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树棠与清华大学图书馆的点滴

有这样一个人，用“不觉百年半，何曾一日闲”形容再合适不过。他从2l岁来到清华，来到清华学校图书馆，一直到73岁时才退休，他就是毕树棠。他是清华大学的“守望者” ，也是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守望者” ，他见证了清华大学图书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陪伴下，毕树棠走过了和平时期和烽火年代。毕树棠倾尽自己一生，让“守护”成为一种使命，也将自己的生命与清华大学图书馆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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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树棠， 1921年到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他边工作边自学外语，以英语为主，兼学法语、德语、拉丁语，新中国建立后又自学俄语，被清华师生誉为“活字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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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图书馆老馆

1921年秋，毕树棠经人介绍到了清华学校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最先做杂志管理工作。

图书馆是知识的海洋，图书馆管理员就是知识海洋里的领航员。毕树棠无愧于领航员这一称号。而想要做到这一点，没有相应的学识是不行的。毕树棠有一定的英语基础，清华学校图书馆又给毕树棠提供了极好的自学条件，使他可以边工作边自学外语。他以英语为主，兼学法语、德语、拉丁语，后又自学俄语。扎实而全面的外语功底更使得他在管理、翻译、推介外文书刊方面得心应手。他成为师生们难得的“活字典” 。除了图书馆专业知识之外，毕树棠还广泛涉猎各学科知识。在一所综合性大学里，他所提供的服务，既配合“教” ，也配合学” 。

毕树棠对清华图书馆的“守望”并未因抗战而间断。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毕树棠因家庭拖累未能随校南下，校方高层任命他为图书馆校产保管员之一。具体任命时间，按照毕树棠日记中的记载为1937年的8月31日。 “八月三十一日：接校务会议通知，委派做保管员。上午赴清华（时已迁居城内），被派任保管者共四十余人，常期留校，分区驻守。我负责东北区，办公处在图书馆。 ”日军很快占领了清华大学。 1939年春，日本陆军野战医院一五二病院进驻清华园，图书馆变成医院本部，馆中约三十万册书刊分别由伪北大、伪近代科学图书馆、伪新民会、日本军部取走。书库中一本存书不剩，设备亦荡然无存。

当日寇占据清华整个校园之后，由于断绝了来自清华大学留守处的补助费收入，毕树棠全家十三口人的生活顿时陷于极困之境，出任伪职的周作人邀毕树棠到伪教育部任职，他坚辞不就。为全家生计，他在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做过翻译、在天津《民国日报》担任过主笔。他也在中国、辅仁等大学或中学教过中文，也写书。 1940年3月，他的散文集《昼梦集》在上海出版。毕可松回忆说：父亲坚持不任伪职，到学校教书代课，翻译作品挣钱，全家十几口人靠父亲的一支笔维持生活。这期间，爷爷、小叔先后病故，可谓雪上加霜。 ”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当时的清华总部尚在云南。在北平留守保管校产的毕树棠受命先行着手恢复图书馆工作。当时任务繁杂：拆除日军在馆内添设之物，恢复图书馆原貌；从伪北大、伪新民会、日本军部及其他各处回收被掠图书；回收书架、目录柜、屉柜、书档等设备；接应回迁运来的书籍以及装卸、清点造册等杂务。当时人手极缺，有一度毕树棠同时负责庶务科和期刊股两科工作。结果只用一年， 1946年10月，图书馆便复员开馆。按照1947年《大公报》报道中的说法：“各部门开放，被称道最盛的是图书馆，复员后，遗失书籍收回大半。 ”这其中，毕树棠功不可没。 1949年，毕树棠成为首批中国作协会员。 1953年，因“历史”原因，他被降职到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资料室做管理员。在这个岗位上，他坚守了20年，直到1973年退休。 1979年毕树棠终获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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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凯风人文社科图书馆

事时久远，我们也只能从一些记录碎片中得到毕老守候清华图书馆的粗略轮廓：

陈寅恪：从1926年起到国学研究院讲学，他用的一些中外书籍和参考文献几乎全是清华图书馆所未入藏的，都得临时置备供应。为陈寅恪购置图书资料的有助教顾子刚和浦江清，也有毕树棠。

吴宓：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他与毕树棠来往密切，经常向毕树棠求助求教。上世纪30年代初，吴宓兼任《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他约请毕树棠为副刊撰写书评和外国文坛消息。

朱自清：清华著名教授，他竟对小自己两岁的毕树棠称“毕老” ，不难理解，称谓中有对人品、学识的尊重，也有对协助教学的感激。他还以清华文学院院长的名义，邀毕树棠到院主讲“小说选”课程。

梁思成：清华建筑系主任、建筑专家邀非建筑专家毕树棠翻译《建筑十书》。

吴良镛：中国两院院士，当时的清华建筑系主任要出国开会作报告，他请毕树棠帮他修改英文发稿。

俞平伯：学者曾邀毕树棠到中国大学国学系讲授“欧洲文艺思潮”课程。

或许我们可以再听一听当年学生以及其他人的回忆：

季羡林：在《温馨的回忆》一文中说：“我在校时，有一位馆员毕树棠老先生，胸罗万卷，对馆内藏书极为熟悉，听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学生们乐意同他谈天，看样子他也乐意同青年们侃大山，是一个极受尊敬和欢迎的人。 ”他后来又说：“1946年，我出国十多年以后，又回到北京，是在北京大学工作。我打听清华的人，据说毕老先生还健在，我十分兴奋，几次想到清华园去会一会老友，但都因事未果，后来听说他已故去，痛失同这位鲁殿灵光见面的机会，抱恨终天了。 ”

何炳棣：这位当时的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在回忆中，也对图书馆“令人难以相信的服务精神与效率”大加赞扬，他特别提到了“编目组主任毕树棠先生等工作的极度认真” 。

姜德明：作家、藏书家姜德明在回忆文章《毕树棠先生》一文中写道：“毕先生精通英文，早在三十五年前，我就见过收有他译作的名家短篇小说选《贼及其他》，他还翻译出版过马克·吐温的名著《密西西比河上》……当年清华的名教授都很礼遇这位图书馆的小职员，特别是陈寅恪、吴宓等学者常因学术上的事情请毕树棠来帮忙，甚至还常有外国学者来请他修改翻译作品。 ”

黄延复：黄延复在文章中说：“当年的清华图书馆，最能体现清华老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博大精神。她首先是一处‘藏龙卧虎’的地方。所谓‘藏龙卧虎’ ，是说不管你有多深的学问，多高的资历，在这里都会有你发挥才智的余地……毕树棠先生可作为典型例子。他来馆后，经过刻苦自修，很快便成为著名文学专家，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以及清华文学院的诸多著名教授，都是他经常过从的好友。由于他的文学造诣，他曾是解放初期清华园内的唯一一位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 ”

毕可松：毕树棠之子，提到“（父亲）每日八小时工作，月薪可有三十块大洋。业余时间读书写作、翻译投稿，结交学界名人、教授，如王国维、吴宓、陈寅恪、朱自清、俞平伯、浦江清等，清华图书馆给予他自学成才的好条件。他博览中外图书，撰写书刊介绍，报道文坛动态，翻译散文。 ”

作为图书馆人，图书推介是一项常规工作，而撰写书评是其主要手段。毕树棠到清华时，学校出版一种由吴文藻负责、吴景超等编辑的校内出版物《书报介绍副刊》，从第一期起就有毕树棠撰写的中外书报介绍，以后几乎每期都有他的这类文章发表。

除了书评他也写散文，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报刊都有发表。

有人说，毕树棠是“馆员模范” ，虽然五十多年的图书馆生涯，连个“副研究馆员”的职称也没评上过。他的模范，体现在他精到的专业水准，他广博的各科学识，他超常的外语能力等等，但最重要的是他对清华的爱，对图书馆的爱，对工作的爱，对人的爱。我们猜测，或许正是由于这种爱，让他用了大半生守望清华，并且再也不能与之话别离。

来源：图书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