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无商则民不富市无钱则国不稳”——浅说清代“滇铜”入京

清代制钱的重量标准

清政府非常注意维持银钱比价,防止民间私铸和毁熔制钱,其采用的主要手段就是调整制钱的重量和金属成分。

明末,北方钱局铸钱的标准为每文重一钱。顺治年间,钱文重量几易变化顺治元年(1644年),政府规定一文重一钱。顺治二年,规定一文重一钱二分,每七文准银一分。顺治八年(1651年),又改为一文重一钱二分五厘,每十文准银一分。顺治十四年(1657年),宝泉局更定一文重一钱四分。康熙通宝重量前后有过两次变更。康熙元年至二十二年(1662~1683年),沿用顺治十四年规定,每文重一钱四分。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改为一文重钱。康熙四十一ー年(1702年),又改回一文重一钱四分,另外铸一种小钱,每文重七分,称为轻钱;重一钱四分者称为重钱。并重申每干钱准银一两,重一钱之旧钱,每干钱准银七钱。

雍正年间制钱重量亦曾有改变。初沿用康熙四十一年每文重一钱四分之规定。雍正十ー年(173年),改一文重一钱二分,此后的百余年间重量未再有任何改变。雍正时期,清政府对铸钱制度进行改革,降低铸钱成本。雍正帝认为,"铜重则滋销毁,本轻则多私铸" 。制钱含铜太高,不法之徒会毁钱年利;制钱含铜太低,会造成私铸泛滥。

他指出,制钱"原宜随时更定,筹画变通,斯可平钱价而杜诸弊",在反思了顺治、康熙两朝铸钱得失后,认为"每文铸重一钱二分,在销毁者无利,在私铸者亦难,似属权衡得中,可以行之久远" 。此后,钱文铸重钱二分遂成为制度。到道光为止,一文重一钱二分,成为清代制钱的法定钱重终清一代,大体上顺治通宝、康熙通宝、雍正通宝以及早期的乾隆通宝等铜钱铸工精、铜质好、重量足,币值和比价都比较稳定。乾隆中后期铸币逐渐减重质量日渐低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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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钱的铜料来源

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当时铸造铜钱必须以铜和锌按一定的比例搭配熔铸,所以铜、锌是铸钱的主要原料,铜料尤为重要,清政府对此极为重视,管理严格,称为"铜政" 。

清代铸造铜钱的原材料主要来源于旧钱回炉、旧铜器熔铸、采办洋铜以及自行采矿炼铜,其中自行采矿炼铜是最主要的来源。铜的产地主要集中于两湖、两粤、川、映、云、贵等省,其中以云南产铜最多,习惯称为"滇铜" 。

清初,中央和地方铸钱的铜料全部依靠国内供给。康熙年间,开放海禁,大部分铜料从日本进口,以后由于日本铜产量下降,进口日本铜也随之减少。雍正之时,进口铜料的不足部分,由采办国内滇铜得到补充。到了乾隆年间,滇铜逐渐代替了大部分进口铜。此外,清政府在国内还收购历代旧钱和铜器以补铜料之不足。为保障铸钱原料,曾下令四品以下官员及百姓不得使用铜制器皿,全部收缴国家以供铸钱,私藏者治罪等等,但种种措施仍不能保证钱币的正常铸造。

此时,云南铜矿业开始呈现发达迹象,而且铜料质地较佳,开采远景亦可信赖,因而引起清政府的高度重视,遂把铜料的采办转移到了国内。云南矿藏丰富,尤以铜、锡著名。商周时期,云南尤其是滇池地区青铜铸造业就非常发达。滇池地区及附近地区多是产铜、锡的源地。由于资源丰富,促进了滇池地区矿冶业和铸造业的发展,形成灿烂的青铜文化。云南地区金属矿产丰富,甚至其中部分还远销境外。

安阳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其铜料产地有的就是来自云南的昭通地区。西汉中期以后,滇东北地区的青铜冶炼日趋发展起来,经王莽新朝至东汉时期已十分兴盛。朱提(昭通)、堂狼(东川)生产的铜洗行销全国各地,成为当时各地铸钱的主要原料。

而滇东北地区因当地产铜洗之利,为铸钱创造了条件，清朝对云南的统治确立后,大量移民入滇,推行"改土归流",客观上现固了国家的统一,推进了边疆的开发,促使云南的矿治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东川、易门、路南、永北(今永胜)的铜,鲁甸、白羊(今宾川牛井)、永盛(今云龙)、茂隆(今沧源)的银,个旧的锡,罗平、建水等地的铅都负盛名。 1743年至1802年间,滇铜的平均年产量均超过1亿斤以上,最高年产达到1.4亿多斤,位居全国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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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ー年(1682年),云贵总督蔡毓荣上《筹滇十疏》,其中第四疏议理财,着重"广鼓铸开矿藏" 。自此,开采滇铜供应铸钱之需,东川矿山之大规模开采从此开始。他实行对滇矿招商开采的政策,抽税20%,并定奖励办法,产品听民自售。一时各地商人来投资者甚多。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政府在云南立官铜店,收购滇铜。此后,铸钱原料逐渐停止办运洋铜,基本依赖滇铜。当时,云贵总督贝和诺建议清廷实行"官买余铜"政策,即除20%铜课外,余铜由官府强制收购。此外,滇铜虽说官收,但百姓私采私售从未杜绝,民间小厂众多。全省铜矿雇工,盛时约有20万~30万工人劳作。

滇铜产量盛时约占清代全国铜产量的95%以上,是清铸钱业的原料基地。滇铜中尤以东川产量最多。清前期东川的铜厂多达33个,其中产量最高的有汤丹厂、碌碌厂、大风岭厂、紫牛坡场、茂麓厂,这些大厂还辖若干小厂。从产量上看,乾、嘉时期,最高年产量达1000万斤以上。《新纂云南通志》对以上五厂的产量统计表明,它们年产铜900万斤,占当时全省铜产量的75%,占全国铜产量的64% 。

清政府根据云南矿产资源丰富的特点,把这里作为全国铸币用料的生产基地,滇铜生产至乾隆朝前期达到全盛。因此,云南铜矿在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时期内对于清朝中央的财政金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北京、江南、贵州等地方钱局鼓铸所需的铜料,主要依靠滇铜,形成"洋铜而外惟仰给滇铜"的局面。用国产的滇铜取代洋铜铸钱,一方面使得铜原料供给保持相对平稳,另一方面降低了铸钱用铜价格和成本,从而使清代铸钱制度长期保持稳定。

滇铜入京是如何运输的

由于铸钱所需的铜料主要来源于京外,因而铜料能否顺利运送到京城,便直接影响到宝泉、宝源两局的制钱铸造。为加强管理,清政府对京局采办滇铜做了严格规定,明确"每一百斤价银九两二钱",其由滇运输至京,每百斤脚价三两后来户部对滇铜运京脚价实行实报实销制度,但节省不会太多在实际运行中,滇铜运输时因运力不济、运送不力而屡出差错。为保证京铜供给,在数量上和时间上都不能延误,清政府屡次晓谕省督,不尽责而延误时日者,惟滇省督府是问。

朝廷对滇铜入京的线路及期限有着严格的限定。乾隆三年(1738年)《云南运铜条例》规定,滇铜运京路线为:由云南两处产铜之地分别转运到四川永宁然后改由水运,由永宁河入长江,经泸州、合江、江津、重庆、汉口到江苏仪征,转入运河,最后到达直隶省的张家湾,起岸后陆运至京。乾隆七年,户部议定,将铜房由张家湾移设通州,然后由通州转运至京城。对于滇铜运京期限朝廷也有严格的规定。

乾隆十四年户部议言"自川至汉口,定限四月;汉口抵通州,定限五月;至于汉口、仪征,例须换船,一切搬运过载于汉ロ定限四十日,仪征定限二十日,通计自领铜抵通,定限十有一月。 ……其交铜之后,自京回滇,以九十九为限" 。

从时间上看,虽然规定运输的时间在一年左右,但由于路途遥远险恶,所谓"程途万里",故有学者推算估计滇铜运京往在往有二三年才运达到。可以说,京铜运输是清代规模宏大的运输工程,由于钱币铸造为每年定制,事关国计民生,故滇铜远远比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运输等工程更为完善,转运制度也更为严密由此可以证明,云南铜料的输出,对京城钱币的铸造和市场供应有较大的影响,直接关系到清代制钱制度的稳定。可见,云南在清代货币铸造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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