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众矢之的“卖国贼”

提示您，本文原题为 -- 曹汝霖：众矢之的“卖国贼”

很少有哪场历史事件，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样，将历史如此清晰明澈地划为两个时代，它既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也是一个没落时代的终局。它蕴藏的巨大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更冲击了人们的心灵，以高声的呐喊让人们向过去告别，又以万丈激情将人们带向新的未来。它更给人以一种积极的信心，让人们相信新的、几乎触手可及的光明未来正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国家的人们。

几乎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到这场为国家命运寻求答案的运动中。从公共知识界和学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国家命运的共同关切也将每一个个人联系在一起。

在“五四100年”来临之际，我们特别策划了“我在，我见，我记得（1919-2019）”专题。当后世回望这场运动时，就会发现， “五四”运动带给这个国家最重要也是最深远的遗产，并不仅仅是那一时代的变革，而是一种历史的自觉：“五四”运动中的中国人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历史正把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有能力也有必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所谓的“历史自觉”正是“五四运动”创造出的大写的“我” 。 “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 “我”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我”感受到了时代的风云变化，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正在创造“我们”的历史。

匡互生、梁启超、李大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陈独秀、胡适、顾维钧、陶孟和、孟宪彝、那桐、辜鸿铭、梁漱溟......这些名字，有的如雷贯耳，有的寂寂无闻。但他们都为我们一次次还原着历史的细节。从4月10日开始，我们将会每日在公号推送一位五四人物。今天是曹汝霖——众矢之的“卖国贼” 。

撰文 | 启风

我于仓促间，避入一小房( 箱子间 ) ，仲和由仆引到地下锅炉房(此房小而黑) 。 ......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拥而入，只听得找曹汝霖打他，他到哪里去了。后又听得砰砰蹦蹦玻璃碎声，知道门窗玻璃都打碎了。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曹汝霖晚年寓居美国，在女儿家中“从容秉笔，追往怀旧” ，发表回忆录于香港《天文台报》《春秋杂志》。其间，忆及“五四”期间的种种遭遇时，他写下了开篇那段话。

由于曹汝霖曾是五四运动要打倒的著名“卖国贼”之一，其回忆录全本才一问世，身处台湾的“五四”参与者王抚洲即买来阅读， “想看看他对于五四运动如何说法” 。

王抚洲发现，此书虽是曹汝霖的“辩诬”之作，却也不失为一本“叙事平实、议论公允、颇有史料价值的回忆录” 。比如，曹汝霖对于“五四”期间， “攻打、焚烧赵家楼经过情形，就其所见、所闻，平实叙述，从一个被害人的立场说话，尚无过分之处，总算是有风度。 ”

唯一让王抚洲不满的是，曹汝霖认为学生们在“五四”后期被林长民“利用” ，成为推倒段祺瑞的“工具” 。

综合而言，我们通过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可从另一视角了解“五四”之际的现实情境。

曹汝霖：众矢之的“卖国贼”// //

姓名：曹汝霖

身份：曾任外交次长、财政总长，时任交通总长

时年：43岁

地点：北京

“火烧赵家楼”曹氏记录

曹汝霖：众矢之的“卖国贼”// //

曹汝霖晚年著《一生之回忆》。

如果要为五四运动选取一个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想必非“火烧赵家楼”莫属。

当日中午，徐世昌在总统府设宴，款待刚刚归国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时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和国务总理钱能训、币制局总裁陆宗舆作陪。宴会期间，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突然打来电话，说有学生上街游行，抗议中国外交失败，且矛头直指“曹总长诸位” ，建议曹汝霖等暂留总统府。曹汝霖闻言，即向徐世昌请辞：“今学生既归咎于我，总是我不孚众望，请总统即行罢免。 ”徐世昌一面对其好言安抚，一面命吴炳湘尽快解散学生。

吴炳湘在现场多番劝说，学生非但没有散去，反而越聚越多。曹汝霖知道事情一时无法解决，于是和章宗祥告辞，一起乘车返回位于赵家楼2号的曹宅。

他们下车后，看到曹宅已被几十名警察保护起来。正当警察们忙着搬石头挡大门的时候，在交通部任司长的丁士源赶来报信，说学生马上就到，让曹汝霖、章宗祥快躲避起来，不要吃眼前亏。

学生前往曹宅其实是临时起意，他们之前在东交民巷请愿受阻，深感此一“国中之国”存在的屈辱，于是有人大声提议：“我们去除国贼吧！”“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作为游行总指挥的傅斯年曾一力劝阻，没能成功。

一路上，学生们手持写有“保我主权”“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标语的小旗，高呼“反对卖国条约”“打倒卖国贼”等口号，于下午4点半，来到赵家楼。

曹汝霖：众矢之的“卖国贼”// //

周自齐、陆微祥、章宗祥、朱启钤、曹汝霖(右一)等人合影。

警察们为表现“文明以待” ，对学生没有尽力阻挡。于是一些学生开始向曹宅内投掷小旗和瓦片，其中一块瓦片险些击中正在屋里休息的曹汝霖老父。随着群情激愤，有几名学生奋勇当先，砸碎曹宅沿街的窗户，钻到里面，打开了大门。

这时曹汝霖已藏身在连接妻子和女儿卧室的“箱子间”里，章宗祥则躲到了锅炉房。学生们找不到曹、章等人，也没有伤害曹汝霖的老父和妻子，只是四处打砸东西。曹汝霖妻子的手饰、老父的燕窝等，都被踩碎在地。学生们没有注意箱子间，让曹汝霖躲过一劫。

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说，一些学生到车库打砸汽车后，拿了几桶汽油，浇在客厅、书房，点起一把大火，是为“火烧赵家楼” 。若干“五四”参与者的回忆则完全相反，北大学生杨晦称，火是曹家自己放的——“这些无耻政客，国都可以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一放火，造成学生的刑事犯罪，岂不就可以逮捕法办了吗？”更多人的说法是， “也不知谁放的火” 。最后警察厅为息事宁人，没有特别追查起火的原因，以“电线走火”结案。

可信的是，章宗祥听到外面放火，急忙从锅炉房中走出，结果被学生看到，误以为是曹汝霖，他的西服当即被撕破，后脑上也挨了一铁杆，倒地不起。有学生见状，高喊“曹汝霖已给打死了” ，另外一些学生怕事情闹大，开始自行散去。当吴炳湘、李长泰（时任步军统领衙门统领）带着军警在5点45分左右赶到时，只抓住了三十几名未及撤离的学生。随后，曹汝霖一家被暂时安置在六国饭店。

第二天，曹汝霖向徐世昌递交辞呈，其中较为夸大地记录了曹宅被毁及章宗祥被打的经过，并为自己参与对日“二十一条”及“西原贷款”谈判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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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左一)参加对日谈判。

对“卖国贼”身份的自我辩白

显然，对于自己为什么会成为学生口中的“卖国贼” ，曹汝霖心知肚明。但在他看来，那都是世人因不明真相，而产生的误解。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先来看中日有关“二十一条”的谈判。

曹汝霖毕业于东京法学院，早在清政府商部、外务部任职期间，即有“知日”之名。民国建立后，他历任外交次长、交通银行总理、交通总长、财政总长等职。

1915年，日本分别向中国总统府、外交部递交“二十一条”备忘录，要求中国允许日本人在东北设厂、开矿，继承德国在山东特权，并且聘请日本人为中国政府顾问，等等。

袁世凯指定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及秘书施履本，代表中国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等谈判。其间，以陆为主、以曹为辅助，就“二十一条”内容，和日方逐条论辩。在回忆录中，曹汝霖说， “我与陆子兴总长，殚精竭力，谋定后动。总统又随时指示，余每晨入府报告，七时到府，总统已在公事厅等着共进早餐，报告昨日会议情形，议论下次应付方针，有时议毕又入府请示。 ”曹汝霖此言有其他文献为证，大体属实。

中日双方前后谈判25次，历时三个多月，以日方撤回“第五项” ，发表“不惜一战”的最后通牒结束。经商议，袁世凯以“环顾彼此国力，不得不委曲求全”为由，接受最后通牒。曹汝霖和陆征祥奉命和日方确定条约文本，自言“若有亲递降表之感” 。

相比于原“二十一条”备忘录，最终签订的《中日民四条约》，完全接受的仅有2条，另有13条经过修改，以换文形式约定。即便如此，袁世凯死后的历届中国政府对《民四条约》还是拒绝承认，阻止日本行使条约权利。直至1941年，国民政府对日宣战， “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 ”

对于“二十一条”谈判，曹汝霖总结说， “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尤异者，我虽列席会议，而此约之签字者是外交总长陆征祥，我是次长何能签约？世人都误以为由我签字，张冠李戴，反未提及陆氏，亦是不可思议之事。 ”言下之意，如果世人一定要扣“卖国贼”的帽子，也应该扣给陆征祥，而非他曹汝霖。

“西原借款”始末与危害

下面再说说“西原借款”的情况。

在“二十一条”谈判后，中国民间“反日”情绪高涨。日本为改善两国关系，同时扩大对华经济影响，决定以优厚条件，向中国借款。徐世昌、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政府，当时无力让地方上缴税收，也难以继续举借外债，到了崩溃边缘。于是，从1917-1918年，中国分八次，接受日本借款1.45亿日元。因日方经手人名叫西原龟三（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私人代表），故称为“西原借款” 。

中国方面负责具体洽谈者，是以交通总长兼任财政总长的曹汝霖。据西原龟三回忆，曹汝霖在谈判中曾一度颇为激动，质问他：“寺内内阁所标榜的中日亲善，远东持久和平的宗旨和纲领我已充分了解，并认为是十分良好的。但是，这些想法倘若不能如愿以偿，是否还准备了第二套政策呢？”在西原龟三表示没有后，曹汝霖自顾自地说：“寺内首相的第二种政策是吞并东三省吧？”曹汝霖对日本的侵华野心显然早有警觉。

但事后，曹汝霖还是不免要一再为自己辩白。比如1918年，张一麐（曾是袁世凯的重要幕僚）到访曹宅，问及“欧战”后，美国地位上升，未来是不是不应再一味偏重对日外交。曹汝霖一听，以为张一麐是怪罪他办理西原借款，急忙分辨：

“人皆以借日款咎余，实则余所抵押者，如东三省之森林，本在其势力范围之内，一如无抵押而借巨大之款，尚不便宜乎？”

张一麐见曹汝霖所问非所答，只能不再搭话。

到了晚年，曹汝霖的自辩之辞更加完善。他说，相比于晚清以来的其他借款，西原借款至少有两点不同。一是没有拿关税、盐税等能实际兑现的东西作抵，仅“以电线、森林等有名无实作抵” ， “等于空头支票……至今分文未还” 。二是没有手续费、经理费等折扣， “合同载明十足交款，不折不扣” 。同时，曹汝霖没有从中收取一丝一毫的好处。对此，他颇为自得，称其是“开外债未有之先例” 。

西原借款后来的确成为“一笔烂账” ，日本几乎血本无归，以至于不得不靠发行债券，偿付银行损失。力主对华借款的胜田主计（曾任财政大臣），遭到日本国内舆论的一致指责。

以上曹汝霖对“二十一条”及西原借款的自辩，大致可信。但要说当年“五四”学生冤枉了他，也不尽然。

北洋政府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谈判，最后在日本的战争威胁下，被迫屈服，接受“二十一条”中的部分条款。对于此次谈判，如唐德刚在《袁氏当国》中所说， “历史家如秉笔直书之，袁政府应付这次危机，还算得体”；同时无可否认， “这组新约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 ”在后来的巴黎和会上，《民四条约》成为日方继承德国在山东特权的依据之一。

“五四”当日，实际主持“二十一条”谈判的袁世凯已经去世，中方代表陆征祥身在法国，那在谈判中处于第三位的曹汝霖，理所当然地成为学生攻讦的首要对象。

曹汝霖：众矢之的“卖国贼”// //

左图：日本公使日置益提二十一条日文原件。右图：1919年6月10日，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职务。

至于西原借款，主要由曹汝霖一手经办，其危害较《民四条约》更大。西原借款里包括一笔“铁路借款” ，条件是让日本取代德国，与中国合办高徐（高密至徐州）、济顺（济南至顺德）铁路。签订借款合同的同时，中日间还有一项秘密换文，规定铁路巡警队聘用日本人，日本有权在济南、青岛合法驻军。时任驻日公使的章宗祥在换文上，手书“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上列之提议，欣然同意” 。

就是这“欣然同意”四个字，让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极为被动。相关消息一出，与西原借款及秘密换文有直接关联的曹汝霖、章宗祥，成为众矢之的。

除支持段祺瑞的安福系媒体外，当时舆论大都站在学生一边。曾在国民政府财政部任职的贾士毅，对曹汝霖与“五四”关系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当时全国的知识青年洞悉日本这种经济侵略的行为，对曹氏很是不满，认为亲日损失国权，一时满怀着愤怒，起来反对，终于酿成了五四运动。 ”

曹汝霖等三人和此次外交失败有着多重关联，被“五四”学生谴责，并不冤枉。曹汝霖对学生也没有太多怨恨， “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又闻与此事有关之青年，因此机缘，出国留学，为国家成就人才，在我呢，因之脱离政界，得以侍奉老亲，还我初服。 ”

“五四”后的风波与退避

在六国饭店暂避后，曹汝霖一家被安置在原属皇家园林的团城。曹汝霖以为几天后，事情即会平息，谁知后来五四运动波及全国，工人、商人等亦参与其中，一致要求罢免“卖国贼” ，声势越来越大。

6月1日，北洋政府还在为曹汝霖等三人辩护，称“曹汝霖迭任外交、财政，陆宗舆、章宗祥等，先后任驻日公使，各能尽维持补救之力，案牍具在，无难复按” 。

到了6月10日，北洋政府为平息众怒，就不得不批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分别辞去交通总长、驻日公使和币制局总裁职务——此前曹、陆曾递交辞呈，都被退回；章则从未提过辞职。徐世昌为照顾三人面子，没有发布“免职令” ，把他们一律算作了“辞职” 。

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说， “自愧无能，从此退出政界，未尝再问政治，自号觉盦” 。只是他想归隐山林，政界却不肯放过他。标榜“爱国”的吴佩孚， 1920年取得直皖战争胜利后，立刻下令通缉谈判西原借款的“卖国贼”曹汝霖。代理国务总理的颜惠庆认为，曹汝霖有无营私，尚未查明，不能直接“通缉” ，于是把此事交法院查办。

吴佩孚对颜惠庆的做法很是不满，曹汝霖闻信，又想起朋友说他将有牢狱之灾的预言，赶忙乘火车出京，到天津躲避风头。曹父放心不下，也跟着来到天津，当时正值盛夏，几番折腾后，曹父竟病逝在了天津。丧礼上，曹汝霖向段祺瑞哭诉， “因我政治关系，而祸延老父，焉得不痛心，若非吴佩孚无理通缉，我不来津，老父亦不会冒暑而来。 ”法院调查数月后，表示查无实证，对曹汝霖免于起诉。

被曹汝霖牵累的还有他的儿女。五四运动后，曹家子女备受“同学的闲言诽语” ，只好转学。徐铸成也曾回忆， “我在天津时，就听说曹汝霖的儿子在南开上学，课堂里是坐的独桌，因为没有一个同学肯同他并坐，下了课，也没有人理睬他。 ”儿女从教科书上知道的父亲是“五四”学生要打倒的“卖国贼” ，以至于曹汝霖在回忆录中叹息， “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烧，话虽如此，然在此浇薄社会，子且不能信其父，何况他人？”这也是他后来写回忆录，要详记“五四”之事的原因。

“五四”风潮退却后，曹汝霖当过劝办实业专使、中法实业总裁、财政讨论会会长等，主要混迹于经济界。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后，才又有人要将他推回前台。

侵华日军在华北的头目土肥圆贤二、喜多诚一，知道曹汝霖是著名的“亲日派” ，希望他能出山当华北伪政权的“元首” 。曹汝霖以母命和多病表示“不能干” ，最终日军将威望一般的王揖唐推上了华北伪政府“元首”的位置。

但身在沦陷区，曹汝霖想要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他先后接受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伪新民印书馆董事长、伪华北出版普及会会长、伪华北物价协力委员会会长、伪中日恳谈会会长、伪北平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名誉性伪职。

为了不在战后被追究，曹汝霖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营救了军统留在北平的许惠东、张怀等人。这些冒险没有白费，战后肃奸时，原国民政府地下人员董洗凡等26人，联名上书给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为曹汝霖请求表彰。他们称，地下抗战人员在华北从事秘密工作被捕后， “曹汝霖多方营救且向敌军部具保，及赠大批药品，并由章宗祥不辞劳苦，代为奔走” ，经二人保释的人员多达数百， “出此义举，难能可感” 。国民政府最终决定对其不予起诉，免去了“卖国贼”之外的“汉奸”恶名。

曹汝霖晚年辗转于台湾、香港，以及日本、美国，于1966年去世。这一年， 90岁的曹汝霖刚刚出版了《一生之回忆录》，意图洗刷掉那“卖国贼”的标签。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作者：启风；编辑：李妍西西；校对：翟永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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