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与鲁迅的一面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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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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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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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鲁迅与我》（1942年10月，重庆胜利出版社印行）

肖伊绯

约半个世纪之前，梁实秋在台湾撰发《关于鲁迅》一文，文中自称，鲁迅逝世后， “……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 。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

据查， “鲁迅和我”一文，应为《鲁迅与我》，写于抗战期间的1942年。仅就笔者所见，此文存世至少有三个版本。此文首发于《中央周刊》，又被辑入当年在陪都重庆出版的《关于鲁迅》一书（胜利出版社， 1942年10月）；抗战胜利后，又被上海《立报》的“言林”副刊转载（1946年7月21、22日）。

有意思的是，《鲁迅与我》开篇提到的却是周作人，且梁实秋与鲁迅的一面之缘，乃是因为登门访晤“周二”却被周宅阍者（守门仆人）误请了“周大” ，实在是“误打误撞”的一次会面，也是二人“阴差阳错”的唯一一次会面。文中这样写道：

在二十一二年前，为了邀请现在做汉奸的周作人到清华演讲（那次讲的是“日本的小诗”），我到八道湾去过一次。我和看门的说要见周先生，立刻被引到两明一暗的座南的书房。屋里有先我而至的一位青年。问讯之后知道是北大学生喜做小诗的何植三君。等不大功夫，一位高颧骨黑黑的矮矮的人捏着一根纸烟走了进来，向我点头让座，我道明来意之后，他愕然地问：“你是要会我的老弟罢？”我才知道错认了人。从他的老弟口里，我才得知道这人便是鲁迅先生。我和鲁迅先生之会面，只此一次。

根据梁实秋在文中提到的“在二十一二年前” ，联系到撰发此文时为1942年，可推知梁初晤鲁迅的时间大致在1920至1921年间。梁文中又说当时去周宅，本意是“为了邀请现在做汉奸的周作人到清华演讲（那次讲的是"日本的小诗"）”云云，则又可以根据《周作人年谱》来推测，此行的时间应为1923年3月3日之前数日，即1923年3月初或2月底。

不难发现，梁文忆述略有误差，所以在此文首发约四年之后，再次发表于上海《立报》时， “在二十一二年前”的首句，改为了“在二十几年前”；原文附注的周作人演讲题目——“那次讲的是"日本的小诗" ，也一并删除了。

这阴差阳错的一面之缘，乃是梁实秋与鲁迅此生唯一的一次会面。遥想那时年二十岁的“文学青年” ，偶遇四十二岁的“文坛领袖” ，真真是别有一番深刻且生动的印象。然而，四年之后，从1927年至1936年，梁、鲁二人因外国文学的翻译问题，却展开了一场几无间断的论战，竟持续了八九年之久。

鲁迅逝世之后，作为“论敌”的梁实秋，自然不便做任何形式的“表态” 。直到鲁迅逝世六年之后，方才撰发《鲁迅与我》，也纯粹是应一些友人与读者之请，简要说明这场“论争”的来龙去脉，以及各自的基本立场所在罢了。文中并无什么意气之争的“恶语” ，诚如其文末所申言的那样：

……鲁迅先生的作品之优秀处，我和任何人都一样的欣赏钦服，不同意处，不能因任何情形而变成同意，有些新识的朋友常常问起我和鲁迅论争的经过，因略为记述如上。

二十余年之后，已身在台湾的梁实秋，仍然被不少友人问及当年与鲁迅论争的事迹，于是又撰发了一篇《关于鲁迅》。内容与二十余年前撰发的《鲁迅与我》大致相同，梁开篇即已声明，此文不过是“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罢了。梁、鲁二人的一面之缘， 1923年2、3月间的那一次会面，也正因此“破例” ，再次定格于海峡两岸的读者面前了。

至于后来周作人逝世之后，梁实秋又写成《忆周作人先生》一文，文中又不可避免地提到了初至周宅、偶遇鲁迅的经历，已是第三次言及他与鲁迅的一面之缘了。由此亦可见，这一次虽属“误打误撞”的会面，于梁实秋而言，却实在是颇为难忘的一次人生经历罢。

供图/肖伊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