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那些“例外”的亡国之君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的无情总是令人扼腕长叹，一提起“亡国之君”一幕幕悲惨血腥的画面总会浮现眼前。在历史上，王朝的悲剧也即意味着个人的悲剧，身死国灭看上去是天定的宿命。然而，历史上总有例外，有些亡国之君的人生归宿和命运却值得记上一笔……

最安享晚年的亡国之君：覆巢之下也有完卵？

破巢之下几完卵？亡国之君多悲惨。相比之下，汉献帝刘协，既享受天伦还造福一方；末代皇帝溥仪做了共和国的公民，自食其力，真正获得了自己的人格；蜀后主刘禅，大智若愚，不但成为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也保全了蜀中百姓。他们，可以算的上是亡国之君中结局最好的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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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局最好的亡国之君：造福一方百姓，还有时间玩户外

汉献帝刘协不仅享受天伦，寿终正寝，死后以天子规格和礼仪下葬，而且他在有生之年还广施仁政，悬壶济世，造福一方，为民传颂，堪称中国历史上结局最好的亡国皇帝。当皇帝，刘协无法施展个人才华；当山阳公，刘协却可以一展身手。经过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山阳人民安居乐业，百业兴旺。空闲时，刘协喜欢到浊鹿城北的小山上登高远眺。盛夏季节，他常到国北的百家岩游玩，一边纳凉，一边观赏吼声如雷、喷珠溅玉的天门瀑布，在那里留下了“避暑台”的遗迹，现在该处尚有宋人石刻“汉献帝避暑台”六个大字。

曹魏青龙二年(234)三月，刘协病逝，享年五十四岁。魏明帝曹睿闻讯后， “素服发哀，遣使持节典护丧事……追谥山阳公曰孝献皇帝，册赠玺绂……车旗服章丧葬礼仪，一如汉氏故事” ，紧接着又宣布大赦天下。八月，刘协被安葬于山阳国，陵曰禅陵，置园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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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末代皇帝到共和国公民：后半生活得更有人格

(李淑贤口述)有人以为溥仪在宫中时，吃饭有御膳房伺候，每餐一百多样菜，当了公民以后也总比别人要讲究些吧？其实不然，他很随便，也很俭朴。结婚初期我家不起伙，溥仪和我都在本单位食堂吃。直到1963年6月搬到东观音寺以后，才逐渐添置一些锅碗瓢盆，每逢星期天自己动手在家里做。两人吃饭往往总要剩一点儿，溥仪不许扔掉，下顿总是抢着吃剩饭，还不让我吃：“你胃口不好，我胃口比你好。 ”他说，粮食是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一粒粒麦子积起来，实在不容易。

溥仪喜欢吃西餐，我们有时到莫斯科餐厅或东安市场内的和平餐厅吃一、两次西餐。每次他都征得我同意后才去。去了也不浪费，两人吃一顿饭不过花三四元钱而已。至于住的地方，溥仪一点儿也不挑剔，我们婚后就在溥仪的独身宿舍内临时安家，有一间卧室，一间客厅。有一次，我和溥仪一起到政协秘书处连以农处长家闲坐，连处长说：“你结婚了，现在住的房子太小，一定不习惯吧？”溥仪说：“我觉得还很不错嘛！”他讲，宫里的房子很多很大，但天地狭小；现在的房子虽小，却天地广阔，因为是两个世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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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千年误读的蜀后主：不是扶不起的阿斗，而是大智若愚的高手

蜀后主刘禅是三国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公元263年，蜀汉为曹魏所灭，刘禅投降曹魏，被封为安乐公，居住与洛阳城。晋武帝泰始六年（271年）病死，享年65岁，刘禅帝位稳定四十年有余，降后客居他处也能颐享天年，这要得益于他那种大智若愚的处事风格，也让当代史学家们纷纷改变了原有 “扶不起的阿斗” 的看法。

司马昭问他想不想蜀地本来就是试探他有没有野心，刘禅用一句“此间乐，不思蜀”轻轻遮过。倘若当时刘禅真的回答“先人坟墓，远在蜀地，我没有一天不想念啊” ，等待他的不是毒酒就是白绫。说他顺势而为，以一身之荣辱，一家之成败，换得全国之完璧，也不是毫无根据。这从史学家王隐在《蜀记》中讲，刘禅之所以宁背骂名而不作辩解，乃“全国为上之策”的评语中得到佐证，更可以从日后蜀国百姓的怀念中得到佐证。偏居巴蜀一隅的险地，而能执政四十一年，成为整个三国时期在位最长的皇帝，倘若没有过人之处，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最才高命薄的亡国之君：皇帝里的“文艺青年”

还有几位，绝对算得上是古代亡国之君里的另类，他们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多愁善感，擅长吟诗作对，他们既是文艺青年，又显然是高富帅，不过他们的人生悲剧就在于生在了帝王家，而且还是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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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元帝萧绎：读书读到眼睛失明

萧绎（508-554年）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子，小名叫七符，于承圣元年（552年）在江陵即位，史称梁元帝。然而仅仅两年，江陵城就被西魏攻破，萧绎兵败出降。元帝出降后，先被幽囚，然后就被侄子萧詧派人用土囊给压死了，终年47岁。萧绎生长在一个文学氛围浓厚的家族，其父萧衍、长兄萧统、三哥萧纲都是梁代有名的文学家。萧绎自幼“聪明俊朗，天才英发，出言为论，音响若钟” 。由于幼年读书勤苦，致使他的一只眼睛失明，因此还被徐贵妃用“半面妆”加以嘲弄。但萧绎仍旧好学不辍，他身边常置侍从多人，轮番读书，昼夜为常，于是博通典籍。萧绎还工书善画，他曾自画孔子像，自作画赞而自书之， “时人谓之三绝” 。萧绎还喜好收藏图书，不停地收集抄写，后来又得到王僧辩从建康运来的图书八万多卷，秘府藏书达十多万卷。但令人痛心的是，在江陵城即将被攻破之际，萧绎竟然“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 。把这些历年积攒的珍贵书画付之一炬，与他的小王朝一同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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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后主陈叔宝：拍马屁也能拍出壮阔气象

陈后主（553-604年），名叔宝，字元秀，小名叫黄奴，他是陈宣帝的长子。太建十四年（582年），而立之年的陈叔宝成为陈朝最后一位国君。由于陈后主自幼“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 ，所以在他即位前后，一直是“荒于酒色，不恤政事” 。陈后主虽然是个治国无能的亡国之君，但在文学艺术方面还是颇有造诣的。他在诗歌创作上的确有值得后人称道的成绩，除那首被视为亡国之音的《玉树后庭花》之外，他还写过征人思妇题材的作品，其诗风格以艳丽为主，写景抒情时有佳句。再如他跟隋文帝登洛阳芒山所赋诗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 ”虽属歌德派的颂圣之作，但其中却也不乏壮阔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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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后主李煜：在“围城”中作词，未就而城破

要说亡国之君多才艺，五代的南唐后主李煜更是一位典型人物。李煜（937-978年），重光，他是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个儿子。本来按照封建帝室的继承制度，他是无缘登上皇帝宝座的，依他的自身意愿和天赋才能，他也只希望做一个舞文弄墨的风流才子。李璟就是一位有名的词人，李煜继承了其父的风范，文人习气和贵族风格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展现。他通晓音律，擅长词章，又工书善画，还是著名的艺术品收藏家。尤其是他的词作，更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价值，历来广为传诵。据宋人的《西清诗话》记载，当北宋大军压境之际，李煜“在围城中，作《临江仙》词，未就而城破” 。宋太祖得知此事后曾对群臣说：“李煜若以作诗功夫治国家，岂为吾所俘也。 ”

最颠沛流离的亡国之君：远走他乡不代表自由

对这几位来说，亡国并不意味着灾难的结束，而是痛苦的开始，他们甘当亡国奴，苟延残喘苦度余生的代价，就是被迫千里远徙，居无定所，最终客死异乡化作孤魂，他们的后半生只能望着天边飘过的故乡的云，追忆那似水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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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晋出帝石重贵：不愿称臣傀儡皇帝被俘

石重贵从叔父石敬瑭手中继承皇位后，对宗主国大辽不很恭敬，不想进贡不愿称臣，辽太宗耶律德光盛怒之下派大军灭了这个傀儡国，将石重贵一家押往辽宁腹地。辽太宗对石重贵一家还算客气，在建州（今朝阳地区）一带给石重贵封了块地，让石重贵一家自耕自种，史称“躬耕自养” 。不过石重贵只在朝阳住了一年多，就被迁往辽阳，最后病死辽阳，葬于开原。

辽太宗还算善待石重贵，但他的手下对这位亡国皇帝却很不待见。在朝阳居住期间，辽述律王子强娶石重贵的宠姬赵氏、聂氏，石重贵眼见老婆被夺悲愤不已却敢怒不敢言。到辽阳后，辽永康王之妻兄看上了石重贵的幼女，欲娶为姬妾，但此女年幼，石重贵婉言谢绝这桩婚事，怎奈寄人篱下身不由己，不几日，永康王就派人将石重贵幼女强行夺走，石重贵与爱女洒泪痛别羞愤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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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徽钦二帝：历史上最早的“北漂族”

与石重贵的凄惨遭遇比，北宋的徽钦二帝被俘后在辽宁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金太宗吴乞买灭了北宋后，下诏废宋徽、钦二帝，贬为庶人。金朝大将宗翰、宗望押解徽钦二帝及王族、宫女3000余人北归，这“靖康之耻”竟被北宋文人美化为“二帝北狩” 。

刘兰芳讲《岳飞传》，说到徽钦二帝在辽宁昌图八面城“坐井观天”的故事。为防二帝逃走，金兵对徽钦二帝严监深禁，将他们放到城内一枯井中。夏天，井中空气流通不畅，徽钦二帝遍体流汗、几近窒息；冬日，井中阴暗湿冷，这对落难父子浑身打颤、手脚龟裂，苦不堪言。实际上，徽钦二帝在八面城的真实生活并非如此。徽钦二帝在八面城的囚禁生活应当概括为：行动上受限制、政治上无自由、生活上较舒适。

最吊诡的亡国之君：励精图治勤俭节约导致败亡

以崇祯的个人素质和励精图治的志气，如果生在和平时期，未尝不是一位可以位列明君之间的帝王，因为和平年代里，崇祯个人的性格尽管有各种弱点，但不会是致命的。然而他显然生错了时代，在那样一个大厦将倾的季世，他的悲剧性格加上他的求治甚急，励精图治只会加快王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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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朝的十七年中，一共任用过五十位内阁大学士，不论是在明代还是历朝历代，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高纪录。他共用过吏部尚书十三人，户部尚书八人，兵部尚书十七人，刑部尚书十六人，工部尚书十三人，都察院左都御史一百三十二人。换来换去，仍然没有换出任何一个崇祯满意的官员。朝中大臣走马灯似的换，也许还有些说辞，但崇祯对前线领兵作战的高级将领，同样是怀疑加猜忌，不能不说是兵家之大忌。

崇祯在位期间，死于他手下的高级官员共计有：辅臣(相当于总理)一人，尚书四人，总督、督师七人，巡抚十一人，侍郎以下的官员则难以计数。到了崇祯后期，一向渴望仕途通达的官员们甚至也认为出相入阁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因某一件事情得罪了这位喜怒越来越无常的天子，转瞬之间从位极人臣到脑袋搬家。

崇祯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本身拥有丰厚的内帑，可以大谈节俭，同时也要求所有官员不但要节俭，而且要廉洁。这本来是一个明君的确该有的品德，但是，理想主义者的错误往往是无视现实的可能性而急于求成，急于求完美。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崇祯本人不清楚帝国里这种集体受贿的深层原因，简单地企图用儒家道德来约束和要求大臣，屡屡宣讲“文官不爱钱”的古训。

崇祯初年，为了节省帝国开支，崇祯下令大幅度裁撤驿站。他认为驿站的存在，既让来往的官员揩了国家的油，同时还得养大量驿卒。裁撤的结果是导致大批因失业而无法生存的驿卒纷纷加入农民起义的行列。这些默默无闻的驿卒中，有一个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李自成。而崇祯裁撤驿站，据统计，所节约的开支仅仅为三十万两银子，大约相当于皇宫一个月的支出。

大臣们反复上疏恳请，希望崇祯能拿出属于他个人的内帑以充军饷，但这无疑像是要崇祯的命，他向大臣哭穷说：“内帑业已用尽。 ”左都御史李邦华说：社稷已危，皇上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话已说得再明白不过，崇祯却顾左右而言他，始终不肯拿出一分一厘。到了李自成攻占北京，从他宫内搜出的白银即多达三千七百多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