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政府内忧外患，藩镇也不过表面鲜亮，百多年是幸亦是不幸

安史之乱后，盛唐急速衰弱，过往四夷臣服，节度使也怀有敬畏之心，边境陈兵，四面开战，好不威风，真印了那句话：曾经有多辉煌，如今就有多狼狈。战乱之后的大唐，元气大伤，吐蕃、回纥等强邻都不失时机的咬上一口，外加安史叛军牢牢占据着河朔三镇，藩镇阳奉阴违，从此皇帝出逃京师成为了李唐历史上的特色一幕，令人感到有些不解的是，如此危如累卵的局势下，李唐竟然还能残喘一个半世纪之久，如果不是黄巢起义，唐中央政府崩溃，相信李唐的气数还不至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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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疑惑，唐政府为何就不剪灭藩镇割据的现状？是不能还是不愿呢？藩镇又为何不摆脱中央的钳制自成体系或争霸天下呢？两者是相互依偎还是藩镇寄存中央的状态呢？

要攻破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循序渐进的知道藩镇的形成和发展

唐玄宗虽然开创了开元盛世，可是到开元末年，因为土地兼并，导致均田制和府兵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为了保证兵力和战斗力，所以募兵制成为主流，再者，玄宗有着开疆拓土，威服海内的雄心，陈兵边境，对外形成巨大的威慑和武力的直接打击，九镇节度使和一经略使，即所谓的十节度由此产生，他们在地方上“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 ，即军政、财政、民政三政于一体的政治形态，这就是中晚唐著名的藩镇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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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南节度使、北庭节度使、朔方节度使、河东节度使、范阳节度使、平卢节度使、河西节度使、陇右节度使、安西节度使以及岭南经略使，这十个节度使占据着全国总兵力的85% ，而且是能征善战，看到这里，我们很自然的能够理解安禄山的造反行为，相较于兼任四镇节度使的王忠嗣，这并非仅仅个人野心的膨胀和忠君爱国那么简单的比较，实则这是政治体制的疏漏，如果说唐玄宗没有想过节度使个人权力过大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笔者实为不信，唯一能够解释的是李隆基在文治武功的辉煌功绩面前，有着对自己能够掌控一切的自负，十节度也可以认为是互相掣踵和均衡，而他从中调控，如此做到高效的调动兵力随时震慑周边吐蕃、回纥、南诏、奚、契丹等少数民族政权，可惜他忘了，凡是有利就必然有弊，而这个弊端一旦显露就是一柄利剑，安史之乱，大唐由盛转衰，而他本人也晚年凄凉的惨淡下场。

藩镇问题，在安史之乱后真正的成为唐朝遗留问题，并且成为尾大不掉之势，本来在唐肃宗和唐代宗时期是有望解决的，可是唐肃宗急于收复两京，将李泌一劳永逸的方案置之不理，这才让叛军有了喘息之机，而且一度死灰复燃，到唐代宗时期，史朝义身死，叛军投降，可是偏偏李适遗传了其父急不可耐的性格，竟然同意了仆固怀恩的建议，招降叛军的同时，还将原来叛军旧地以及兵士全部保留，让他们镇守河北地区，这一举动，最终演变成藩镇动荡的源泉。

投诚的安史叛军的实力让他们桀骜不驯对抗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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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朔三镇，即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成德节度使李宝成和卢龙节度使李怀仙，三镇佣兵皆数万到十万上下，他们看准朝廷大乱之后元气大伤，又内忧外患不断的情势下，对朝廷阳奉阴违，表面服从，实则独立，骄兵悍将，桀骜不驯。唐德宗时期，趁着李晟剑南大败外敌之际，赢得了一个相对安稳的外部环境，于是开始了削藩之战，藩镇面对唐德宗对李维岳事件的发酵，果断认识到唇亡齿寒，暗地里相互抱团取暖，对抗中央，最终唐德宗的藩镇打藩镇，衍变成为了二帝四王之乱，德宗接连两次因为兵变而逃出长安。

此刻的唐中央政府的确有着优势力量以及不弱的号召，可是想要恢复唐前期的中央集权和威信已然不大可能。

藩镇为何越来越多，唐中央为何不阻止这一现象的诞生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中央政府的确意识到了节度使权利过大的问题，可是中央势弱，想要平定叛乱。也就只能靠着其它的军镇来勤王，这一点就如清末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无力剿灭叛乱，只能寄希望于各地团练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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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抵御叛军，军镇制度扩展到了内地，特别是那些战略要地，被设立了不少的节度使、团练使和防御使等大小和规模不一的军镇，这就是后来的所谓藩镇。

说到藩镇，其实并非都是不遵中央号令，野心勃勃的割据势力，这里我们可以分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御型、西北和西南御边型以及东南财赋型，藩镇大多还是服从中央号令的，并没有其它异心，就连最为桀骜的河朔三镇，在强势时也会表面维持对朝廷的号令，他们要的只不过中央认同他们父子传承而已。

制度之下，军功之下，有功将士需要封赏，也是出于对势大者的遏制，在无力削藩的情况下，多设藩镇反而是有利于中央的做法。

藩镇之间相互制约，形成一种平衡的态势

中晚唐历史上，除唐宪宗短暂中兴之外，其它的皆是处于中央和藩镇对抗且胶着的状态。这是政治制度的问题，而并非简单通过削藩就能实现大唐帝国辉煌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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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林立，朝廷元气大伤，有心而无力，在大势面前只能选择退而求其次，即增设更多的藩镇以此达到相互制约的效果，势力被分割，对朝廷的威胁就自然减低，而中央想要削藩，则面临着有野心的藩镇的抱团，武力无法形成彻底的碾压，如此双方一度僵持，在打打停停中走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对抗以及协作，直到进入五代。

藩镇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光鲜，有苦说不出

如河朔三镇这样的，是半独立于中央之外的国中之国，拿魏博节度使来说，强盛时带甲十万，自然有着和中央叫板的资格，可是他们也并非我们想象中的可以为所欲为。

藩镇之所以割据一方，实则得益于牙兵、牙将的拥护，即亲兵。例如田承嗣曾就以牙兵而维系四世，统治魏博几近半个世纪。可是成也牙兵，败也牙兵，这些精锐的牙兵所代表的是藩镇是集体的利益，他们的关系盘根错节，并没有称霸天下的野心，他们要的只是最为现实的利益驱使而已，当藩帅们的行径损害了他们利益的时候，等来的就只是牙兵们无情的抛弃和诛戮罢了。

公元829年，魏博节度使史宪诚调任河中节度使，结果只因为想要带走府库钱粮，结果牙兵叛乱，史宪诚被杀；公元870年，传言魏博节度使何全皞要削减军队的粮食和衣物补贴，结果又是兵变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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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啊，藩镇在牙兵设立之后，虽然实力大增，可是却也内部诸多不稳，骄兵悍将们跋扈异常，藩帅们也是心惊胆战，后期牙兵废立藩帅更是屡见不鲜，话说攘外必先安内，在如此态势下，藩镇自身都是矛盾重重，又何谈争霸天下呢？

强人政治并不能一劳永逸，藩镇也自有益处

唐宪宗的短暂一统，随着其驾崩也是人亡政息，所以强人政治并不太被推崇，纵观明朝，靠谱的皇帝不多，可是却能够维持国家的均衡和发展，可见政治制度的完善和确立才是王朝持久的基础。

中晚唐时期的藩镇虽然令得内忧不断，国力衰退，可是在实力均衡之下，面对外敌的侵入，他们仍旧会承担自己的守土之责，吐蕃、回纥等的进攻，首当其冲的藩镇或意识到民族大义亦或是唇亡齿寒的藩镇都会遵从朝廷的调度，精诚团结打退敌军，藩镇的强大也再一定基础上弥补了朝廷中央兵力不足或元气大伤的短板，因此中央和地方藩镇有对抗的同时还有着相互依偎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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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巢起义成为李唐中央和藩镇均衡被破的外力

就这样，中央有心剿灭，又无力改变制度，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再者战乱之下，地方藩镇急剧壮大势力，藩镇和藩镇之间关系又盘根错节，他们是相互竞争可又是相互联合自保，在面对中央强势时，藩镇会团结起来，适时的低头，而中央自从安史之乱后，元气大伤，在此后京师六失，天子九逃，就可见唐帝国中央政府能力不再有一力降十会的武功和经济，这就注定了以河朔三镇为首的藩镇割据和中央不停对抗的结果，本来这也在一定的基础上形成均衡，使得唐帝国残喘了百多年，这是一种幸也是一种不幸，黄巢起义，中央政府流窜，打破均衡，李唐皇室走向灭亡，这是不幸却也是盛世皇朝的一种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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