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历史上最神秘的官职，曾被史学界认为不存在

“执法”的性质，参见《商君书·定分》：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法官。郡、县、诸侯一受宝来之法令，学问并所谓。吏民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

这里说的是“法官”的配置，天子在殿中、御史大夫（有属吏）、丞相处各设一个“法官” ，诸侯、郡、县都设“法官”和属吏，法令内容全国一致，官吏和百姓想要了解律令的，全部咨询法官，则天下没有不知法的人。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在很多大秦帝国粉的眼里，这里的“皆问法官”就等同于“以吏为师” ，也就是天下人都可以去学习律令，从而成为秦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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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并非如此，现实是，不要说普通的秦民黔首，就算是秦吏，比如睡虎地秦墓的“喜” ，也只是掌握了和自己工作范围相关的律令，而不是说随意学习，其实《商君书·定分》也说了：遇民不修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

翻译过来，就是百姓不懂律令，就问法官，法官以相应的刑罚宣示之，百姓就用法官提供的“司法解释”告诉“吏” ，也就是民平时能够接触到的“诸官”等“治民吏” ， “吏”知道百姓了解律令，也就不敢随意地摆弄百姓，百姓也不敢犯法。

注意，真正的“治民吏” ，其实也是从“民”中间“除佐”而来，不像“史”是世袭入学室的，所以， “秦制”日常的“治民”就是用“群众管群众” ，而“法官”则是朝廷派出的“御史” ，从而保证中央的权威以“法”的权威性贯彻。

当然《商君书》的制度记载只能作为制度原则的参考，因为在商鞅变法的时代，秦国没有设“郡” ，也没有分封“诸侯” ，这条记载，不可能是当时的原貌。

但是， “执法”的出现和设置，确实体现了《商君书·定分》中的原则，或许为秦汉人所窜入的文字。

可信的信息是，出土秦简中与“执法”相关的律文，只不过内容量有限，所以，学界对于其身份也有很多猜测，比如认为“执法”不同于“御史” ，是二千石官的，也有认为“执法”是御史大夫次官的。

不过，如果我们换个思路，这个问题根本不难理解，见《汉书·高帝纪》中收录诏书：二月，诏曰：“……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 ”

这里的诏书面向全国下发，采取了两个传递序列，一个是御史大夫下相国，相国下诸侯王；一个是御史中执法下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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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意味着“执法”在汉初依然存在，并未随着秦朝灭亡而彻底消失，其对“郡守”的诏书下达程序，也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秦制” 。

而“御史中执法”的身份，前人早有注解，即“御史中丞” ，则“执法”属于“御史”身份，毫无疑问。

不过，秦制的相关记载实在不多，我们只能从西汉的制度变迁结果，来进行观察和对照，见《汉官旧仪》：御史，员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衣绛，给事殿中为侍御史。宿庐 (左右) [在石]渠门外。二人尚玺，四人持书给事，二人侍[前] ，中丞一人领。余三十人留寺，理百官也。

这段记载中记录了西汉御史的总编制为45人，其中有15人穿绛色衣服在“殿中”侍奉，名为“侍御史” ，其居住办公地在石渠门外，其中2人负责掌玉玺， 4个人备秘书， 2个人在皇帝面前近身服务，由“御史中丞”率领。

其余的30个御史在“御史大夫寺”工作，负责监察百官。

这里面的信息其实已经很足，可以与其他史料进行对照，见《通典》卷二四《职官六》：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十五员，受公卿奏事，举劾案章，盖居殿中，察举非法也。

可见，御史中丞的办公地就在“殿中区域”的“兰台” ，主掌档案，外管各州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并接受公卿的奏事文书，恰恰相合于《商君书·定分》中说的“殿中置一法官” 。

那么，咱们怎么确定秦朝的“执法”和“侍御史”的关系呢？

重点就在“其十五人衣绛”上，也就是说， “侍御史”的服制与其他的“御史”不同，这种不同，并不是汉朝才有的，见《汉官解诂》载:秦灭楚，以其君服赐执法近臣御史服之。

蔡邕《独断》：法冠，楚冠也……秦制执法服之。今御史廷尉监平服之，谓之獬豸冠。

另见《后汉书·舆服志下》：法冠，一曰柱后。高五寸，以纚为展筒，铁柱卷，执法者服之，侍御史、廷尉正监平也。或谓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胡广说曰:“春秋左氏传有南冠而絷者，则楚冠也。秦灭楚，以其君服赐执法近臣御史服之。 ”

这三句话看似重复，实则有个先后顺序，重点即在于“执法服之”和“执法近臣服之”与“御史、廷尉监、平服之”的认识关系的发展，到《后汉书》的年代，已经把“执法者”等同于“侍御史”、“廷尉正”、“廷尉监”、“廷尉平”了。

实际上，在最原初的状态， “执法近臣御史”应为一个词组，而楚国“君服” ，也不会只是“獬豸冠” ，应该还有“绛衣” ，否则不会“侍御史”有明显的服色区别，当然，具体情况尚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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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就是《后汉书》时代认识的“执法者”和《汉官解诂》时代认识的“执法”是两回事，因为“廷尉平”本身即汉宣帝地节四年新设，不可能是秦朝的“执法”旧制，对此，蔡邕的《独断》认识还是很清楚的，所以，加了个“今”字。

之所以费如此多的笔墨，其实就是要说明，在史书中所见的“执法”、“御史”并称，并不能否定“执法”实为“御史”官职别称的事实。

至于说，为什么在岳麓书院藏秦简中大量见到地方“执法”的职责，却不明指为“监御史” ，其实也是诸多提出“执法”为特殊系统的学者所惑的地方。

真正的原因还要从简牍中找，见《岳麓书院藏秦简》（肆）：徭律曰：发徭，兴有爵以下到人弟子、复子，必先请属所执法，郡各请其守，皆言所为及用积徒数……县毋敢倳（使），（后略）

这条《徭律》的规定，提出发徭特殊人群，要“先”请“属所执法” ，郡“各”请其守，并明确地指出“请”的发起者是“县” 。

日本学者土口史记在《岳麓秦简“执法”考》（刊于《法律史评译》第六卷，何东译）一文中对这条律文的解释是， “执法”为“內史”地的决策人，郡守为“郡”地的决策人，然而，没能解释，为什么有“先” ，有“各”？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属所执法”中的“属所” ，就是与“郡境”不同的“辖区”概念，也就是说， “县”的头上是有一个固定的“执法监察区” ，再向上才是“郡守管辖区” 。而且，这两个“区域”并不完全重合。

在确定这个认识之后，再来看简牍中的记载，就会发现在岳麓秦简中大量出现的“执法” ，只要涉及“区域”概念，必会提及“属所执法” ，无独有偶，在《二年律令》中，又有“上狱属所二千石官”的句式，与“上不仁邑里及官者数狱属所执法”一脉相承，可见，至少部分汉律律文，是直接对秦律律文进行“改动”而成的。

对此，土口史记的解释是，说明了，秦之“执法”应为二千石官，其说不确。

这恰恰说明了汉兴之后，对秦制的一系列的改动，见《史记·萧相国世家》：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常辨之。

对于“御史监郡者”《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是：监御史，秦官，掌监郡。汉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

秦朝确定存在的“监御史”在汉初被撤销，郡一级的“监御史”被撤销，更低一级的“监御史”或者说“执法” ，自然也就不复存在。

有人或许会质疑，凭什么说存在更低一级的“监御史”？

因为在里耶秦简中，发现了“临沅监御史”之简文，临沅为洞庭郡下属县，在简牍中又同时并存洞庭监御史、“监府” ，自然就说明两者并非一职。

而这个事实，也恰恰佐证了上文中关于“执法”“属所”与郡境并不重合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