊不易得 。 所幸我国名门旧家珍藏千年以上之古典书籍 , 传至今日者亦不在少数 , 且当中包括大量中国本国已然散佚的珍贵汉籍 , 此点颇值吾辈为傲……大正十二年九月一日突如其来之关东大震灾、火灾 , 是为有史以来未曾有之惨事 , 遭遇破坏灭绝的一切事物中 , 也有我国上下三千年的文化产物———此等希觏之典籍 , 化作乌有 。 以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为首 , 故黑川真道翁、安田善之助氏等多位藏书家之珍秘俱已亡失 , 再无重见之可能 , 任何人都可于典籍保存受到非常之冲击 。 这些归于灰烬的秘籍珍书 , 当中不乏因从前制作了复制本而得以保存原貌者 , 但仅极小一部分 。 若将来再有不测之天灾 , 奇迹般保存千余年的贵重图书 , 恐怕就不能见到全貌 。 念及此点 , 愈发痛感复制是为急务 。 本社有关复制印行秘籍珍书之计划 , 实始于两年多前大地震不久之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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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
秘籍珍书大观分为秘籍大观与珍书大观两类 , 前者主要是日本古钞本、古版本、中国已亡佚的汉籍 , 后者主要是日本文学相关的写本及刻本、浮世绘等 。 制定计划者都是相关领域的专门学者:狩野亨吉、吉泽义则、内藤湖南、黑板胜美、藤井乙男、新村出 。 一见可知 , 选择汉籍书目的是内藤湖南 。 而在1925年9月 , 内藤湖南的确与神田喜一郎、小岛祐马同往图书寮调查善本 , 正是为影印稀见汉籍作准备 。 同年10月4日 , 内藤湖南致武内义雄信中称:此次大阪每日新闻社计划大量出版秘籍珍书 , 图书寮藏尚书单疏已获许可 。 欲复制贵大学所藏旧狩野博士书中优秀之本 。 大阪每日新闻社社员此后会专门为此事拜访 , 希望可提供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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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7月 , 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秘籍大观”第二集 , 图书寮藏宋刊《尚书正义》精印珂罗版面世 , 即1925年致武内书信中云“尚书单疏”者 , 内藤为之写下极为精详的解题 。 此番制作者是京都的小林忠治郎 。 而在1927年之初 , 董康也已在小林家中见到此《尚书正义》样本 , 赞美“几可乱真 , 深服其技术之精” 。 成书后 , 很快寄赠北平国立图书馆(当时为北平北海图书馆) , 由钱稻孙翻译解题 , 载于民国十九年第四卷第四号《馆刊》 。 日后 , 此书收入《四部丛刊三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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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1928年 , 内藤湖南还与高木利太、黑板胜美等人发起组织“贵重图书影本刊行会” , 发行所设在中村便利堂内 。 中村便利堂是做租书店起家的印刷出版公司 , 1887年创业 , 1905年设置珂罗版印刷工厂 , 初期主要制作珂罗版风景明信片 。 “秘籍大观”第一期中图书寮藏古写本《日本书纪》 , 就由便利堂承担复制工作 。 小林写真所、中村便利堂 , 是日本近代摄影史上的重要技术者 , 参与了大量古籍复制的工作 。
1930年 , 图书寮也开始了典籍复制事业 , 可视为日本的国家事业 。 第一种复制的是日本史料《看闻御记》 , 在颁布的刊行计划里 , 言明复制事业之大要:
因大震火灾 , 无比贵重之典籍惨遭亡佚 , 作为现代文化事业的古典珍籍之复制刊行 , 或因近时学问及思想取向 , 或以名门富豪之笃志 , 或以学术协会之推广 , 乃得广泛进行 , 是为学界乃至思想界可堪祝福之处 。 当是时 , 于和汉古文献袭藏无比丰富之图书寮 , 亦始复制刊行之事业 , 相信是极有意义且势在必行之举 。 其制作副本者 , 首先从贵重图书御物中挑选善本五十余种 。 所适宜者 , 譬如世间所希望刊行且应刊行之物 , 但因分量过大导致经费过昂、最终难以期望之书 , 由本寮复制与原版相同之副本 , 原本用于保存 , 副本便于一般使用 。 于是 , 原本得以永永保存 , 且得长存于世 , 裨益学界亦不在尠少 。 有关复制影本书目 , 本寮计划定为每种百部 , 经费自负 , 余者颁诸有志同道……
以上可知 , 图书寮的复制事业不仅是因大地震的刺激 , 还受到民间机构的启发 , 且特意挑选一般财力很难应付的大部头典籍 。 第一批计划复制的书单里 , 汉籍约占六成 , 其中仅宋版书就有26种 , 超过半数 , 且的确包含《通典》、《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大型典籍 , 足见图书寮所藏汉籍之丰 , 也可见选定书单时对汉籍的重视 。 毕竟在当时的日本 , 本国文学及本国史的经典更多地受到人们的重视 , 且从数量而言 , 也更多地被复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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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到战前为止 , 图书寮主持的复制事业仅完成《看闻御记》一种 , 并《群书治要》的一部分 。 不过 , 图书寮首批计划复制的汉籍里 , 战前也有几种由中日两国其他机构、个人复制刊行 , 如前文论及的大阪每日新闻刊行、内藤湖南选定的宋版《尚书正义》(后此书亦收入《四部丛刊三编》) , 如收入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宋刊《三国志》 , 收入《四部丛刊三编》的《太平御览》 , 收入《中华学艺社辑印古书》的宋版《论语义疏》等等 。
要之 , 日本公私图书馆机构大规模开始汉籍复制事业 , 是因关东大地震带来的强烈危机感 。 此前已运用在复制美术品、文物事业中的珂罗版技术 , 因其图像精美逼真、可以极高程度保留原本信息、保存耐久等优点 , 而成为保存善本的不二之选 。 关心此项事业的学者 , 如内藤湖南 , 与小林忠治郎、便利堂等珂罗版技术者早有合作 , 已有相当成熟的复制经验 。 因此 , 图书寮制定的典籍复制计划 , 也受到他们的直接影响 , 并很自然地选择了有此经验的技术者 。 学者选定善本书目 , 自己最感兴趣、学术价值很高、又方便操作的小型书籍 , 可以私家刊行 。 官方更侧重复制大型图书 , 与民间、私人工作互补 。 然而因战争之故 , 不论官方还是民间 , 典籍复制事业都无奈终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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