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冰艳：后母戊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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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组织我们全体初二的老师和同学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参加“四个一”活动。，在长达几个小时的车程结束后，我们终于到达了国家博物馆。博物馆分为“古代中国”和“复兴之路”两部分，这次我们主要参观的是“古代中国”展厅。在讲解员生动的讲解中，我们变不知不觉的跟着讲解缓步移动到了后母戊鼎展柜的前面，我终于能够近距离的看到我最喜欢文物啦，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忍不住隔着展柜描绘他精致的花纹，可我瞬间感到脑子里涌出一道白光，然后突然晕了过去。

当我醒来时我被吓坏了，我发现我来到了一个大殿上，这里面的男男女女都穿着一身孝服，整整齐齐的跪了一地，同时我也惊奇的发现自己竟然成了后母戊鼎。当我还沉浸在震惊之中时，我已被抬了起来，晃晃悠悠的被抬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当我看到眼前巨大的陵墓时，我才后知后觉的明白我马上就要被埋起来当陪葬品了！我拼命地挣扎，拼命地喊叫，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听见我说话，看见我的反抗，没有人知道我是有生命的！就这样，我眼睁睁的看着眼前的光亮一点点消失，我就这样被遗弃在了冰冷的土地之下。

1939年3月的一天，河南“西北岗”的一些村民把我从土里救了出来，我终于重见天日，这一觉就睡了两千多年。拉起一个体重800多公斤的胖子，他们很是费了一些力气。从他们的眼神里，我知道自己很重要。我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后来我听说，《富春山居图》的主人吴洪裕就是因为太爱它而险些毁了它。然而我毕竟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早在我出土之前，国家博物馆的建设计划已经初具雏形，而那将是我最终的归宿。 “九·一八”事变后，民国政府下令北平各文物保管单位将重要文物南迁。我则被当地老百姓重新深埋起来。后来听说为了救我，当地老百姓就用了其他小一点的鼎代替，交到了日本人那儿。抗战结束以后， 1946年7月，政府派兵再次将我挖了出来，安放在“安阳县古物保存委员会” 。同年10月蒋介石六十大寿之际，我被运送到了南京，住进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1948年底，随着解放战争的开展，南京国民政府准备逃往台湾，要求将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等地文物精品带走。我不得不与一些朋友道别，其中就包括毛公鼎。话说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挑选赴台文物的时候，也很想带上我，只是我太胖、太重了时间紧迫，他们便选了瘦一些的毛公鼎。后来杜廼松这么感慨：“时间来得及的话肯定是要被运走的，幸亏没有被运走。 ”你看，这就是身为胖子的好处。总之我留在了南京，后来又入藏了南京博物院。

1959年建国十周年“大庆”之际，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大楼在天安门广场东侧落成，成为我国最高历史文化殿堂。就在这一年，我被调拨过来，与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大盂鼎、虢季子白盘、四羊方尊胜利会师，我终于有了真正的归宿。

在这里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前来一睹我的芳容，我再也不用自己孤独的但在黑漆漆的地了，我每天都和我的好朋友待在一起，虽然不能与朋友们近距离接触，但是每天能够一起聊天，每天一抬头就看见彼此，说不定以后我还会交到更多朋友呢！每次一想到这里，我就感到幸福极了，我希望越来越多的文物也能够和我一样幸福。

又是一阵天旋地转，转眼间我又站到了后母戊鼎的前面，我仿佛看到了后母戊鼎再对我笑。

如今越来越多的文物重见天日，越来越多的文物回到祖国的怀抱，可是同时也有许多文物流失海外，不知去向，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珍惜我们国家每一件文物，保护每一项文化，留给我们自己和后代珍贵的文化遗产，让中华文化更加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