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方共享——丝绸之路国家博物馆文物精品展”重磅来袭

提起丝绸之路，大多数人会马上联想到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中国通往西方的贸易通道，但实际上中国与欧亚大陆西部的连接从史前时代便开始了。黄牛、绵羊、小麦、铸铜技术等史前及青铜时代一些重要驯化物种、手工技术，都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对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贡献巨大。

何为“殊方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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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方”一词源自汉朝班固所著《西都域》，意为远方异域，唐朝诗人王维所作“人作殊方语，莺为旧国声”即本其义，而“殊方共享”则意在让世界人民共享人类文明之光。了解并走近丝绸之路，倡导丝路精神，并努力达到费孝通先生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是本次展览的出发点与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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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览用234件（套）来自13个国家级博物馆的文物，讲述13国的丝绸之路故事。

通过陆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包括中国在内的这13个国家的文化如何流动并相互影响？我们经常强调中国对他国文化的影响，那么其他国家又是如何通过丝绸之路影响中国文化？这些文物从哪些方面展示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广度与深度？相信通过参观这个展览，每位观众都能从中找到有趣的答案。

陆地丝绸之路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第一次用“丝绸之路”来命名横贯欧亚大陆的交通网络。而在这之前，这条绵亘几万里，延续数千年的丝绸之路早已成为“全球最著名的东西方宗教、艺术、语言和新技术交流的大动脉” 。

为了更好地展现陆地丝绸之路，本次展览有中国、俄罗斯联邦、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波兰、拉脱维亚共9个国家的国家博物馆参与其中，全方位体现璀璨的丝路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丝路文化第一期展览相比，尽管这次展出的中国文物占比有所下降，但依然能从中找到不少有趣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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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釉骆驼俑充分说明丝绸之路需经过大片沙漠，骆驼取代马成为最得力的交通工具，驮着丝绸、茶叶、唐三彩等物品从中国走向中亚，也把中国的文化传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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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望侯封泥中的“博望侯”说的不是别人，正是丝绸之路的“代言人”张骞。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张骞“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 ，跟随卫青出征并获得漠北战役的胜利。战后论功行赏，汉武帝封张骞为“博望侯” ，取“广博瞻望”之意。张骞更为人所知的壮举是他13年出使西域的经历，对汉帝国来说无疑是个令人振奋的地理大发现，司马迁盛赞张骞有“凿空”之功，绝无半点夸张。

俄罗斯联邦

在青铜时代，游牧文明勃兴，欧亚大陆西部出现了驯化马，紧接着战车也被发明出来。也正是在这片区域，金属、冶金加工工艺开始迅速扩散。俄罗斯的早期文明图尔宾诺文化因铸造精良的青铜武器而在这个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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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听到中国影响其他国家文化的例子，可对其他文化如何影响我们知之甚少，是时候来认识一下这件看似不起眼的“倒钩矛”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这件倒钩矛在中国境内出土，是当时非常典型的兵器代表，反映了图尔宾诺文化遗存的传播。有趣的是，传到中国后，古人并没有全盘接受，而是将图尔宾诺柳叶型倒钩矛改进成更宽的蕉叶型，并且将兵器转变成礼器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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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在丝绸之路中担当着重要角色。展厅中的带有丹尼斯·契切林盾徽的箱子是一个竹制的箱子，用于贮存制成茶砖的茶叶。有文献记载，光张家口一地每年送到沙俄境内的竹箱便有40多万箱，贸易量达到一万多吨。《恰克图条约》签订后，茶叶走进沙俄帝国平民百姓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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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子旁的古董花瓶形状的茶壶颜值颇高，有点像我们的饮水机，只需要把茶叶放进去，加入开水，扭动龙头，出来的便是沏好的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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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有不少观众会觉得喇叭形耳环与卡地亚的丁字手镯特别像！这对耳环来自由雅利安人创造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最让他们骄傲的成就大概是曾南下到印度流域，摧毁了印度河文明，开启雅利安文明，印度文明中的吠陀文化与种姓制度便与此相关。不仅于此，内蒙、青海、北京都曾发现这种早商时代喇叭形的青铜品，被认为是雅利安文化东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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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职长袍为18-19世纪沙俄东正教圣职人员在举行仪式时所穿，观众不难通过长袍的质地与图案判断其来自中国。在18世纪前，俄罗斯本土不产织品，所需要的布料基本从外国进口，不少专家认为这件漂亮的长袍正是在中国下的订单。

蒙古国

丝绸之路深刻影响了生活在蒙古的游牧民族，传统蒙古文字来源于古维吾尔语字母，而后者则是在粟特语的基础上形成。蒙古的考古学家们发现了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各种钱币，成为丝绸之路的另一重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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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也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比如乘驿令牌（复制品）便是它向世界献出的早期“护照” 。令牌上刻有波斯文、蒙古文、藏文，译为“此法令真实有效” 。在成吉思汗时期，曾仿效当时中原的驿传制度广设驿站，到了忽必烈时期，更是形成了以大都为中心的稠密交通网络，全国遍布1500多个驿站。在蒙元境内，陆上丝绸之路的东端可通过泉州、广州连接海上丝绸之路；再通过西亚的重要港口，与陆上丝绸之路的西端连接，形成海陆相连的贸易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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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枚铸造于6-8世纪的萨珊银币被认为不是为萨珊商人所有，而是由粟特商人从中亚带到蒙古地区，间接说明当时粟特所控制范围之广大。在今天来自新疆的文书里，能经常看到粟特商人经商的记载，鲜少有对萨珊波斯商的描述。实际上后者常在东南沿海一带经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挽回他们在陆上的损失。

哈萨克斯坦

丝绸之路穿越了今天哈萨克斯坦的领土。在古代和中世纪，塔拉兹、讹答剌、白水城和托希尔等城市是主要的贸易中心，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商人通过这些城市前往中亚以及俄罗斯和拜占庭。在这条路上各种货物川流不息，艺术和宗教也通过这条道路向各地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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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鍑一直是欧亚大草原上非常流行的器皿，从中国的黄河流域，到欧洲的多瑙河流域均有发现，且数量众多。展厅中的这件青铜鍑在哈萨克斯坦人的生活中通常作为炊煮器物和宗教祭祀中的礼器。青铜鍑口沿处的残留能推测有双耳，且为主流的高圈足，凸出的纹饰很可能模仿兽类的爪与蹄，与草原文化有莫大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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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人”服饰和武器的原件出土于哈萨克斯坦的伊赛克墓地，墓主人很可能是曾活跃在草原上的斯基泰人。斯基泰人被认为很早就驯化了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是最早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商人，他们曾一度垄断中亚奴隶与丝绸的贸易，还曾带着希腊人来到中国的准噶尔盆地，并将丝绸带到欧洲。 “金人”上的金片从侧面反映斯基泰人缺少铁器和银器，但善于制作黄金器物的特点，他们所制作的金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风靡整个亚欧大陆，并创造了“野兽风格” 。来参观展览时，不仿从“金人”身上找到鹿、马、老虎、羊、鹰等动物的造型。给个小提示，金人项圈上的首端非常容易忽略，其实是虎头的造型，衣服上的鹿形格里芬大概也会让观众惊讶不已。

塔吉克斯坦

唐朝的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曾详细描述塔吉克人的祖先——粟特人的语言、传统和习俗。粟特人生活的区域是在中亚的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的泽拉夫尚河流域。在早期历史中，他们几乎从来没有独立过，先是被波斯人统治，后在亚历山大东征后臣服于希腊人，之后相继被康居的建立者斯基泰人、突厥人统治，到了我们的魏晋隋唐时期才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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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标示“粟特语铭文”的器物出土于片治肯特，后者被称为“粟特之城” ，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在这里曾发现印度教中湿婆神的雕像，雕刻母狼故事的罗马金币，以及与敦煌地区风格相似的壁画。器物上的铭文中三次出现同一个名字，即祆教的战神乌鲁斯拉格纳，祆教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拜火教，而乌鲁斯拉格纳则是荣耀和王权的象征，推测当时拥有这件器物的人，想必是以战神自居，希望获得力量，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另外一个有趣的知识点是，祆教中代表光明的神叫“阿胡拉·马自达” ，马自达汽车的名字正是来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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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铭文碗的出土地为沙赫里萨布兹，为全球史上最天才的6位军事家之一帖木儿的出生地。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通常各有一个冬宫与夏宫。在帖木尔帝国建立以后，这里曾被当作夏天的都城。 2000年，沙赫里萨布兹历史中心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作为黑海和多瑙河盆地的一部分，自史前时代直到中世纪，都是连接中亚、南亚和西亚与欧洲、地中海的陆路和海路门户。

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斯基泰部落——一个规模巨大的、使用伊朗语的游牧族群联合体，定居在从蒙古到多瑙河下游之间的欧亚草原。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另一个说伊朗语的游牧民族——萨尔马提亚人占据了从中亚西部到多瑙河下游地区。目前所知，正是他们的四处传播，才将包括汉代的玉剑具、特殊的铜镜、武器在内的中国物品带到了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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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贮器皿被认为是受到东方文化影响而制作出来的器物，上面有诸多漏空部分，实际上是之前镶嵌的宝石掉落的缘故。这件“存贮器皿”出土于罗马尼亚的彼得罗阿塞莱窑藏，这一窑藏身世坎坷，曾被盗墓者盗掘，且出土文物曾遭遇火灾，因此器物上的黑色部分并非褪色，而是被火烧过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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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列在展厅一侧的书本《写给大众的地理学》，是目前在罗马尼亚境内最早出版的地理书籍。作者是一位法国地理学家，写完后经过传教士的翻译，在罗马尼亚大主教的资助下得以在罗马尼亚出版。最能引起中国观众兴趣的莫过于书中有一章节简短描述了中国的历史、气候与社会状况，并提到当时几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如北京和南京，从中反映了西方人对东方的好奇与探索。

斯洛文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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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中华第一笛”的贾湖骨笛来自八千多年前，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古老的乐器。区别于用鹤的腿骨制成的贾湖骨笛，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骨笛是用成年熊的大腿骨制作而成，是尼安德特人艺术和情感表达的物证，从而说明古代人类在斯洛文尼亚生活了6万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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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斯洛文尼亚的主要部分在奥匈帝国统治下，当时的人们受到欧洲西北部国家时尚和标准的影响。这一时期最好的例子是展厅中的卡尔大公的王座。 1564年，卡尔大公到哥哥斐迪南一世赐予他的土地上接受臣民的臣服，这座王座正是卡尔大公来访时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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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布尔耶青铜剑已有3600年的历史，完全由手工制作而成，是唯一一把连剑柄都为青铜材质的剑。斯洛文尼亚人将其与技术革新联系在一起，认为它革命性地改变了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战争模式。有趣的是，这把剑是在一处城堡的泉水中发现的。在欧洲地区，不少地方都曾在泉水中发现青铜器，青铜剑居多，被认为是出于净化的考虑或作为感恩仪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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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厅中的古罗马玻璃器讲述了丝绸之路上玻璃器的历史。最早的玻璃制作是模制，十分复杂麻烦。中亚地区最早出现了吹制技法，在屋大维统治时期，吹制技法基本上替代了模制法，成为玻璃制作的最主要方式，并使最初只有上层阶级才能享用的玻璃器皿开始在平民百姓中普及开来。

波兰

波兰展厅里的展品最能体现各个国家因为丝绸之路跟中国发生的联结，以及欧洲艺术家们对中国元素的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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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洲建筑风格迥异的中式建筑，曾引起波兰贵族的极大兴趣，尤其是在18?19世纪，波兰的王公贵族在其居所周围建造了许多中国风格楼阁，许多绘画和版画都描绘了隐秘在树林背后的东方建筑，甚至将中国的文字当作图样展现在门楣上，《中式凉亭设计图》、《维拉诺夫公园里的中式凉亭》出色地体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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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蓝抱月瓶讲述了掐丝珐琅在丝绸之路上的特殊角色。掐丝珐琅对于中国来说属于舶来品，最早在迈锡尼文明的手饰耳环中发现这一工艺的存在。掐丝珐琅工艺于12-13世纪传入中国，并在明代皇帝朱祁钰在位时达到高峰，因此就把他统治期间的年号“景泰”和最常见的颜色蓝色合并成这一工艺的名字“景泰蓝” 。景泰蓝在17世纪由荷兰商人带到欧洲，一开始并没引起很大的反响；到了20世纪，景泰蓝在万国博览会、世界博览会上惊艳亮相，在欧洲引起轰动，自此被看作最具中国民族特色的器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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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故事纹瓷盘和三足纹章瓷盘很能体现中国工匠是如何制作出适应西方主题的器物。 “人物故事纹瓷盘”描述的是耶稣诞生的故事， 17-18世纪，随着传教士的到来，中国的制瓷工匠受到启发，通过改变主题以迎合西方人的喜好。纹章瓷盘一直到16世纪才出现，中国工匠通过欧洲人带来的工艺品与绘画作品，直接仿制器物上的纹样，进而制成当时广受欧洲贵族欢迎的纹章瓷器。

拉脱维亚共和国

作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拉脱维亚可以说是丝绸之路的终点之一。

德化窑是中国古代外销瓷中的三大窑口，始于宋代，明代后得到巨大发展，并以白瓷塑佛像闻名，德化窑白瓷神像与德化窑白瓷观音像是德化窑的代表作。另外，德化窑还启发与引导了欧洲的瓷器生产，德国著名的迈森制瓷厂最初正是仿造德化窑，进而走上欧洲本土的制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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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陆地丝绸之路的展品中有不少克拉克瓷器，拉脱维亚也展出了一件克拉克瓷碗。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 ，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因不明瓷器产地，欧洲人便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 。瓷碗可见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痕迹，描绘的纹饰绝大部分是中式人物与风景，但又兼有郁金香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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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厅中一只来自唐代的单把杯，是迄今为止在拉脱维亚境内发现的唯一一件中国文物。这只中国杯子可能是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亚，从那里到达保加利亚的伏尔加，再经斯堪的纳维亚商人转手抵达波罗的海沿岸，它辗转来到拉脱维亚的故事恰好说明了丝绸之路的伟大历史。

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进行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航行路线。 1913年，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首次提出了这个概念。

被日本史学家宫崎市定称作“南大道”的海上丝绸之路由两段组成。从中国的广州、泉州出发，北向连接日本、朝鲜半岛，南向沿东南亚穿越马六甲海峡抵达斯里兰卡，被称为东段；从斯里兰卡沿印度东海岸北上，抵达波斯湾或红海，被称作西段。西段海上丝绸之路还有一条分支，可以抵达非洲东海岸。

陶瓷易碎且沉，陆上运输易造成损坏，故大部分陶瓷外销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完成。除了陶瓷以外，沿线的主要贸易物资还有香料，故这条海上交通线又称作“海上陶瓷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 。

阿曼苏丹

阿曼苏丹又称“乳香之国” 。乳香在古代深受欢迎，古埃及人在制作木乃伊时会把乳香、松香等混合物用于尸体的防腐，三大宗教均用到乳香，故形成了一条环绕阿拉伯半岛的乳香之路。

阿曼和中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唐朝，当时阿曼著名的港口城市索哈尔被称为“通往中国的大门” 。直到如今，我们仍能在阿曼沿海的港口城市中发现不少来自德化、景德镇的瓷器，说明中国在宋元明清时期一直与阿曼保持往来。在造访过阿曼的中国人里，最有名的非郑和莫属。他作为司令官， 1413-1415年带领中国舰队在阿曼的马斯喀特和佐法尔停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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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罐枝牡丹纹罐被断代为元代，是为数不多的元青花之一。目前为止从海内外出土的情况来看，当时元青花的产量并不大，但在海陆沿线均能找到踪迹。元代的青花瓷带着强烈的伊斯兰风格，据此推测，当时的元青花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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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班式”梨形罐是产量巨大的外销瓷，其用途十分广泛，印度商人会拿它装恒河圣水，中国商人则会用其贮存食物，在菲律宾这种梨形罐曾一度用作显赫人士的棺材。展厅中的这件梨形罐是光绪皇帝送给阿曼苏丹的礼物，当时存放着中国酱料，酱料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兴趣，反倒是这个梨形罐一直存放于阿曼苏丹的皇宫中，还一度因为庞大的体积成为小孩捉迷藏的好去处。

柬埔寨王国

古代柬埔寨主要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分别是印度和中国文化。据说，柬埔寨和中国的交流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据记载，古代的扶南在公元285、286、287和357年向中国派遣了朝贡使团。 “中国”一词也出现在前吴哥时期的铭文中。元朝时，曾派使者周达观到柬埔寨的古国真腊驻扎一年，后来留下一本《真腊风土记》，直到今天依旧是我们了解东南亚历史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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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味佛像反映了印度对柬埔寨文化的影响。这尊佛教造像制作于公元6世纪，带有明显的印度笈多王朝造像风格，实际上是当时整个东南亚地区都经历过印度化过程的缩影，而印度化的途径往往正是通过海陆贸易圈实现文化交流与输出。公元4世纪末，当时的扶南国王本身就是一位来自印度的婆罗门，他执政期间柬埔寨达到印度化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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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厅中有两件铜鼓，一件属于中国，另一件属于柬埔寨，乍看非常相像。铜鼓最早在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盛行，在春秋时期向东向北传播至广西、贵州、四川等地，向南到达东南亚各国。今天东南亚大部分国家都出土了铜鼓，其用途也从单纯的打击乐器发展成为地位与财富的象征。左侧铜鼓的表面有青蛙雕像，说明它属于粤系风格，但从大小来看，则更偏滇系，因此是少见的滇系与粤系的结合体。

日本国

日本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开始于5世纪，考古学研究则可以追溯到5万年前。 3至7世纪的古坟时代，日本开启了与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交流。飞鸟时代的日本出现了集权国家，扩大了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引进了大乘佛教和儒家思想。在属于这一时期的众多考古遗址中，人们发现了大量来自中国的铜镜、武器。奈良时代，日本仿照唐长安城建造了都城奈良；直到平安时代，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达到极致，佛教从众多宗教中脱颖而出，成为日本主流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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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厅中看似不起眼的建窑天目碗体现了斗茶之风以及中国对日本在器物制作上的影响。建窑以产黑瓷著称，唐代始创烧。北宋末期到南宋时期，由于斗茶的特殊需要，建窑烧制了供宫廷用的黑盏，宋徽宗曾盛赞建窑出的茶盏“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 。这种瓷器在日本被称为“天目釉” ，唐宋时期不少日本留学僧人大多在浙江天目山的寺院中求学，返回日本时会把寺院中的茶盏带走，故名之。斗茶之风传到日本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建窑黑釉瓷器的盛行，当时的武士集团甚至会为一个茶盏大打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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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3年，喜三右卫门将从中国人周辰官那儿学到的彩绘技巧制成日本第一件彩绘瓷器。 1644年，他将盛柿子用的彩绘瓷器献给藩王，得到嘉许并正式赐名“柿右卫门“ 。柿右卫门逐渐成为日本赤绘瓷的代名词，并被视为国宝。 17世纪晚期，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早把柿右卫门瓷引入欧洲，因绚丽多彩的视觉优势很快广受欢迎，至此日本外销瓷进入辉煌时代。展厅中的这件柿右卫门彩绘瓷瓶便被认为是朝鲜的制瓷工艺、中国的装饰技法与日本的审美趣味相结合的代表。

大韩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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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朝鲜半岛接壤，因此朝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媒介，并对朝鲜半岛的贸易起着重要影响。展厅中的三彩三足罐为常见的唐三彩，但又罕见地带着银盖，被认为是某位新罗贵族的骨灰盒。这件文物一方面体现中国生产的唐三彩在新罗贵族的生活中担负着重要角色，另一方面体现了当时土葬并非普及，大多还是采用火葬的方式，恰恰体现了佛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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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厅中的玻璃杯再次呈现丝绸之路的魅力。这件出土于金铃冢的玻璃杯并非在新罗制作，而是在西亚制作后经草原之路或丝绸之路流传至新罗。整件器物通体浅绿色，厚度较薄，内部有多个气泡，口沿向外敞开。杯子表面有两条圆点线，蓝色圆点有所突起，与底色形成对比，俗称“斑点杯” ，一来起到装饰效果，二来还能防止拿杯时滑落。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上丝绸之路萌芽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兴于唐宋，转变于明清，是已知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分为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条线路，其中主要以南海为中心。中国境内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广州、泉州、宁波三个主港和其他支线港。

16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早期全球化时代的纽带，中国也在新的全球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陶瓷、丝织品为主体的大宗商品从中国绕行非洲，直接运往欧洲，而欧洲的白银则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大量资本的积累，造成明清时期的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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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一家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的一块黑色大礁岩旁发现了一艘唐朝时期的沉船，将其命名为“BatuHitam” ，中文意译为“黑石”号。这艘船为阿拉伯船，装载着由东南亚运往西亚、北非的中国货物，仅中国瓷器就达到67000多件，长沙窑的瓷器更占绝对主力。展厅中有几件长沙窑瓷器，极好地体现了唐代瓷器的风采。长沙窑始于初唐，兴盛于中晚唐，终于五代。长沙窑瓷器的出现，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也是中国釉下彩绘的第一个里程碑，对之后不少铜红釉产品的问世起到奠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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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一号”则是南宋初期一艘在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送瓷器时失事沉没的古船，同时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展厅中的龙泉窑菊瓣纹盘、德化窑青白釉印花棱执壶等器物正是出土于南海一号， “龙泉”、“德化”、“景德”这些词汇正是典型外销瓷的组合，而产自这些地方的外销瓷也为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

展览信息

展厅：中国国家博物馆南7展厅、南8展厅

展期：2019年4月11日至2019年7月14日

票价：50元，无优惠措施

温馨提示

国家博物馆自2019年4月起，实行每天3万人的预约限流，建议提前在国博官网预约。网络预约成功后，携带身份证，直接从国博北门西侧入口安检入馆即可，可省去不少时间，免去排队等待入馆的麻烦。

注：本文转自慧婷发表在“穷游锦囊”的同名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