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能纳入大汉彊域并彻底汉化，要感谢这位大文学家

西南地区能纳入大汉彊域并彻底汉化，要感谢这位大文学家// //

司马相如是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杰出的代表，是西汉盛世汉武帝时期的文学家、杰出的政治家。他被班固、刘勰称为“辞宗” ，被林文轩、王应麟、王世贞等学者称为“赋圣”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不拘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婚姻的果敢行为，远在公元前就演绎了自由恋爱的爱情经典，被誉为“世界十大经典爱情之首” ，闻名中外。后人则根据他二人的爱情故事，谱得琴曲《凤求凰》流传至今。其实，司马相如还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只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与爱情故事被掩盖了，他曾出使西南地区，为该地区纳入大汉缰域做出了巨大贡献这历史功绩鲜为人知。

西汉时期的西南地区，主要指巴蜀以西、以南和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在纳入中央王朝统一管理之前，这一地区有许多大小不等的部落或王国。尽管这些族群渊源不同，但他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多有共同之处。从总体上说，他们或耕或牧，文明进程较中原地区要滞后得多。

在我国历史上，中央政府对西南地区的开发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从记载来看，最早征伐西南地区的是战国时期的楚国。楚威王派庄蹻率领军队到达了滇池并平定了这里，让它归属楚国，庄蹻就成为有文献记载以来最早通西南地区的人，他把楚国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西南地区，加速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为秦汉时期在该地区设置郡县创造了条件。秦统一六国后，在西南地区修筑了历史上著名的“五尺道” ，并沿路设置郡县，派遣官员对其直接进行统治，这对西南地区的稳定以及中央集权的加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由于秦朝很快灭亡，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的影响力并不深。西汉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加之北方有强悍匈奴的困扰，很长时间内无力顾及西南边疆，致使这一地区脱离了中央王朝的统治。即使如此，西南地区通过蜀郡与中原的民间贸易仍很活跃，这种贸易往来，不仅为各方的互相接触和了解提供了便利的渠道，而且，贸易过程中所积累的有关地理、气候、语言、风俗等诸多方面的知识，也是日后朝廷打通道路、实施行政管理等所必需的信息资源。司马相如是蜀郡人，在蜀地生活多年，正是得益于这种环境，他对西南地区才有较为全面的了解，这是其日后能够受到武帝信任，并奉命出使西南夷的重要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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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的西南地区国家主要有夜郎、毋敛、句町等，夜郎是这些西南夷当中地域最广的国家，疆域包括今中国贵州、云南及四川南部地区。汉朝经过了70多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期后，国力大增。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出使夜郎，得知夜郎通南越，便上书汉武帝，建议打通西南交通，以巴蜀之富饶、征夜郎之兵以达到制衡南越之目的。由于事关重大，且相关信息不足，汉武帝对此还是十分谨慎，广泛征询各方看法。这其中，司马相如的意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司马相如是蜀郡人，在蜀地生活多年，正是得益于这种环境，他对西南夷有较为全面的了解，而且司马相如对西南夷的了解，应该是在朝堂众人之上，得到了包括武帝在内的朝中人士的认可。《史记》中多次讲到相如在通西南夷一事上的表现，说明司马迁对其所起作用是充分肯定的。经过一番研究后，汉武帝派唐蒙从巴蜀出发，开凿南夷道，以通夜郎，为讨伐南越开辟新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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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蒙所开凿这条道路，自僰（今四川省宜宾市）通北盘江，难度极大，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唐蒙在修建过程中还以军法处死了一些部族的首领，从而引起巴蜀百姓的惊恐、抗拒与冲突。这种冲突，不仅对通西南夷无益，还危及汉在巴蜀地区的统治。司马相如临危受命，作为朝廷特使到蜀地安抚百姓。为了使这次事件的风波尽快平息下来，司马相如专门写了《喻巴蜀檄》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司马相如没有着重批评唐蒙的行为，反而是对巴蜀民众进行开导，对蜀地人民的沉重负担表达同情和抚慰之意的同时也训诫当地“三老”要加强对民众的教导，认识到开凿西南夷通道的重要性，对朝廷大政要朝廷支持等，这些，无不体现了司马相如的政治智慧及人文关怀。最终，司马相如以其崇高的威望、亲民的态度、超人的远见和辩才，说服了蜀中父老，将他们的忧虑消弭于无形，进而理解并支持朝廷的通边大业。由于司马相如的安抚与训诫，唐蒙得到了巴蜀百姓的支持，终于开通了西南夷道。

汉武帝对西南地区实行“厚赐”政策，唐蒙“厚赐”招降了夜郎侯多同，先是将其地划为犍为郡。西南地区的部族听说夜郎称臣得到了很丰厚的赏赐，很是眼红，于是也想与汉朝建立关系，纷纷主动请求称臣置吏。当时，西南地区可以说是不毛之地，朝廷中很多人认为接纳西南夷进来简直就是一种拖累，不愿接受。汉武帝就此事咨询司马相如的意见，司马相如从地理交通和历史沿革出发，认为西南地区与蜀郡相近，道路容易开通，况且在秦朝时设置过郡县，现在恢复起来不难，应该重视他们的请求。汉武帝觉得司马相如言之有理，于是就委托司马相如全权负责通西南夷之事，并拜为中郎将，于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持节出使西南地区。在当时，不仅朝廷，大多数蜀中百姓看来，通西南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种观点，当时带有普遍性，当地的官员不少人也持同样观点。针对这种情况，司马相如到了成都后又作了一篇《难蜀父老文》，指出通西南夷虽然于百姓有劳，但却是德化四方、安定天下的大事。经过司马相如的解释，蜀中民众终于明白了通西南夷的意义，转而支持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地区。正是有了巴蜀民众的大力支持，司马相如出使获得了巨大成功，邛、莋、冄、駹、斯榆等部族首领自愿称臣归附，并拆除关隘，开通零关道，司马相如在西南设置十余县，置于蜀郡之下管辖。自此，西至沬（大渡河）、若（雅砻江）二水，南至牂牁江的边塞都统一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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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纳入汉朝统治后，大量汉人陆续迁徙进入了西南夷地区，他们中不仅有官吏、士兵也有一般汉民。由于大量人口的移入，对当地民族发生重大的影响，汉语和汉文在少数民族地区逐渐得到推广，这对于在西南地区还没有形成的一些民族影响十分大，此后西南地区较大的割据势力如：南诏、大理等政权也都使用汉字。除了文字方面，在文化风俗方面也是相互影响的。司马相如在两次出使的任务过程中，为了宣传汉王朝的旨意，作《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文章。此外，他也耐心教学，传播“赋体”精髓，这对汉朝与西南夷地区的文化联系有着重要意义。历史的发展表明，汉武帝经略西南，将中国的西南边界推进到了澜沧江畔，开辟出被后人誉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西南通道，极大地影响到中国日后的版图。不仅促进了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而且对各民族团结和融合具有重大贡献。作为一个以文学出名的官吏，司马相如所做的工作虽然只能是具体而微，但在这一过程中，他有超出同侪的见识，坚定地支持汉武帝的西南夷政策，并且作为使节深入其地，出色地完成使命，将西夷纳入汉王朝的行政管辖之中。司马相如文学之外的这些外交贡献，应该给予足够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