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转型和第二次创业忽必烈的启示

最近读完了日本学者杉山正明的《忽必烈的挑战》，在我看来，一本历史书籍却在当下有了新的启示。那就是企业转型这个恒久弥新的话题。人们常说，重要的事情做两遍，每个创业者都希望自己的企业基业长青，而这个宏大目标的现实情况往往是，面对新环境的不断变化，企业必须面临再次创业的抉择。同样的抉择也放在了忽必烈面前，当时的情况是，蒙古大汗帝国皇帝蒙哥在进攻四川的战役中意外身亡。当他的乳兄弟末哥派来的秘密信使带来已经皇帝蒙哥已经死去的讣报时，该怎么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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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自成吉思汗以来，一直到蒙哥时代为止，元帝国说到底皆非统治，而是掠夺，蒙古的军队以其超强的机动性进行着碾压式的战争，所到之处，以劫掠为目的。但是这种模式，到了忽必烈时代，已经走不通了。必须要找到一个机制可以管理财富，然后创造更多的财富，必须要从统治进展到经营才行。这也像是一个初创企业，在经过了疯狂的野蛮生长之后，公司变得大而沉重，必须进行机构化改革，要么走向新的增长，要么浑浑噩噩等待时代抛弃。也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企业第二曲线。

在忽必烈的一系列动作下，蒙古从过去的“恐怖时代”明确变成了以大元汗国为中心的松散国家联盟主导的“融合时代” ，不仅是地中海方面的意大利主城，包括阿尔比斯以北的其他西欧诸势力在内，在政治上面向东方的壁垒消失了。一个横贯欧亚大陆的新经济圈，正式成立。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

当时的情况是，得知蒙哥去世，其中的远征军一部旭烈兀就地成立旭烈兀汗国，与钦察汗国以及印度次大陆的马木留克王朝形成了一个当下态势。而作为当时离权利中心最近的忽必烈，自然就成了可能是唯一一个皇位的最近的人。不去说权利宫斗，这样的戏码在泛滥的电视剧里比比皆是，咱说忽必烈的战略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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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先继承后发展。

面对突然到来的变故沉着应对

首先，贯彻蒙哥留下的计划，继续进攻南宋，渡过长江，意指鄂州。这里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是解决正统性问题，说明自己是唯一一个继承了已故皇帝遗志的人，而且渡过蒙古人忌惮的长江，也就基本上是用自己的军队为整个蒙古的战略调整当殿军，自愿担当了可能牺牲的棋子，让自己的军队处于各路敌军的中心地区；而且，解救了一直以来不和的兀良台率领的右翼军队，等于是从敌阵中救出；用战争的手段稳固了各大军事集团，把继位需要的军事力量留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

之所以他能如此从容，这得益于他在这之前就构建的以东方核心的策士智库班底。智库满地融了汉满蒙回藏的多元化思维体系；总体的策略是要建立自己的核心基地：金莲川。用李嘉诚的话就是有一些生意打死都要挣钱的，建立自己稳固的根据地基础。金莲川位于草原与中原文明的交界处，地理位置尤其重要。以此为基地，忽必烈和他的策士们笼络东方三王族在自己的麾下。东方三王族与西方三王族对称，是当初成吉思汗的三个胞弟建立的汗国。分别是次第拙赤.合撒儿、三弟合赤温及幺弟铁木哥.斡赤金为始祖的三个王族。

在忽必烈的班底里，除了东方三族和上述的兀良台等军事利益集团外，他的智囊团对可谓是，兼容并包，汉人、蒙古人、西亚甚至欧洲人，构成核心团队的多元化思维。让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全球化政权的思路和框架，天下模式在汉文化里喊了几千年，但始终没有离开中原地区。更不要说欧洲的各个林立的公国，更是没有这根弦。而这一次却是历史上真正意义上欧亚一体化体系构建。

第二步，双京制 A、B角设定留足系统冗余度。

结硬寨打呆仗。战争产业化。

不对啊，这是当年曾国藩打天平天国用的招数啊。以曾文正公的学识，他应该知道当年忽必烈攻克南宋时采取的策略。当时元军进攻南宋的门户襄阳和樊城，放弃了横扫亚欧的那种轻骑兵机动作战的恐怖笼罩战法，而是像建造城市一样，在两个城的主要交通线上，建起了城镇。而且，一围就是三年。元军仿佛是来开荒的，而不像是攻城的。甚至还做起了贸易，拉动了其间的商品流通。最后形成了中国历史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战争产业化的案例。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策略呢？

构建城市群，开启大建设时代。

这要从忽必烈的整个整体建构开始，众所周知，现在的帝都脱胎于元大都，围绕大都，当时忽必烈和他的策士们拉开了建立城市群的大幕。就像现在的环渤海经济带、长三角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在策士们的建议下，忽必烈为了创造出跨越游牧草原与中华农耕世界的政权骨架，在位于内蒙古的金莲川草原名为“开平”的城市，以及作为华北据点的金朝故都中都，正式命名为上都、中都，成为帝国首都。新的蒙古帝国，成为拥有两个首都的帝国。与中原其他的两京制不同，比如唐代的长安和洛阳。忽必烈是将宫廷、政府与军团，夏季安置在金莲川草原，冬季则迁往中都，每年各有半期的季节移动。忽必烈王朝成为了一个定期移动的政权。

设想一下，后来的明朝，也是两京制，但是，为什么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反而在崇祯决定走南京重振旗鼓的时候，却遭到了整个官僚集团的反对呢？因为，当时的南京是一套班子与北京的官僚系统存在根本性冲突。以至于后来到了南明时期，反而自己内讧，弄出了众多山头。不成气候。落实到企业，往往也有A、B角的设定，多数也是摆摆样子，而没有像忽必烈一样进行真正的权利中心转移，而且只是空间物理上的转移。而不是两条系统。是一个系统的两条解决方案。

当代历史学者施展的《枢纽》里，也论述了相关的问题，解答了一个为什么中原王朝往往是一个单一的农耕文明的王朝，而像唐、元、清则是融合了高原、草原、西域和汉族文化圈的综合性帝国，其原因也在于通知的二象性，既有草原部落的军事优势，又有中原文明的经济优势。达到了一个新的治理高度。

第三步：在一个全局思维下运筹帷幄。

建立系统。打通陆路海陆，成为一个世界意义的物流体系。

以两京制为蓝本，忽必烈复制这种模式，进行了打通欧亚海陆一体化的核心节点城市建设。于是，在忽必烈的示范作用下，东方三族、阔端王族、五投下、汪古驸马家等集团，以忽必烈的新首都圈为中央，东起现在的锡林郭勒草原、热河草原、北及兴安岭北部，西经阴山由远至甘肃、青海的内蒙古大草原与青海地方，连贯起来形成巨大的连锁状态。他们也各自在原来所拥有游牧领地，借高低差来做南北或者东西向的季节移动。同时，从南宋继承来的水师，也为元帝国经略海洋提供了物质基础，行为逻辑也从征服变成了通商。海陆由此而连接起来。至于后来的明帝国，郑和下西洋基本是元帝国海洋经济的延续，然而，在一个农民统治的王朝里，基础逻辑的变化，官办经商变成了无利可图，出海的官员和士兵与帝国的利益不相融，于是，后来明政府就把这事给禁了，片帆不许入海的禁令让原来的商业遗续势力变成了“倭寇” ，大部分的倭寇们就是原来沿海的生意人。

第四步：建立欧亚海陆交通、航运一体化。

水海陆交通网在蒙古政权的公费下得到彻底的整备、维持、管理。比如，将大运河从经大都，也就是今天的背景，再修缮出海流到了现在的天津，完成了水陆海的纵横交通体系，对于大商人来说，时代完全变了。忽必烈政权取消了过路费，过去只要商人通过重要的地点，都要被课以过路费。而作为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的补偿，那就是农业税归各自的地方政府。也就是说，被历来中原王朝看做经济命脉重中之重、立国之本的农业税，元帝国的统治者们根本不在乎。元帝国实行3%的税率，与穆斯林商队合作，搭建起个完整的商业生态。而忽必烈又通过定期集中赏赐的方式，给予贵族集团们资本输出，由此一个因此而生的全新的货币体系应运而生。

第五步：打造货币体系，推出以银为本位的货币系统，附之纸币以及盐引为补充的货币系统，废除宋前的以铜为本位的货币系统。在重商主义的大元帝国，在自由经济世界里，货币就是血液，支撑起忽必烈帝国构想的三根支柱：国家构想、中华税源、穆斯林商人。穆斯林商人创造出了称作“斡鲁托克”的共同组织，通过大规模的资本力及提携活动，进行所有的经济行为。斡鲁托克在突厥语中为“伙伴”“组织”的意思，如果不严格考虑，这种组织像极了今天的公司。大家知道现代意义上的公司起源于荷兰，而在这之前，穆斯林商人们已经在尝试了。而给他们注入资本的，很大一部分则来自于忽必烈治下的统治贵族们，忽必烈每年向蒙古帝室及一下成员赐予“定例商银” ，也就是重量在两千克左右的银块，这个白银的一块就是一锭，在古代的银钱系统里，钱的十倍为两，两的五十倍是锭，这也是银元宝的来历。在江南，辅助的也有铜钱，但已经不是主要货币了。整个货币系统的建设，给这个帝国的系统一个正反馈循环。造就了忽必烈在历史上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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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一下，元朝覆灭的主要原因：从1346年开始，黑死病侵袭埃及、叙利亚、东地中海沿岸及西欧，将国家与社会逼上绝路。同一时期，中国黄河大泛滥，恶疾侵袭华北与华中。连续的天灾， 70年的自然灾害，从大臣到大可汗，为自身的不德招来不寻常的灾厄而向天地与万民谢罪，罪己诏是一道接着一道。在中国本土，以省为单位持续十万、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受难者出现事态。蒙古高原最是悲惨。在众多的逃荒队伍中，一个曾经当过和尚的农民朱重八也在其列。

还有就是当时技术瓶颈的局限，这个庞大的帝国系统其实也有其脆弱性。没有现代化的信息系统，很难长久的维持这种横跨万里有效治理。

当然，这些也是本书的一家之言，不是可以穷尽，至于历史的有趣，恰恰是在众多的可能性中择其一，在随着时间不间断的“坍缩”成了事实态。而给结论的历史教科书，则让人失去对历史探索的兴趣。历史不是死记硬背，而是回到现场，体悟选择的多样性。历史无真相，因为在复杂的系统里，总有一些符合你价值预设的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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