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人：“以法治国”的“前传”

在中国历史上，提到“以法治国” ，不能不提到那个伟大的名字“管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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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提到“以法治国”的“前传” ，却又不能不提到另一个伟大的名字“周公旦” 。

周公旦，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制作礼乐。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

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和儒学先驱。

周公一生的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

贾谊曾评价周公：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公元前11世纪周灭商后，周公旦从商亡的教训中，发现商王的祖宗神并没有保护其子孙的基业，庞大的军队竟然倒戈相向，这中间起决定作用的是民心的向背。因此，他把目光集中到重民保民上，提出了千古不朽的命题:“人无于（以）水监（鉴），当于民监（鉴）”《（尚书·酒诰》。

这句话的本义是说，人与其以水为镜子（鉴），不如以他人（民）为镜子（鉴）。韦昭注引《书》曰：“人无于水鉴，当于民鉴。 ”后“以人为鉴”被引申为将别人的成败得失，作为自己的鉴戒。

为了重民保民，周公旦强调明德敬德，以德化民。鉴于商末重刑辟而失民心，他在明德之后提出慎罚。明德与慎罚，是商亡之戒的重要方略。在此基础上，周公制礼作乐，设计了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的国家治理方案。

礼所调整的除贵族间的行为规范以及权利与义务外，还涉及政治、经济、军事、行政、法律、社会、宗教、教育、伦理、习俗等诸多方面。所谓上自“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 。经过制礼，使得君臣有位、尊卑有等、贵贱有别、长幼有序。因此，礼被视为固国家、定社稷的根本。后来，孔子也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

乐是为礼服务的，是配合和强化礼的功用的艺术形式。礼既有贵贱尊卑之分，乐也相应地有天子庙堂之乐、诸侯卿大夫之乐和庶民之乐。如，《颂》为庙堂乐歌，《雅》为官廷乐歌，《国风》多为民间乐歌。

乐还反映时代的趋向和政治的兴废，因而有治世之音、乱世之音、亡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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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

通过作乐，使人们的内心世界得到陶冶和净化，同时增强了天下四方之间的向心力和亲和力。

乐还起着移风易俗的作用。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这充分说明了乐的感召力。

礼与乐的关系是:礼用以辨异，即区分贵贱等级，而乐用以求同，即缓和上下矛盾，归于和谐，所谓“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 。

礼有乐配合，就可以达到“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的效果。故而，孔子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

周公制礼作乐，最为史书所称道。这是西周建立新的综合治理国家方案的尝试，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但是，礼在于从正面设范立制，乐在于焕发人们内在的美好情操，如果没有强制性的政权和法律的保障，也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因此，在周公设计的治国方案中，制礼作乐的同时也致力于政权与法制的建设。

政，主要是设官分职，建立政权机构。

西周已经建立了以周天子为最高权力拥有者的政权机构，包括枢密近臣、政务官以及处理诸侯国和边疆事务的官员。

西周在宗法制度支配下实行亲贵合一的政权组织原则，贵族卿大夫经过周天子册命享有世代为官的特权，即所谓“世卿制度” 。

周初，为了确立以周天子为中心、诸侯国拱卫的国家结构形式，实行大规模的封邦建国。经过周天子授民授土，形成了新的血缘地缘关系和人口的编组，使得中华文明由中原不断向四周扩展。

刑，即制定成文法。

先秦时期， “刑”是法的通称，不单指刑罚。春秋时期，鲁国季文子在追忆周公的功德时说:“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贿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 ”

《左传?昭公六年)载:“周有乱政，而作九刑。 ”

三国时，吴人韦昭注《左传》时说:“正刑五(墨、劓、剕、官、大辟)及流、赎、鞭、扑也＂。九刑，既为九种刑罚，又可视为刑书九篇。

礼与政的关系。立政依礼，为国依礼，以礼为国家之大纲大纪。

孔子曰:“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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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贾谊总结秦朝严刑峻法导致二世而亡的教训，比较全面地论证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事，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

特别是《礼记?经解》说得更为透彻:“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 ”

礼与刑的关系。这是周公关注的重点。

周公鉴于商末重刑辟招致亡国之害，强调明德慎罚，从而把礼的教化与刑的惩戒巧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系列刑法原则。如，从实际出发区别用刑，过失从轻，故意从重;偶犯从轻，惯犯从重。

周公曾告诚康叔说:“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式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系。 ”眚是过失，非眚即故意;惟终是惯犯，非终即偶犯。

周公还要求在不同地区执行不同的法律。他要求封于殷墟的康叔和封于奄国(曾臣服于商)的伯禽“启以商政，疆以周索” ，而对封于夏墟的唐叔则要求“启以夏政，疆以戎素” 。周索，即周法;戎索，即戎法。对封于商故地的康叔，严令实行周法以相统摄;对封于夏故地的唐叔，则要因俗制宜，以戎法治之，从而减轻适用周法的阻力。

周公还告诚康叔，在封国内不要干预司寇苏公的工作，因为苏公是行用中罚”的典范。而“中罚” ，体现了周公的慎罚思想，具体就是宽猛适度、不偏不倚、公平、公正、不滥刑枉杀。

张晋藩先生说，总括周公的明德慎罚、区别用刑、提倡中罚等思想，说明他在政治策略运用上已经臻于成熟并且充满了理性的法律思维。

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的国家治理方案，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作了详细的诠释:

“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

（立法网新媒体中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