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真：与周作人“撞脸”的钱稻孙

“文汇学人”此前刊登《一张屡被误作钱稻孙像的照片》，澄清了网络上一张被误用已久的照片。文末云：“说回钱稻孙的照片，钱家后人所保存的也已不多，甚至找不出其年轻时的照片，聊将一张他晚年的照片补充版面吧。（照片为钱家所存）”

由于钱稻孙（1887-1966）在抗战时期“落水” ，担任伪“东亚文化协议会”的评议员、伪北京大学校长，并且连续三届主持“大东亚文学者会议” ，为日本侵略者粉饰太平。抗战胜利之后，钱稻孙被视作“汉奸文人” ，遭到清算，这大概是造成钱氏照片难觅踪迹的主要原因。

但是钱家后人保存不多，并不意味着钱氏的照片就被“处理”掉了。笔者去年恰好由于写作某论文涉及钱稻孙，曾经尝试着从两个冷僻的途径搜检资料，果然觅得钱氏40岁至58岁的6帧照片，趁此机会作为“热心读者来信”奉上。

第一种获得照片的途径是民国时期国立大学的毕业同学录。钱稻孙从1920年开始执教于北京大学， 1927年9月起，兼任清华大学外语系讲师。那个时代能就读于这两所大学的学生，绝对是“天之骄子” ，两家大学的毕业同学录也制作得颇为隆重，一般都是铜版纸印刷的图册，在校歌、校训之后，附有数十页的“师长照片” ，每学系的教员均附有个人写真一张。

1930年印制的《民国十九年国立北京大学毕业同学录》师长照片之中，第36页载有一帧钱稻孙写真。时年43岁的钱氏担任北大东方文学系讲师，当时的东方文学系主任是周作人，在第10页也有写真。同年的《国立清华大学一览》，外国语文系教职员一栏，记有“讲师钱稻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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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的《国立北京大学民国二十一年毕业同学录》， “外国文学系日文组主任周作人”有一张照片。同在日文组任教的徐祖正、钱稻孙，名列教员姓名录，但是没有照片。

1936年《国立清华大学年刊》与1937年《清华年刊》， “外国语文系教授”钱稻孙，用的是同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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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色长衫、板寸头、日式胡子、同款眼镜，乍一看，钱稻孙与周作人还真是有点“撞脸” 。钱稻孙是浙江吴兴人，比绍兴才子周作人年幼两岁，二人的身材、相貌、留日背景、任教大学、专业旨趣皆有许多相似处。这段时期的二人照片的撞脸指数很高，幸好有眼镜边框作为辨识标志。

1939年1月，伪北平临时政府设立伪“国立北京大学” ，同年4月，聘周作人为文学院院长兼任图书馆馆长，文学院教授钱稻孙则任学校秘书长、兼日本文学系主任。 1941年底，钱稻孙被聘为伪北京大学的校长， 1944年9月，大学组织大纲修正，钱稻孙辞去校长一职，周作人亦辞去文学院院长一职，同年10月，钱稻孙被改聘为文学院院长。

1945年毕业班的班长张琦翔在《三十四年文学院毕业班简介》提到：“最近一年来，学校有些变动，协助周先生复校的国文系主任教授沈启无先生于去夏离校，周公于去秋又辞职，钱稻孙先生代任院长。钱先生为人谨严，学校风气，似乎严肃起来。 ”从1943年《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民国三十二年毕业同学录》与1945年《北京大学34年毕业同学录》所载钱、周二人照片所见，这段时期，二人的相貌因应了各自的人生遭遇，渐渐有了区分。年过半百的钱稻孙，发须皓白，深深的法令纹显出肃杀之气。而周作人的脸庞更为丰腴一些，神情略为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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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在南京举行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会议”上，钱稻孙被推举为“议长” ，大会特辑介绍道：“钱氏不苟言笑，有国学老夫子之风。 ”（中央电讯社出版所，《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会议特辑》， 1944年）

1942年3月，摄影杂志《北支》画刊刊载了6张“北京大学”特辑照片，主打第一张照片上，作为学校文化象征的钱稻孙，神情畅快，与他平日不苟言笑的作风颇有出入。 1940年秋天，位于东城景山街松公府夹道的文学院新校舍落成， “北京大学”文学院搬迁至新址。《北支》这张照片，取景于钱稻孙与师生们一同步出新大楼的时刻，刻意营造出“新学府师生新貌”的视觉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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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3月，摄影杂志《北支》画刊

钱氏左边开口欢笑的长衫青年眼镜男子，就是名列周作人四大弟子之一的沈启无。据1940年《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一览》，当年文学院有正教授4人，钱稻孙（53岁）、吴祥麒（46岁），沈启无（38岁），温公颐（36岁），副教授7人，讲师17人。燕京大学本科出身的沈启无，既无留洋经历，亦无重要的学术著作，方年38岁已升任正教授。之前一年（1939）的元旦，周作人遇刺之时，恰好上门访师的沈启无在旁边也挡了一枪，因此更受周作人器重，进入伪北京大学担任国文系主任。《北支》这张照片拍摄之时，正是沈启无的人生最是春风得意之时。进入1943年，周、沈师徒之间怨气渐生， 1944年3月，周作人在《中华日报》上发表《破门声明》，将沈启无逐出师门，同时令沈氏被北京大学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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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北京大学设有文理农工医五大学院，《北支》的特辑只拍摄了医学院和文学院。医学院的先进仪器，代表着“西方科学”；文学院穿着长衫的钱稻孙，则象征着“传统文化” 。钱氏在此期特辑共有两张照片，一是他与沈启无等师生的集体合影，二是他在书房凝神握笔写作的单人照。这张单人照旁有一行日语说明：“与周作人并列代表北方文学的钱稻村，因翻译《万叶集》而著名” 。这行文字把钱稻孙的名字都写错了，但是意思是明白的——钱氏是作为沟通中日文学的学者而被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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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支》画刊依托于华北交通公司（日语称为“华北交通株式会社”），这是1939年4月由日本陆军总司令部设立的一家军方公司，在华北从事交通的建设与管理。 1939年至1945年，华北交通公司的特派员在中国拍摄了近四万张照片，其中经过审核的一部分照片刊登于《北支》画刊上，大部分照片封存于公司仓库。日本战败之后，华北交通公司所拍35,000多张宣传报道用的库存照片入藏京都大学， 2019年2月，京都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新公开了这一批“华北交通写真档案” 。笔者在档案中找到与钱稻孙相关的两张照片。编号为35072的《秘书长钱稻孙》，即《北支》1942年3月号所用照片，拍摄时间写为昭和15年（1940）12月，拍摄地点为北京大学本部。编号为35070的《日本文学系主任钱稻孙》，拍摄时间与地点相同，照片上的钱稻孙手持课本正在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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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反映“教学现场”的照片最后未被《北支》采用，反而是钱稻孙在运笔书写的单人照被突出放大，由此可以窥见《北支》作为服务于日本侵华目的之出版物的编辑策略。另外“华北交通写真档案”中还有四张与钱稻孙照片同时拍摄的北京大学医学部照片，其中三幅为《北支》的特辑所采用，但是钱稻孙与沈启无等师生一同步出文学院新楼的那张主打照片，却不见于档案中。

长期以来，钱稻孙的照片在网络上被“张冠李戴” ，背后有一定的时代原因。民国时期的人物照片，确实不易搜求，但是若能找对路径，聚焦于民国大学的教学手册、同学录，还有日伪时期的出版物以及网络上公开的档案资料，笔者相信，越来越多的钱稻孙照片，会从历史的角落里被翻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