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熟悉的老北京话其实是外语？这些名胜古迹其实也是“洋地名”

作为现代汉语标准音的基础北京话有着古老的历史。从上古时代的幽州到燕国，今天的京－津－冀北一带就形成了独特的方言，到了中古时代便被确定为独立的方言。而北京城在整个中世纪都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港口”城市。

在苏美尔人开拓两河的时代之后不久，现在南俄罗斯草原上的斯基泰人、雅利安人就开始和骏马共同生活在草原之上，也就是说游牧的生活方式便开始存在。虽然一开始草原上的流通速度十分迟缓，也很不规范的。但在几个世纪以后，随着马车的出现，草原上便逐渐形成了一套在当时堪称迅速的物流体系。而这个过程对世界历史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大航海时代的西方舰队和商船对世界历史产生的影响。因为“旧世界”也就是欧洲、亚洲以及北非的文明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这条贸易路线才得以发展起来的。

到了大蒙古帝国崛起的前夜，大草原——这个横亘了整个欧亚大陆的“陆海”在物流速度方面已经完全超过了各大文明系统内部的物流速度。商队从大同或者北京这样的地方出发，向西走到乌克兰边境利沃夫，除非遇到抢劫或者暴风雪，一路之上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障碍的。一支比较足够标准的马队，短则三十天，长则两个月，就可以通过这条欧亚大陆中间最核心地带到达任何一个商人们想到达的地方。所以服饰、曲艺、饮食这些在文明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事物，在不同的文明圈之间，彼此的传播都非常迅速。而语言作为不同文明之间交流最主要的工具，也自然而然的渗透到了每一个人的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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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泰人是最早与马为伴的民族，也是在欧亚大陆不同文明之间的传送者。

所以，在作为内陆之海的重要“港口” ，北京地区的方言中存在着诸多外来语，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先不说蒙古语、满洲语对北京话的贡献，即使是万里之外的波斯语也对北京话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 ——然由于时代的变迁，语言的发展，这些外来语有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起源于何时何处。

比如，北京方言“猫儿腻” ，有时写做“猫儿匿”、“猫儿溺” ，在齐如山先生的《北京土话》则写作“猫儿尿” ，都是指给人暗中下套路。而这个“猫儿腻”原出波斯语，最早写作“马儿密”或“码儿妮” ，本指“隐情”、“阴谋” ，在民国二十六年出版的《北平风俗类证》中，则写作“吗儿逆” ，后来逐渐汉化。由于大多数人对它的来源不清楚，便和猫用土盖住便溺的习性联系，写作了“猫儿溺” 。后来这个词还进入官话系统，写作“猫儿佞” ，而在北京遍周边地区则派生出“藏猫猫”、“猫糊”等方言词汇（注意， “京片儿”在幽燕地区的方言中属于“孤岛”）。再比如北京话中“鼠迷” ，本是波斯语“不幸”的意思，指的是倒霉，运气不佳，北京土著经常说“看你那鼠迷样” ，比喻某人形象猥琐；“鼠迷透了”指的一个人今天运气很坏。像这样来自于波斯语、阿拉伯语，甚至是希伯来语的外来词还有很多，最有影响的是在老北京，凡在清真贵教的男性长辈从不称大爷、叔叔，一律称伯伯（音掰），这是因为教门中称长者为“巴巴”、“哒哒” ，这个词汇来自波斯语???? 。所以晚明张自烈在《正字通》中记录：

“夷語稱老者爲八八。或巴巴。後人因加父作爸字” 。

而西北回族常用“哒哒”表示父亲，西北汉语方言也用“哒哒”表示伯父的意思，由此可见这一外来语对中国北方汉语方言的影响。又因教门中人善于经商，故老北京又称掌柜的“把” ，或者“把儿”（带儿化音），技术人员为“把式” ，这都是受到了波斯语的影响。

凡此种种，都或多或少融入了老北京方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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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细密画中的大明公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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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史书中的南朝天子梁明帝

而且不少地名也是由外来语而来。比如张家口有个洗马林镇，在元朝是色目人的聚居地，是元太祖从中亚带过来的花剌子模移民。，根据波斯史学家拉施特的记载，在元大都（今北京）的西北部，有一座名叫锡玛琳的城镇，这个城市的名字是为了纪念撒马尔罕。此地居民大多都是中亚的撒马尔罕人，城内的建筑有很多都是模仿撒马尔罕城的建筑制造的，拥有众多内亚风格的花园。后来本地人将锡玛琳改为荨麻林，到了明武宗时又改作了今日的洗马林。

而在华北地区还又很多叫红螺山的地名，但有些地方却既没有山也没有红色的海螺，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些地方曾经是“呼罗珊” ，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侨民的聚居之地。而在京剧《龙凤阁》中有一段定国公徐延昭的唱词：

“七九六十三，洪武赶大元。赶至红罗山，偶遇一甪端。海干铜桥现，七人渡北番” 。

虽然讲的是明太祖驱逐鞑虏，光复中华的故事，但是“赶至红罗山，偶遇一甪端”则是化用了元太祖西征于呼罗珊阿姆河畔遇见神兽甪端，由此不再继续追赶花剌子模苏丹札兰丁的传说。这些出自于民间的传说也从侧面证明了“红螺山”与呼罗珊之间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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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的小撒马尔罕——洗马林镇。

历史上，以波斯语为主的外来语对北方方言的大规模影响有两次，一次在唐朝，一次在元朝，前者以关中到甘凉地区最明显，而后者，则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幽燕之地最具代表性。众所周知，唐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来自西域、中亚的商人、艺人、贵族大量涌入中原，不仅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也带来了各种外来词汇。好比今天陕西的小吃麻食，本是“秃秃麻失”的简写，这种古老的食品，最初的来源就是波斯语中的豆子汤。而大元朝由于在入主中原之前就已经先征服了内亚，所以波斯的穆斯林或者是像马可·波罗、金元素这样的西洋基督教徒都有机会出仕大可汗的宫廷。而大蒙古帝国征服世界的过程中，国际贸易公司，也就是以波斯商人为主的“斡脱”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斡脱专门从事跨洲贸易，被称为黄金家族的缆绳，在他们的帮助下，蒙古的那彦们不仅获取大量财富，而且还掌握了情报，从而征服了当时的大半个世界。所以有元一代设有色目人为主体的斡脱户，由色目人自治，并可以在中原自由的生活。而这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歪果仁”也与本土的居民互相影响，从而又逐渐而彻底的改变了这个世界。

语言是一个相互涵化的过程，比如北京方言受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影响，与此同时，也对自身有所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猫儿腻”、“鼠媚”等既形象传神又准确的方言，以及“洗马林”、“红螺山”这样有着深厚历史内涵的地名。可见，包括外来语在内的外来文化不仅不是洪水猛兽或精神污染，反而能够壮大、丰富本地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