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官员工资很低吗？是的，但他们养妾听戏，花天酒地

在封建时代，中国人深受儒家思想浸染，当官成了每个中国人心里根深蒂固的愿望。当官不仅意味着社会地位的跃升，还能拿到优厚的俸禄和其他各色收入，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那种高人一等，呼幺喝六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所以对中国人来说，天下第一等好事，无非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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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小说《官场现形记》中有一个人物叫王二麻子，他在社会上混迹半辈子后得出来一个结论：“统天底下的买卖，只有做官利钱顶好!”可以说这代表了那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人生观。

做官的一项主要好处就是有俸禄，有了俸禄，就不用辛苦劳作了，还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这种好事，对普通百姓来说好比进了天堂。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官员俸禄，虽有多寡厚薄，但总的来说都十分丰厚，对普通百姓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

唐宋两朝的官员俸禄以优厚著称。白居易生活的时代，早已过了盛唐，唐朝的国力已经凋敝，然而，官员待遇仍十分丰厚。

白居易早年出道时，获得了一个户曹这样低级官职，他很高兴，写了一首《初除户曹，喜而言志》做纪念，其中写到：“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 ”

白居易说他工资有四五万文和二百石粮食，四五万文钱相当于四五十两白银，白居易那个时代一两白银相当于现在2000左右的人民币，五十两白银就是10万人民币；唐朝一石等于现在108斤，二百石就是2万多斤粮食。

到了白居易晚年的太和七年，他又被授为太子宾客分司，这是一个三品的高级官职，白居易又很高兴，于是又写了《再授宾客分司》，其中写到：“俸钱七八万，给受无虚月。分命在东司，又不劳朝谒。 ”可见他的俸禄已经差不多翻了一倍，而且工作非常清闲，所以在唐朝做官，真是很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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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官奉更是丰厚，宋朝时工资是用“贯”来计算的， 1贯钱就是1两银子或者1000文钱，其中一文钱相当于现在的8毛，所以一贯钱就相当于800元。宋朝的高级的官员，每个月可以拿到的俸禄是四百贯钱，也就是相当于每个月可以拿到32万人民币，而这还不是全部，其他各种补贴甚至比俸禄还多，比如餐饮补贴、燃料补贴、保姆补贴等等。像宰相或枢密使一级的官员，月收入都是超百万人民币的，其生活之优裕可想而知。

与唐宋相比，明清的官俸就显得微薄了，在人们的印象里，明清两朝的清官们，生活都是十分清贫的，平日里只能粗茶淡饭度日，比如海瑞，因为给母亲祝寿而买了两斤肉，结果居然震惊了朝野。

那么事实果真是这样吗？其实，除了海瑞这种千年难遇，特立独行的人，其他官员的生活绝没有如此不堪。

清朝名义上官俸很低，一个七品知县的年奉只有45两白银，合人民币4500元。这点钱养活自己都很困难，遑论官员还有一大家子人。

可是清朝官员并不是仅靠俸禄生活的，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俸禄以外，那点俸禄还不如他们实际收入的零头，只能算几个钢镚而已。

晚清时，有一个叫李慈铭的官员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叫《越缦堂日记》，其中也记录了他家的日常收支情况。

光绪十三年，李慈铭获授户部郎中一职。清朝时的堂官都设满汉两席，满人为正，汉人为副，实权在满人手里，所以李慈铭并无实权，只是落了个闲职。因为清闲，他平时不去衙门，只是年终考核时去应付一下。

日记显示，李慈铭的年奉是135两白银和1200斤小米。这些钱约合人民币13500元，月均仅1000元左右，以如今的标准来看，根本养不活一家子人。可是日记又反映出他年支出2000多两白银，合人民币20多万元，这么多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原来李慈铭在俸禄外，还有礼品、束修、印结、馈赠四项收入。礼品主要是下属友人赠送的茶叶、烟草、果品、地方土特产等实物；束修是他在书院学堂讲学的兼职收入；清代时，地方人等到京城各大衙门办事，要请担任京官的同乡证明其出具的材料属实，为此需要这位同乡出一份盖了章的保结文书，称为印结，这样可以得到一笔钱，称为印结银。这笔钱由衙门统筹，每月分发给官员们。按惯例，地方官进京时要给京官送钱物，冬季称为碳敬，夏季称为冰敬，其他季节称别敬，这就是馈赠。李慈铭的日记显示，这四项收入达2861.2两白银，收到的实物还不算在内，而他的俸禄只有这四项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有了这些钱，李慈铭在京城租了大宅院，纳了小妾，平日的生活就是宴饮听戏，好不逍遥，而他还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中级官僚，一个平时班都不用上的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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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对于高级官员，除俸禄外，还有其他补贴。晚清时，侍郎一级的官员，虽然基本工资只有200多两白银，可是仅“饭补” ，也就是误餐费一项就有两三万两之多，合人民币两三百万，可见其收入之高。

由于地方官员缺少京官那种捞钱的便利，朝廷为了避免他们搜刮当地，就在俸禄以外，另外发放“养廉银” ，目的是高薪养廉。 “养廉银”高达俸禄的百倍甚至数百倍。比如总督的奉银不过180两，可是“养廉银”多达15000两，有些甚至达30000两。即使一个七品知县，他的俸禄加“养廉银”也比同品级的京官俸禄高八倍。

清代物价水平远低于如今，当时一户百姓家庭如果能年入几十两白银，就是非常殷实的人家了，官员的巨额收入对他们来说就是天文数字。其实在清朝的消费水平下，官员仅凭基本俸禄就能过上很好的生活，可是官员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追求鲜衣怒马、妻妾成群的奢华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如果不是这样，做官还有什么意义呢？

比如那位李慈铭郎中，他住着豪宅、养着姬妾、雇着佣人，可是从他的日记中反映出，他家一年的基本生活用度不过200多两。然而他的实际花费却超过2000两，可见他把大量钱财用于其他奢靡享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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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不仅官员们可以用各种方式得到灰色收入，即使是没有正式官职的吏员，也就是衙门雇佣的临时工，也能利用职务之便捞到大笔好处，而朝廷对此也持默认态度。雍正年间发生的一件事颇能反映当时的官场生态和官吏们的价值取向。

据李岳瑞所著的《春冰室野乘》记载，雍正六年元宵节，政府照例放假过节，官员们都回家团圆赏灯去了，只留一些“临时工”值宿。到了晚上，那些“临时工”们也都跑到街上去看灯了，只有一位姓蓝的供事一人留守岗位，无聊之际，他便独酌解闷。

当夜，雍正帝微服私访至此，见蓝供事独守岗位，便询问其他人去哪儿了，蓝供事以为对方是巡查官员，就如实回答了。雍正又问了些工作上的事，然后又问蓝供事为什么没有和同僚一起去游玩赏灯?他回答说：“内阁是朝廷最重要的部门，不能一刻无人。倘若一时的疏忽而出了问题，那责任可就大了。 ”雍正听了很欣慰，便与他对饮了几杯，还问他有什么要求。蓝供事已经有点微醺，于是酒后吐真言，说出了自己心中的小目标，他说：“将来当差期满，只希望朝廷能委派一个小小的官职，也算是不枉此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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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又问他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小官，蓝供事说：“如果能外放到广东河泊所做个执事就再好不过了！”“这是为什么呢？”雍正问，蓝供事说：“因为河泊所靠近大海，熟话说靠海吃海，那里过往的船只多，在那里当官可以得到许多馈送。 ”雍正略一沉吟，然后微笑着说：“如此，你就不怕贪赃枉法？”蓝供事连忙正色说：“这个肯定不敢，顶多收一些渔获，值钱的东西是断断不敢收的！”雍正听了哈哈一笑，与蓝供事又饮了几杯酒，就告辞离开了。

次日上朝，雍正皇帝问大臣们说：“广东河泊所有官缺吗？” 。大臣们满腹狐疑，因为广东河泊所是个征收渔税的机构，虽是个肥缺，但主官只是个九品职位，皇帝怎么会突然关注这个小衙门呢？正当他们揣摩皇帝提问的意图时，吏部尚书回奏说那里有空缺。雍正皇帝又说：“内阁蓝供事勤于公事，忠于职守，可以补授这个缺。 ”

得到意外任命的蓝供事正在万分错愕间，前来宣读任命的太监又向他传了一道皇帝的口谕：“想吃鱼应该自己下河去捞，不得占渔民的便宜!”这下蓝供事恍然大悟，原来昨天晚上与他对饮的官员竟是当朝皇帝!蓝供事一边庆幸自己当时没有出格悖论，一边感恩于皇帝的恩德，百感交集之下，口莫能言，只是涕泪横流磕头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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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以吏治严酷、铁腕反贪著称，可是他对官吏们的假公济私行为居然也如此容忍，着实出人意料。可见即使冷酷刚硬如雍正帝，也深知当时官场的贪腐已呈常态，根本无法杜绝，为了朝政正常运转，也只能适度放任。

如果说，蓝供事只是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工作之余顺手谋点私利，那么晚清时的小吏就十分嚣张了，他们甚至敢利用自己掌握的环节勒索官员，甚至连封疆大吏也要让他们三分。李鸿章作为位高权重的朝廷重臣，就遭到过小吏的勒索，可他非但没有发作，还乖乖地认了。

据《李鸿章全集》记载，李鸿章担任淮军统帅时，每年的军费报销数额达白银3000万两之巨。可是他去办理报销时，户部的承办书吏竟向他索要“部费” ，理由是为了“多添书手，日夜迅办” ，这样才能提高效率速办速结，否则， “仅就本有之人，三数年不得了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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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统军作战，军情火急，如果军费不到位，军饷不能发放，军械无法采购，如何能打仗，片刻都不能耽误的事又怎能等上几年?误了军机，吃了败仗，他这位统帅可是要被朝廷处以军法的。情急之下，李鸿章也只能放下身段与书吏们协商。原本书吏要索取回扣一厘三毫，即报销一百两得一两三钱，以3000万两的报销额度计算，回扣是约40万两，合人民币4000万元。经过反复讨价还价，最后给了8万两。

一个小小的书吏，竟然敢在事关存亡的军国大事上勒索封疆大吏，如今想来匪夷所思，可当时真就发生了，可见那时官场腐败到何种程度。在那种氛围下，真可谓洪洞县里无好人了，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只要是个官想不发财都难，最终苦了百姓。像海瑞那样弄得如此清贫，想来是拒绝了所有俸禄以外的灰色收入，而他又有一大家子要养；为了办公，他还要雇佣师爷和书手，这些钱都要从他自己的俸禄中出，如此一来，日子自然清苦，在当时的官场环境中，除了他海刚峰，还有谁能如此自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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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封建官场的贪腐从未被真正杜绝。严刑峻法未能吓阻官员们铤而走险，高薪养廉只是反衬了人性的欲壑难填。要彻底改善官场风气，不能依靠人治和自律，必须健全和完善监管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将官员的行为暴露在阳光下，接受群众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