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假对假”：抗战时期军统与日军的假钞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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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起战争，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炮火连天的战场。其实现代战争是全方位的，不但是军事，同时也是政治、外交、经济等各个领域的角逐。其中经济战线的搏杀尤其重要，因为现代战争本质就是国力、物力、财力的比拼，如果经济崩溃了，也就无从支撑起战场上的军事较量了。

抗战也是如此。现在史学界就有一种观点，即中国在1935年开始实行的币制改革，就是促使日本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催化剂。通过这次币制改革，国民政府收回了地方的货币发行权，只有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家银行可以发行货币，而且同时从银本位改为汇兑本位，禁止银元和白银流通，法币与英镑挂钩等，这样就从外国金融机构回收了大量白银，特别是伪蒙疆和殷汝耕华北自治政府的现银和地方货币无法在中国流通，这对于日本对华北的蚕食以及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是沉重的打击。更重要的是通过币制改革，中国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让日本感到了威胁，从而急不可耐地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到1938年，尽管日军已经侵占了大片中国土地，并采取了“以战养战” ，但消耗如此巨大的战争对于资源贫乏的日本来说，在经济上是极为沉重的包袱。因此日军首先在占领区发行“军票” ，这种没有任何货币发行准备金、完全依靠刺刀强行发行的货币，其实就是赤裸裸的掠夺。后来日军自己也感到这样确实太过明目张胆，所以就改变了策略，扶植汉奸政府成立银行发行货币，这样好歹有了一块遮羞布。

但是，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虽然只流通了短短几年，却在民间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和信用， 1938年时法币的购买力还相当坚挺， 100元可以买一头牛。加上反日心理，所以尽管有日军的刺刀做后盾，汉奸政府的货币依然难以完全在市场上驱逐法币。面对这样的局面，日军使出了经济侵略中最为卑劣的招数——制造法币假钞来打击法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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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币

登户研究所的假钞制造

制造假钞历史上早已有之。在中国古代，专门制造假钱的行当被称为“火门” 。因为古代中国的货币大都是金、银、铜等金属铸币，制造假币都需要用“火” ，因此而得名。也有专门制造纸质假币的，如宋代的交子、会子，元明清的宝钞等；还有制造纸质有价证券的，如明清时期的盐引和汇票等。历朝历代对于制造假币的处罚都极为严苛，但是在重利诱惑之下，还是有人铤而走险。不过这种民间的制造假钞，和国家行为制造假钞相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战争中由国家组织制造别国货币以扰乱敌国经济的例子也有两百多年的历史。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就下令制造美国的“大陆票”以破坏北美殖民地的经济。法国大革命期间，英国故技重施，不过这次伪造的不是货币而是法国教会的地产券。法国也很快学会了这一招，拿破仑曾下令没收奥地利维也纳国家银行的印钞版样，在巴黎大量印制奥地利钞票，然后用这些和真钞几乎一样的钞票在奥地利购买物资。法俄战争中，尝到甜头的拿破仑如法炮制，大量制造俄国卢布假钞。到了二战期间，国家制造假钞更是司空见惯。德国就制造过著名的“伯恩哈德英镑” ，苏联、英国、美国也都曾经印刷过大量的别国货币，既有敌国货币也有被占领国的货币。

1938年12月，时任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正式下达了制造中国货币的命令，由此拉开了在中国战场进行假钞战的序幕。

具体负责这一工作的是日本陆军兵器行政本部下属的第九科学研究所，因为其位于日本神奈川县川崎市的登户，所以对外通称“登户研究所” 。登户研究所主要负责研制秘密武器，包括毒气、气球炸弹等；而仿制其他国家的货币，也是它的重要使命。登户研究所用来研制印刷假钞的车间和仓库，最鼎盛的时候占地超过30万平方米，工作人员多达上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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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户研究所办公室

主持制造假钞的是登户研究所的主任山本宪藏少佐。山本宪藏就读于日本陆军会计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关东军，但他的工作并没有仅仅局限在东北，而是多次进入关内，刺探中国货币的相关情报。山本很快了解到，中国的法币是由英国和美国的三家钞票公司印刷，防伪措施主要是水印和暗记，部分美版钞票在中间头像位置还有红蓝丝线。

山本认为在市面上流通的法币制造技术并不复杂，而且中国民众的防伪意识也不强。他找了当时日本一流的造币专家、凸版印刷株式会社的井上源之承，还从官方的内阁印刷厂及民间印刷公司网罗了一批货币制造的内行高手，开始了制造法币假钞。

山本最初选择中国银行的5元面额法币作为目标，经过不断尝试和试验，终于印制出了一批5元法币。但是没有想到，这种5元法币刚巧退出了流通领域。接着他又将目标转向中国农业银行发行的1元、5元、10元面额法币， 1939年11月印制成功，粗看似乎毫无破绽，在市场上使用也没有被发现。不过山本显然不是制假的行家，不知道假钞还需要做旧这一道工序，由于票面太新，假币在银行被识破了。直到1940年5月，第一批能够以假乱真的法币才被印制出来，随即开始在登户研究所大量生产。

登户研究所最早采用照相制版技术，制造出的法币并不理想。于是山本又决定改用雕刻制版，他从大藏省造币局秘密征调了两名雕刻技师，用放大镜一丝一缕在钢印板上雕刻出法币的人像、花纹和其他图案。经过多次尝试，登户研究所终于在1941年11月，制造出第一批法币假钞样本。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占香港，缴获了国民政府设在香港的造币厂的造币设备和最新版10元面额法币，还查获了5元面额法币的半成品以及印钞机、法币编码、暗帐底册等。 1942年，德国海军的潜艇在太平洋上截获一艘美国商船，在船上查获了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印刷的总面额达10亿元法币的半成品，后来也交给了日本。

得益于这些战利品，登户研究所才终于破解了法币制造的全部秘密，从而能够制造足以乱真的法币假钞。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登户研究所总共印刷了面额超过40亿元的法币假钞，数额之巨在整个二战参战国之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山本战后交代：“最低时月额也不下于200万元，而且随着贸易额的增大，加以通货膨胀需要，伪币数额不断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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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制造的法币假钞

负责发行、流通这些法币假钞的则是日军在上海设立的“杉机关” ，由于这个机关的负责人是阪田诚盛，所以又被叫作“阪田机关” 。阪田诚盛于1939年在日军占领区开办了“诚达公司” ，这家公司在各地建立了三十多家分公司，拥有规模庞大的商业运作网络，是对中国实施经济战最重要的机构。

起初，日本制造的法币假钞确实对中国的战时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随着香港被日军占领——之前法币都是海外印刷经由香港进入中国——这一渠道中断。因此，国民政府财政部印刷局在重庆开设了印钞厂，自行印刷法币，并对法币进行了一次全面大改版。到1944年7月，重庆印钞厂印刷的法币如脱缰野马，已经高达1890亿元。在如此海量的货币发行面前，日军制造的40亿元假钞瞬间就被淹没了，所以后期也没能发挥多少作用。

此项印制假钞行动，日军采取了高度保密措施，知道内情的仅限于极少数人。陆军省只有陆军大臣、陆军省次官、军务局长知道；参谋本部也只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以及直接领导的部长、课长知道。即使登户研究所的上级主管部门陆军兵器行政本部，也只有行政本部部长和负责后勤保障的总务部长、器材课长知道。因为日军也很清楚，这种行动毕竟不光彩，当然严格保密也是为了确保不引起中国方面的警觉而采取反制措施。

军统“以假对假”的反击

国民政府很快就发现了日军制造法币假钞，立即采取了相应对策。首先严禁假币的流通，对贩卖假钞牟利者严行查办。其次由军统采取“以假对假” ，以汪伪政府发行的“中储券”为主要目标，同样制造假钞，以打击日伪统治下的财政金融秩序。军统与英、美两国造币公司展开密切合作，不惜重金从美国购买纸张和最先进的印钞设备，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了一座专门制造日伪假钞的造币工厂。

军统组织这一假钞反击行动的机构是“对敌经济作战室” ，负责人是著名的经济学家邓葆光少将。邓葆光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经济系，不但是经济学科班毕业，而且对日本情况也非常熟悉。他从1934年就开始研究对日经济战，随后被戴笠招入军统，成为军统分析研究日本经济情报的头号专家。邓葆光从财政部印刷局和原来中国银行造币厂调来了一批技术精湛的印钞工人，并利用军统在沦陷区的行动人员收集了在日占区流通的所有种类钞票，开始在歌乐山研制印刷日伪假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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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葆光

但是早期军统的假钞技术不是很过关，很容易被识破，因此也导致了许多将假钞带到沦陷区流通的军统人员被捕。幸亏军统在日军内部的卧底林顶立及时送来了日伪钞票的相关情报，使邓葆光的小组能够迅速调整印制假钞的策略。加上在汪伪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部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等要职的周佛海和军统接上了头，提供了“中储券”的印钞票版，这样邓葆光的小组更是完全掌握了“中储券”的秘密，印出的“中储券”假钞和真钞简直毫无区别，最终迫使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于1943年宣布停止收兑10元面额“中储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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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印制假钞的主要目标“中储券”

毫无疑问，这样的公告对于“中储券”的声誉是极大的打击，导致了各种流言纷起。同时军统也利用这些完全能以假乱真的假钞从沦陷区购买了大量国统区紧缺的粮食、棉花等物资，沉重打击了日伪的金融和经济。邓葆光后来回忆说， “一九四二年，戴笠请美国代印汪伪中储券和华北联银券的两种假钞票，分为一元、五元两种，原则上利用伪军和阴阳地带（三不管地区）的游击战，向地区购买物资。 ”

后来和军统进行密切合作的美国海军情报署梅乐斯（MiltonMiles)海军中校也参与了印制假钞的行动，他回忆：“在上海西南约两百里中美合作所的第一营地……变成了一个把伪造日军占领区的伪币，走私运进这个人口稠密、商业繁盛地区的骗子……每次开到第一营地去的卡车队，平均在十辆车中，总有一二辆是装满了一捆捆的纸，最后，调查统计局经济作战处的王抚州将军透露了我一个秘密。据他告诉我说，多少年来，他们一直都在克尽厥职地仿造日本人发行的伪币，散发出去……”这种伪钞到底有多少尚待考证。

除了“中储券” ，军统对沦陷区流通的各种伪政府货币和军票都进行了仿制。由于“中储券”假钞实在太过泛滥，日伪方面几乎束手无策，只好用发行新的钞票这种最为简单粗暴的办法来应对。但是新钞票才刚刚开始发行，军统就通过周佛海搞到了印制的票版，在歌乐山造币厂日夜加班进行印制。这种利用相同的票版印制的假钞，实际上和真钞别无二致，不要说普通百姓，就是专业人员都难以区分，所以它对于日伪金融经济领域的打击自然是非常沉重的。

军统本来还计划制造日元假钞，但是日元只有日本银行一家印刷发行，而且日元所使用的桑皮纸中加入了日本特有的植物纤维，所以无法在中国进行仿制，最后只好取消了印制日元假钞的计划。

印制假钞也是抗战时期戴笠最重要的生财之道。这些假钞由军统人员通过各种途径带到日军占领区，购回国统区紧缺的黄金、粮食和棉花等物资，再转手将这些物资在国统区的黑市上抛售，军统还能狠狠地赚上一笔，真可谓一箭多雕。

正是有了如此雄厚的财力作为支撑，军统在抗战期间发展到了巅峰。仅仅正式有编制的特工人数就达5万之众，而且所有人员均不像其他单位的公务员及军队干部那样发打了折的国难饷（一般为原工资的八折），仍然是全额薪饷。除薪饷之外，军统的内勤人员有津贴，外勤人员兼任其他公开职务的则可以拿两份薪饷，没有兼职的则有活动费和房租补贴。一般来说，军统人员要比同级别的公务员或军队干部薪饷多40%到50% 。

对于在秘密行动中殉职的人员，军统惯例除了发放一次性的抚恤金外，还要按月给遗属发生活费，有未成年子女的还要另外发教育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笔金额的数量也日渐庞大。除了这些日常开销外，要执行特别以及秘密行动，额外的经费自然也是少不了的。

可想而知，要维持这样庞大一个机构的运作，金钱的需求绝对是相当惊人的，单靠拨款肯定是不够的。但是在众多军统人员的回忆里，似乎戴笠从没有为金钱犯愁，恐怕印制假币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