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美人踏上歌舞来”——关于上博藏丝绸之路古艺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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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前不久举办的“马丁·波斯特博士捐赠中国古代艺毯”仪式上，共这批中国古代艺毯共45件，加上2017年上海博物馆曾接受李汝宽家族捐赠地毯，上海博物馆收藏李汝宽家族和德国马丁·波斯特(Martin Posth)博士捐赠共计135张毯类。

结合此前捐赠地毯和馆藏明墓出土地毯的研究成果，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副研究馆员于颖撰写了《美人踏上歌舞来：上海博物馆藏丝绸之路艺毯》一文，对波斯特博士的藏品加以初步介绍，探讨栽绒毯兴起于中国及经古丝绸之路多元文化相互影响和融合发展的过程。 “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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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波斯特博士捐赠中国古代艺毯”仪式现场（王溶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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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李汝宽家族艺毯捐赠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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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清（18世纪）红地菱形几何纹缂毛毯李汝宽家族捐赠

2017一2018年间上海博物馆收到李汝宽家族捐赠的地毯数量有90件（图一），主要来自宁夏，其次为新疆、甘肃和青海，少量产于北京等地，年代主要集中在19一20世纪，品种有炕毯、鞍毯、靠背毯、礼拜毯、坐褥毯、走廊毯、厅堂毯、挂毯、帐毯、蒙古包用毯等，织毯工艺主要为栽绒毯（8字扣），少量有缂织毯（图二）、擀毡毯（图三）、织锦（图四）、氆氌（图五）等。这批地毯图案多样，色彩丰富。其中有佛教纹样，如摩尼宝珠八宝纹；有象征皇权威仪纹样，如五龙戏珠纹；有吉祥寓意纹样，如五蝠捧寿牡丹；还有博古雅趣纹样等。从染色工艺看，不仅有多种植物染料，也有化学染料染色；从材质上看，不仅有羊毛毯，还有牦牛毛毯和蚕丝绒毯等珍贵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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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清（18世纪）黄地琴棋书画寿字纹印花毛毡李汝宽家族捐赠（上）

图四民国（20世纪初期）万字锦地六瓣花纹锦李汝宽家族捐赠（中）

图五晚清民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地红蓝扎染氆氌李汝宽家族捐赠（下）

2018年上海博物馆接收的另一批重要地毯由上海荣誉公民马丁．波斯特（Martin Posth）博士（德）捐赠，计45件（图六）。这批地毯是马丁博士自20世纪80年代起于中国收集所得，藏品产地主要为宁夏和西藏，另有少数来自内蒙古等地，年代为19一20世纪。该批地毯种类多样，有卡垫（坐垫毯）、马鞍毯、坐禅毯、靠背垫毯、抱柱毯（图七）和炕毯等；纹样有佛教（七珍八宝）、道教（暗八仙）、宫廷艺术（龙、海水江崖）等多元化风格，也有富贵长寿、平安吉祥等寓意的花鸟等题材。这批地毯中的藏毯和蒙古地毯品相较好，属于珍贵品（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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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在驻德文化参赞陈平的陪同下，上海博物馆专家团队在柏林与马丁·波斯特(Martin Posth）博士家人商洽捐赠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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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晚清民国〈20世纪初）红地龙纹抱柱毯德国马丁·波斯特博士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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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清（约1850年）十字金刚杵纹坐禅毯德国马丁·波斯特博士捐赠

这两批捐赠地毯中数量最大、细分种类颇多的是栽绒毯。目前上海博物馆藏栽绒毯已经超过130件，产地遍布丝绸之路沿途重要栽绒毯产区，如新疆（喀什、和田）、宁夏、甘肃、内蒙古、青海、西藏和北京等。通过对该两批栽绒毯的初步鉴定、整理和研究（图九），不仅对栽绒毯工艺发展研究有所收获，还重新深人研究了上海出土的一件明早期（1477）栽绒毯的纹样和工艺，证实此毯为上海本地生产，填补了明代出土栽绒毯实物研究的空白。本文将初步探讨栽绒毯兴起于中国及经古丝绸之路多元文化相互影响和融合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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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馆外地毯专家贾应逸、苑洪琪和彭顺通等在文物鉴定现场

一、地毯的基本概念、工艺类别和起源讨论

毯类主要用于铺垫和挂饰，常用于居室地面、墙面、床榻、桌案、帐篷和马鞍等。常见毯类工艺可分为擀毡、缂织和栽绒。这类织物都比较厚实、耐磨且纹样丰富多彩，保暖和装饰两相宜。

毡毯是最早出现的毯类，不属于纺织品，是利用羊毛的热缩绒特性，通过湿热和擀压外力，使得毛绒粘结成片后用来铺垫，通过印染或绘制图案或者彩绒粘片一并擀毡显出纹样。

缂织，是一种“通经回纬"的工艺，根据纬纱不同，还可以分为缂丝、缂毛、缂棉和缂金银毯。缂毛毯很早就出现于文献记载，汉代文献中常以“耗氈”、“氍毹”和“斑蜀”来转译缂毛毯。缂织毯精美费工，纹样的图案可以自由创作成画，故常织成挂毯来装饰居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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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马蹄扣示意图和横截面图（左）图十一 8字扣示意图和横截面图（右）

栽绒毯，就是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地毯，有着立起绒头的纺织品。栽绒所结的扣分马蹄扣（土耳其扣）（图十）、8字扣（图十一）（波斯扣）和单经扣和U型扣。

栽绒毯的起源不得而知，但公认源于东方。以拴绒结扣时“其绒植若秧”而得名“栽绒” 。早在20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在楼兰发现了栽绒毯，引起世界研究地毯史的学者普遍重视，英国人格立卡·路易斯著《东方地毯手册》中说：“看来首创这种织毯法的是中国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新疆多地墓葬出土20多件栽绒毯，时代集中在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然而， 2003年新疆鄯善洋海墓地发现的7件地毯，将地毯出现的时间推前到公元前8世纪的春秋时期，比学术界过去认同的巴泽雷克墓（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出土的最早一件地毯还要早，故中国出土的此7件为世界迄今为止最早的地毯。目前学术界渐渐开始认同应考虑中国为栽绒毯发源地之一。

二、U型扣栽绒毯的历史发展

U型扣就是纬线绒扣缠在经线上并不打结，然后剪开留下两段长绒，形成绒头。从直观上看是最简单的一种绒头扣，但没有结。然而从栽绒工艺来看， U型扣虽为最简单的起绒方法，然而却是最难控制绒头线长短的一种栽绒方式。不仅如此， U型扣的绒头在地毯使用过程中极为容易脱落，一旦有脱落，很容易发生连锁反应，导致整条毯子坏损。最早的U型扣栽绒毯见于新疆楼兰孤台汉墓1件、营盘魏晋墓地1件、和田山普拉巴什贝孜村房址（公元3—5世纪）出土5条，其中红地人物纹栽绒毯中的人物图案源于古印度神话故事。另一件同出红地带翼人物纹栽绒毯上织有一行婆罗迷字。这两件地毯经、纬线均为s捻毛纱、每隔一道地纬栽绒一排，绒头长约1厘米。这种以U型扣为主要特征的栽绒毯区别于山普拉相近区域出土的东汉时期栽绒毯，毛单纱捻向均为Z捻，既有以马蹄扣（土耳其扣），也有8字扣（波斯扣）为栽绒结扣织毯。古印度风格的U型扣毯的图案具有明显的几何化效果，线条直硬，推测和栽绒方式有关系，区别于马蹄扣和8字扣。

新疆和田山普拉八什贝孜村房址出土的U型扣栽绒毯背面可以看到彩色绒扣的过经线的组织点，这与上海明墓出土栽绒毯情况相同，而与西藏流传至今的U型扣栽绒毯“尺不戒”略有不同。 “尺不戒”是以一种贴近地面的简易水平织机（简称地机），在平纹织地上以横置绒扣杆套扣栽纬绒后刀划剪出绒头。 “尺不戒”织毯表面有明显的横向道痕，绒扣即为U型扣。毯背面的绒头线组织点被地纬线覆盖，包藏不露，说明织毯工有“拉绞”操作，这样能减少磨损，防止U型扣一旦有个别磨损脱落，会迅速造成整条毯子的坏损。显然当时新疆与西藏两地织毯工也知道U型扣的弱点，而较早的U型扣栽绒毯，如新疆和田出土红地带翼人物纹栽绒毯，背面缝两层白毛毡作衬垫，用以保护织毯背面绒线组织点，延长毯的使用时间。据此，古文献中“毡毯"一词并列指一件物品也是可能的。然而毛毡因毛纤维没有加捻，所以强度很低，磨损起来也很快。所以早期U型扣的流传相对并不多，而主要是马蹄扣和8字扣。

三、U型扣引人中原地区及其改良过程

栽绒毯工艺引进和发展最为重要的时期是在南宋至元代而非汉唐时期，这是由于工艺引进必须基于辅助的原材料充足的配给。栽绒毯主要原材料是羊毛，而羊毛在我国中原地区的产量并不富足，并且土产羊毛纤维的长度和细度都不如西北边疆或者是中西亚地区，所以直接影响到了本土化发展。后来西域人遭到一定程度排挤，栽绒毯又并非中原日用品而被人们淡忘，直到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人兴起才有新机会得到重大发展。

蒙古人日用并热爱栽绒毯，不仅用于马鞍来保暖、减震以及装饰，还经常用于蒙古帐篷内外铺挂，同样起到保暖、隔音、吸尘和装饰效果。另一方面，随着元代蒙古人大规模西征，西域织毯工匠被大量掳获和征用，这些“色目人”也被留用优待，聚合在一起促进织毯工艺发展。由于栽绒毯工艺复杂、织造时间久，精工细作者更是需要一个稳定的纺、染和织的工场环境，以保证纺出毛纱粗细均匀和强度好、染色毛纱色样稳定和弹性好、毯面平整服帖和厚度均匀。所以早在南宋景定三年，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 “弘也的迷失佩金牌于大都，置立局院造毛毡” 。为进一步优化织毯工艺流程，以求专业系统化，元至元十四年（1277）至二十四年（1287），在工部诸司局人匠总管府下设置五局：大都（今北京）毡局、大都染局、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一带）毡局、隆兴毡局、剪毛花毯蜡布局等。在这些宫廷地毯作坊中， “诸色人匠”开始想办法应对栽绒毯巨大的日用需求和生产率的矛盾，一并研发“剪绒毯”（素毯）和“剪绒花毯"（纹毯）栽绒毯品种。推测“回回剪花毡”就是一种以工匠族群名来命名的重要品种。

“回回”包含两个工艺内涵：第一是宁夏地区引入了优质的羊种，确保了羊毛的高品质，这是根本条件；第二是是说明了有回回人进入到毡局。这些大都“回回”匠人应有不少是栽绒毯匠。上述提及的“剪"字提示为U型扣，系从西域引入宁夏、再至蒙古地区。这种U型扣是将一根绒扣杆横置于栽绒位置之后彩纬栓绒（无扣），完成整排后，用刀一次划开，使得绒头长短一致，所以图案设计就容易产生刚直的效果。虽然U型扣因与经线不形成结，而并不牢固，扯动绒头，很容易脱落，一旦地经线破损，绒头就会散落开来，不如8字扣（波斯扣），更不如马蹄扣（土耳其扣）。但是当人们摸索出拴绒杆来控制绒扣长度，不仅保证了长短一致并且尽可能节约毛纱（少剪荒毛），还能够提高织毯效率。 U型扣栽绒优势在于织素毯或者几何纹毯时效率比其他绒扣高。 “剪毛花毯”作为重要的品种生产并记入《大元毡毯工物记》。此种U型扣栽绒工艺传承至明清，成为明和清早期著名的宁夏朝贡毯。虽然没有实物出土来证明元代栽绒毯的绒扣工艺，但从上海博物馆藏明代早期（1477年为下限）栽绒毯整体工艺研究可追溯这种U型扣栽绒毯。明成化十三年菱格锦纹花卉栽绒毯（图十二），全长191厘米（间距栽绒部分长138厘米）、宽100厘米。栽绒部分长绒扣为U型扣，绒头密度为55—60道/英尺（纵向），单根棉纱为经线， 3根棉并纱为纬线。每隔7根地纬线栽彩色毛绒扣1排成纹样。织边为地纬包绕多股经线成粗直线边。毯首末各有长25—26厘米打底组织（地纬纱和经线平纹交织），纬线换色织成蓝、白、浅蓝、浅棕红等条纹，经线密度5根/厘米、纬线密度3×10根/厘米。两端经线编穗长5—6厘米。这条栽绒毯图案为菱格锦纹样。整体风格属于宁夏样式，有蓝、浅蓝、红、白毛绒纱等显花，色彩对比强，规整明艳。边饰带分为6组，由外至内分别为深蓝窄条、二方连续的心形树纹、牡丹花卉纹、卷云纹、三角格纹和蓝、浅棕红线条。这种织毯在北京故宫旧藏明代栽绒毯中也有类似者，如北京官方编织的木红地锦纹栽绒毯，绒头密度35道/英尺，以拴杆绕连环扣，经割绒而成。除了绒扣特上海出土的栽绒毯织边为粗线织边，也是宁夏地区织毯中工艺传承至清的织边结构。此栽绒毯工艺始自于为蒙古人织毯的宁夏回回等诸多“色目人”的织毯工艺。然而，它又与清宫藏明代栽绒毯又有明显两点不同：一是毯的基础组织经纬线均为棉线；二是毯的两端有较长的棉经棉纬打底组织，所织出条纹样式又与上海本地出土的织物相近。

再据《明史》记载：“孝宗（1488—1505）在位久，海内乐业，内府供奉渐广，司设监请改造龙毯、素毯一百有奇。鉴等言：‘毯虽一物，然征毛毳于山、陕，采绵纱诸料于河南，召工匠于苏、松，经累岁，劳费百端。祈赐停止。 '不听。 ”其中提及的织毯工匠为“苏（苏州）、松（上海松江）” 。上海出土栽绒毯年代（1477年为下限）与孝宗在位时间上相差十余年，非常接近。综上所述，上海宝山区出土的菱格锦纹栽绒毯图案风格源头为宁夏地区，但实为上海地区所织造。又明田汝成撰《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一》中记载：“正统间（1436—1449），周文襄公预令人度其斋阁使淞江，作剪绒毯，遗之覆地，不失尺寸。 ”四可见这条U型扣栽绒毯在明代淞江地区（即为今上海地区）织作，名称也为“剪绒毯” ，与元代“剪绒毯”同名，即同类。上海地区出土此条U型扣剪绒毯见证了古丝绸之路上的栽绒毯逐步传入中国，最终不仅融入江南地区，进入到上海地区，而且成为、宫廷朝贡品。由于绒毯紧致牢固，尺寸稳定，成为倍受上至皇室、下至官宦喜爱的时尚日用品。上海在明早期已属于江南地区重要而著名的栽绒毯的产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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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明成化十三年菱格锦纹花卉栽绒毯上海宝山区明韩思聪墓出土

四、U型扣的消逝和8字扣的兴盛

U型扣除了在我国西藏部分地区还有流传并改良为“尺不戒”之外，其余丝绸之路沿线的栽绒毯都引进了8字扣。这种栽绒扣最早在波斯发现。然而新疆地区的8字扣虽晚于马蹄扣，但和田洛普山普拉、尉犁营盘、楼兰都出土了早在汉晋时期的产品，出土的马蹄扣栽绒毯数量相对少，结合出土栽绒毯实物工艺，推测应由和田地区的人发明并改良了结扣技术。根据传说，和田那克西万老人发明了栽绒毯，并且曾经加以改进，使得织毯更为牢固，推测是将U型扣改进为马蹄扣，而不是马蹄扣改为8字扣。马蹄扣起源很早，最早实物出土于新疆鄯善洋海墓地。马蹄扣因绒头结扣非常牢固、图案设计自由丰富而受人喜爱，在和田地区一直到17一19世纪才逐渐改用8字扣。马蹄扣织法主要向西流传，远至土耳其，并广为流传，因最早发现于土耳其而被命名为土耳其扣。其中由传说中那克西万老人传授织毯经书故事中流传下来的“开立肯”（浪花式）纹样也一同远传至土耳其。

然而马蹄扣栽绒毯结扣工艺相对于此后大范围兴起的8字扣而言，织法颇为费工且效率提升慢，对羊毛质量要求精细，对织毯工匠的技巧要求高。在大规模生产和贸易推动下，中亚波斯人开始推广8字扣（波斯扣) 。大约在17世纪，喀什编织的黄地花卉蝙蝠纹丝毯就已经以8字扣（波斯扣）法栽绒织毯，说明此扣流传到了新疆地区。和田地毯产地自古就名声极好，为了保持地毯紧致牢固的地域织毯特点（马蹄扣较8字扣更牢固），没有放弃马蹄扣而全面使用8字扣。大约在明末清初时期新疆织毯技术传入宁夏，其中有一位和田艺毯匠人马托阿訇受宁夏人之托到银川传艺，之后传艺于陕西榆林以及米脂、神木和洪山一带，接着传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包头等地。这一路传入过程中有可能两种栽绒扣同时进行，一种是和田马蹄扣，而另一种是8字扣。由于马蹄扣对于羊毛原料品质要求高和栽绒工艺技术掌握不易上手、织毯效率相对低，所以上文已提及的元明时期中原、江南地区放弃了U型扣转而引进8字扣，所以清宫旧藏地毯中明代还都是U型扣（北京产和宁夏毯都如此）。然而由于U型扣的劣势在于，如果所织毯纹样复杂，需要频繁换色纱，那么效率反而更不如8字扣和马蹄扣。清初时期，丝绸之路上传入的8字扣栽绒毯图案丰富多彩、纹样细节生动，不再以几何纹样为主，更加受到人们的喜爱。这种复杂纹样使得U型扣优势殆尽，故而清初期开始， 8字扣栽绒毯出现并一直延续至今。同类型也见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清晚期（19世纪）红地宝瓶散花纹栽绒地毯（图十三），长248、宽130厘米。此毯绒扣为8字扣（波斯扣），绒头密度为50道/英尺（纵向）， 5根纱合1股棉经线， 5根纱合1股毛纬线。每隔3根地纬线栽彩色毛绒扣1排成纹样。织边为地纬包绕多股经线成粗直线边。这条栽绒毯图案为暗红底上八边形团花和几何样式花卉纹。两边有新疆喀什风格的插花宝瓶，整体风格属于新疆喀什地区恰其曼（散花式），色彩明艳。边饰带分为5组，由外至内分别为红窄条、蓝白勾线工字纹、浅红地二方连续花叶纹、黄地二方连续波浪菊花纹、红地二方连续万字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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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三清晚期（19世纪）红地宝瓶散花纹栽绒地毯李汝宽家族捐赠

五、17—20世纪受丝绸之路影响的栽绒毯纹样的“西渐”和“东传”

清代栽绒毯在国内发展迅速，不仅有官办织毯，也有民间毯业。 8字扣栽绒毯工艺由新疆传播到宁夏、甘肃、内蒙古、青海、西藏、北京等地。从栽绒毯的图案上可以看到传入过程中融合了当地的文化和艺术审美，织出相近样式而不同组合和艺术风格的栽绒毯，印证了丝绸之路沿线地域之间的交流不曾间断，文化、艺术相互影响和交融。以新疆典型栽绒毯“恰其曼”（一译作“卡斯曼” ，维吾尔语为“散花”）纹样为例，一般有一个到三个主要团花（维吾尔艺毯匠人常称之为“月亮花”），周围有多个大小不一的花朵、折枝花叶、宝物等，有的在四角处有角花。也有另一种称为“阿依古丽”全部散花（无主团花和四角三角构图为角花纹）的地毯也属于恰其曼风格。此次李汝宽家族和德国马丁·波斯特博士捐赠的栽绒毯中就有“恰其曼"毯，并且从新疆、宁夏和北京产地可以看到“恰其曼”在丝绸之路上传播时本地化的过程以及汉文化和丝织艺术西传的双向融合。上海博物馆藏甘肃武威产清晚期（19世纪末）红地散花卷草纹栽绒丝毯（图十四），长350、宽17厘米。此毯绒扣为8字扣（波斯扣），绒头密度为75道/英尺（纵向）， 4根纱合1股棉经线， 2根纱合1股棉纬线。每隔2根地纬线栽彩色丝绒扣1排成纹样。织边为地纬包绕多股经线成粗直线边。这条栽绒毯的图案为暗红底中心圆团花，外圈为蓝绿地上彩花，中间圈带为浅红地彩花，中心为浅绿地团禄纹。四角有扇圆形彩色花卉纹装饰（图案与中心团花相似），中间散花分布各类形态饱满的折枝花卉，如牡丹、石榴、佛手、兰花、荷花、菊花等。整体风格属于新疆风格恰其曼（散花式），色彩明艳可爱，图案受中原文化影响。边饰带分为8组，由外至内主要有黑地白联珠纹、黄红勾线工字纹、宽花卉锦地纹、红地二方连续花叶纹、黄地二方连续卷草纹。主要为化学染料染丝绒。这条栽绒毯可视为新疆恰其曼式栽绒毯传至甘肃本地化之后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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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四清晚期（19世纪末）红地散花卷草纹栽绒丝毯

图十五清晚期（19世纪早期）蓝地团花杂宝纹栽绒毯李汝宽家族捐赠李汝宽家族捐赠

另一条产于宁夏的清末民国初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黄地团花纹栽绒地毯（图十六），长200、宽95厘米。此毯绒扣为8字扣（波斯扣),绒头密度为50道/英尺（纵向),棉经棉地纬。每隔2根地纬线栽彩色毛绒扣1排成纹样。织边为地纬包绕多股经线成较粗直线边。这条栽绒毯图案为黄地中心圆形大四牡丹团花，两边对称4个四牡丹团花。四角有三角形构图花卉纹装饰，中间散花分布各类形态不同色彩多变的折枝花卉，如牡丹和梅、兰、竹和佛手等，四只蝴蝶翩然四处。整体风格属于宁夏风格（散花式),色彩对比强，富丽堂皇，图案受中原文化影响。边饰带分为5组，由外至内主要有两条蓝地白联珠纹，中间有宽红地二方连续牡丹花叶纹、蓝和浅蓝细条纹，四小角落是蝴蝶纹，颇有趣味。这条毯子纹样整体设计布局延续“恰其曼”的团花和散花对称分布、四角三角形花装饰，而在具体的纹样上则是宁夏地区典型的牡丹花卉纹，牡丹卷叶柔美翻卷的姿态、深蓝和浅色或红色作为强对比色的配色偏好以及深蓝地上白联珠纹都是宁夏特色。 “恰其曼”传人北京后被进一步设计成严谨、端庄和恢宏的皇家气派，形成了北京宫毯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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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六清末民国初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黄地团花纹栽绒地毯德国马丁·博斯特博士捐赠

如上海博物馆藏清晚期（19世纪早期）蓝地团花杂宝纹栽绒毯（图十五），长300、宽214厘米。此毯绒扣为8字扣（波斯扣),绒头密度为72道/英尺（纵向）， 5根纱合1股棉经线，单根棉纱为地纬线。每隔2根地纬线栽彩色毛绒扣1排成纹样。织边为地纬包绕多股经线成粗直线边。这条栽绒毯图案为深蓝地中间圆形大团花（缠枝莲纹）两边各3个对称团花纹（梅、菊和兰等），四角以三角形构图的缠枝莲花装饰，整体风格属于北京地区风格，色彩明暗对比鲜明，花色繁复古典，晕色多彩细腻。边饰带分为4组，由外至内分别为蓝窄条、白地蓝卷叶重瓣莲佛教杂宝纹、白地二方连续缠枝莲、缠枝白地勾线晕彩工字纹。

“恰其曼”图案样式“东传”和中原传统图案或元素的“西渐”是同时进行的。在上述宁夏毯上的散花中出现了“梅兰竹菊”等中原传统纹样，蕴涵着清雅高洁的人文情怀。还有甘肃威武毯上的牡丹、荷花、佛手等，也是以中原特别是南方地区的花卉植物作为吉瑞花卉纹样。这些都说明中原及江南地区的传统文化同样也熏陶和滋养着丝绸之路沿线民族。

六、结语

2017—2018年间上海博物馆收到李汝宽家族和德国马丁·波斯特(Martin Posth)博士捐赠共计135张毯类，补充了上海博物馆的藏品数量和细分种类，为我馆丝绸之路艺术、历史和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通过对该批实物藏品的研究，除了可以补充同时代宫毯资料之外，还为明清民间艺毯实物的系统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经过整理、分析和研究，上海博物馆藏明成化十三年（1477）韩思聪墓出土的菱格锦纹花卉栽绒毯工艺可以上溯到新疆地区汉至南北朝时期出土的U型扣。该绒扣工艺历经千年，于元代由蒙古人将西域各毯匠汇聚之后大量生产出“剪绒毯” ，并将此工艺流传至明代。从这件藏品的“拴杆绕连环扣（U型扣），经割绒而成”以及打底子（首尾两端平纹棉布）工艺，结合棉线纺纱和织毯工匠来自于“苏、松”和“淞江”的文献记录，可确定该毯是明代早中期上海本地所织造的宁夏风格的栽绒毯，且上海地区已有成熟的栽绒毯业，并享誉全国。总之，栽绒毯工艺沿丝绸之路传入上海地区并落地生根在明代文献中已证实。上海出土的这条明代栽绒毯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以棉线来代替毛线做经线和打底纬线的栽绒毯实物。

清初起，丝绸之路上的栽绒毯工艺经历了U型扣至8字扣的工艺革新，并继续经甘肃、宁夏传入至北京落地生根。随之而来的纹样也被引进、融合、变化和发展，并同时吸收中原和江南文化元素， “东传”和“西渐”并行，形成以栽绒毯为载体的艺术、文化、经济交流互动的东西文化交流盛况。

（本文作者系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副研究馆员，原文刊发于《文物天地》2019年04期此处省略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