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是把“双刃剑”,带你全面了解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战略

“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汉末的历史上 , 最早是沮授给袁绍提出的一个战略规划 。

《后汉书·袁绍传》:

沮授说绍曰:“且今州城粗定 , 兵强士附 , 西迎大驾 , 即官邺都 , 挟天子而令诸侯 , 畜士马以讨不庭 , 谁能御之?”

然而这句话在《三国演义》中 , 却被罗贯中张冠李戴给了曹操 , 大概是因为“挟天子”一词颇有些不敬的意味 , 用来“黑”一下曹操正合适吧 。 这可能是关于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战略流传最广的一个误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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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里这句话被放到了曹操身上 。

然而关于“奉天子以令不臣”更大的误会却不在于此 , 在很长的时间里 , 在三国爱好者里 , 甚至在学界 , 很多人都只看到了曹操这个战略的成功之处 , 更有甚者把它视为曹操能够崛起的关键性条件 , 这样的看法显然都是一隅之见 , 有失偏颇的 。

曹操固然从“奉天子”中获得了大量的政治利益 。 但是 , 曹操之所以能够在汉末群雄争霸的舞台上脱颖而出 , 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军事实力 。 另外 , 这个战略还存在着一定的消极影响 , 这也是不容忽视的 。 只有一分为二地看待“奉天子以令不臣”这个战略 , 才能正确地理解曹操集团的崛起和成功 , 才能更好地认识作为一代政治家的曹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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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奉天子以令不臣”的作用 , 影响到怎么认识曹操的崛起 。

一、“奉天子以令不臣”其实是一把双刃剑

(一)早期的“挟天子”者无法“令诸侯”

客观地说 , 早期的“挟天子”者 , 实际效果都不理想 。 达不到“令诸侯”的目的不说 , 如董卓者还成为众矢之的 , 反而变成了天下诸侯共讨的对象 。 中平六年(189年)董卓在宦官和外戚两败俱伤的情况下 , 掌握了东汉政府 , 取得了“挟天子”的政治地位 。 然而这立即激起了关东诸侯的强烈反对 , 他们以袁绍为盟主 , 以军事手段和董卓直接对抗 。 这场声势浩大讨董军事行动 , 虽然因为关东诸侯各自心怀鬼胎草草收场 。 但是却也极大地震慑了董卓 , 董卓不得不“徙天子都长安”来避其锋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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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乘虚而入“挟天子”

最后 , 董卓死于忠于汉廷的王允运作下离间计 。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 , 类似董卓这样没有足够的威望的军阀 , 仅仅依靠暴力手段“挟天子” 。 不仅无法实现“令诸侯”的政治优势 , 反而还会把自己变成众矢之的 , 甚至招来杀身之祸 。

董卓没有运用好这把“双刃剑” , 继董卓之后的“挟天子”者“弄剑”的水平显然更差 。 凉州集团的李傕郭汜 , “白波贼”杨奉等人相继“挟天子” , 但依然无所作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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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天子”是把双刃剑 , 董卓等人没有用好 。

以上诸人都曾经成功地“挟天子” , 但是根本无法“令诸侯” , 这其中的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 。 但是从既成事实来看 , 我们依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 那就是“挟天子”和“令诸侯”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 。 在自身威望和实力不足的情况下 , “挟天子”反而可能变成一种政治负担 。

(二)袁绍没有“挟天子” , 并非完全是因为其“短视”

有了上面的结论 , 我们再来审视袁绍对待其谋士多次提出的“挟天子”的态度 , 就不能像以往那样 , 简单地认为袁绍不纳其言 , 是一种“短视”的行为 。 其实 , 袁绍很早就认识到了“挟天子”的作用 , 早在初平二年(191年) , 袁绍就准备拥立幽州牧刘虞为帝 , 和董卓所挟持下的献帝分庭抗礼 , 此事因为刘虞不受而作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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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对“挟天子”的作用不能说完全没有认识 。

初平二年 , 冀州从事沮授就建议过袁绍:

“横大河之北 , 合四州之地 , 收英雄之才 , 拥百万之众 , 迎大驾于西京 , 复宗庙于洛邑 , 号令天下 , 以讨未复 , 以此争锋 , 谁能敌之!”

如果说当时袁绍考虑到自己的实力稍显不足 , 没有接受“迎大驾于西京”建议的话 。 等到袁绍击败公孙瓒 , 雄踞四州之地 , 成为天下实力首屈一指的霸主之后 , 面对沮授再次提出的“宜迎大驾 , 安宫邺都 , 挟天子而令诸侯 , 畜士马以讨不庭 , 谁能御之! ”的建议 , 依然无动于衷 , 显然是有其他方面的顾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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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至少有三方面的顾虑

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袁绍的想法 。 一是因为袁绍方面和以刘协代表的汉室 , 其实存在很多的“过节” , 限于篇幅 , 本文不做展开 。 简单地讲 , 袁绍曾经有议立刘虞的事情 , 甚至还质疑过汉献帝皇子的身份 , 这就显示了袁绍对于汉献帝的极度不认同 , 如果再次迎奉汉献帝 , 实在很难想象在邺城会出现什么样的政治局面 。 第二 , 按照袁绍自己的说法“若迎天子以自近 , 动辄表闻 , 从之则权轻 , 违之则拒命 , 非计之善者也 。 ”应该说 , 袁绍的这种考虑并非无稽之谈 , 汉献帝毕竟不是真正的“孤家寡人” , 他身边还有相当的“死忠” , 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 这种掣肘的问题其实曹操后来也遇到过 , 并引起了不小的危机 , 这一点我们还会在后文中做详细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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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的处境和曹操不同 , 有些想法也会有差异 。

最后一点 , 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 袁绍当时的实力已经非常强大 , 自帝的想法已经萌生 , 这件事的明证就是“耿苞背锅事件” 。 袁绍曾经密令主簿鲍耿为自己称帝寻找祥瑞 , 制造舆论 。 当耿苞提出“赤德衰尽 , 袁为黄胤 , 宜顺天意 。 ”之后 , 袁绍满以为舆论造势已经成功 , 结果没想到自己的部下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 几乎一致反对 , 并且都说耿苞妖言惑众 , 应该处死 。 袁绍这才发现情况不对 , 只能把锅甩给鲍耿 , 杀掉他来消除影响 。

袁绍想要称帝 , 必然面临汉帝法统转移问题 。 这是古代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问题 , 这里不妨再加以说明 。 秦末汉初之际 , 整个社会面临承秦和张楚的困局 。 项羽立义帝以张楚 , 并且把楚帝置于和秦帝对等的位置 。 项羽这个做法 , 本来尚属高明 。 按照这个逻辑 , 只要楚帝之位一旦空置 , 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上位 , 这样就完美地解决了承秦和张楚之间的矛盾 。 但是项羽操之过急 , 用杀掉义帝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 引起天下人共怒 , 也给了刘邦号令天下诸侯共讨的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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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内部对于是否迎献帝 , 也有分歧 。

袁绍如果迎奉汉献帝 , 其实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 汉献帝在自己手里 , 如何对待汉帝 , 以及如何处理汉帝和自帝的问题 。 在当时的情况下 , 袁绍方面其实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 , 袁绍自己是比较倾向于“所谓秦失其鹿 , 先得者王”这种方案的 , 而这和迎奉献帝就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 毕竟袁绍只能站在兴平二年(195年)往后看 , 我们如果以事后成败的角度 , 来一昧批评袁绍不纳“挟天子”的建议是“短视”的话 , 未免较多先验主义色彩 。

只能说 , 袁绍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 是在他的评估之下 , 觉得“挟天子”是弊大于利的 。

另外一方面 , 汉献帝到了曹操手里 , 被充分利用 。 曹操从中获取了巨大的政治利益 , 可能这确实也是袁绍所没有预计到的 。

(三)从“挟天子”到“奉天子” , 曹操显示出高人一筹的胆识和政治才能

相比起袁绍的踌躇犹豫 , 曹操在“奉天子”这个问题上 , 确实表现出了高人一筹的胆识 。 曹操有“奉天子”想法 , 可以追溯到他取得兖州之初 。

《三国志·董昭传》:

“时太祖领兖州……昭为太祖作书与长安诸将李傕、郭汜等 , 各随轻重致殷勤 。 杨亦遣使诣太祖 。 太祖遗杨犬马金帛 , 遂与西方往来 。 ”

《三国志·钟繇传》:

“是时 , 汉帝在西京 , 李傕、郭汜等乱长安中 , 与关东断绝 。 太祖领兖州牧 , 始遣使上书 。 傕、汜等以为“关东欲自立天子 , 今曹操虽有使命 , 非其至实” , 议留太祖使 , 拒绝其意 。 繇说傕、汜等曰:“方今英雄并起 , 各矫命专制 , 唯曹兖州乃心王室 , 而逆其忠款 , 非所以副将来之望也 。 ”傕、汜等用繇言 , 厚加答报 , 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 。 ”

早在兖州时期 , 曹操自己的情况都还算不上稳定 , 就积极和汉廷取得联系 。 并且还一度面临河内张扬的阻挠 , 当时控制汉廷的凉州李傕郭汜一开始对曹操也持抵触态度 。

曹操在这些困难面前 , 通过各种资源 , 运用各种手段 , 终于打通和汉廷的联系 , 这就已经显示出“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 。 按照方诗铭先生的理解 , 虽然是毛玠最早向曹操提出“宜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建议 , 但是并不能把这样的战略就完全归功于毛玠 , 而是曹操自己早有“此志” , 毛玠的建议“正中下怀”而已 。 结合起曹操早年在兖州的动作 , 再佐之袁绍对待汉献帝的态度来看 , 方老的这番论述 , 确实是精彩而又洞彻的见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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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主动和李郭二人控制下的汉廷恢复了联系

在突破种种障碍后 , 曹操终于“遂与西方往来” , 为以后“奉天子”准备好了条件 。

但是曹操阵营内部 , 对是否“奉天子”的问题 , 也存在很大争议 。 当时就有“山东未平 , 韩暹、杨奉新将天子到洛阳 , 北连张杨 , 未可卒制 。 ”这样的反对意见 。 客观地讲 , 这些意见并不是全然没有道理的 。

在这种情况下 , 是由于荀彧和程昱等人的力劝 , 同时曹操也展现出高人一筹的胆识 , 做出了“奉天子”的重要决策 。

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 , 曹操之所以有“奉天子”的举措 , 也并不全然是其“远见” , 而和他当时的政治处境有很大关系 , 这也是他区别于袁绍的地方 。 据《后汉纪》记载 , 琅琊王刘容弟刘邈在初平四年曾经到达长安 , 并在汉献帝面前盛赞曹操是汉室忠臣 。 相比起当时诸侯对汉献帝不闻不问 , 曹操的一系列行动 , 确实也说得上“尊汉” 。 另外汉献帝当时在“尺土一民 , 皆非汉有”的情况下 , 其实也是无处可去 。 投往曹操处 , 其实也是双方共同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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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很多情况和袁绍不同 , “奉天子”还有一些现实原因 。

然而 , 曹操的“奉天子”之路 , 却并不顺利 。

二、曹操颇费周折的“奉天子”之路

曹操的“奉天子以令不臣”是其既定战略 , 但是曹操迎奉汉献帝之路 , 却并不顺利 。 曹操最终能迎奉汉献帝至许昌 , 将他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 除了曹操自身不断的努力之外 , 还有一些历史偶然的因素 。

前文已经谈到 , 早在兖州时期 , 曹操就积极跟李傕郭汜控制下的汉廷取得联系 。 然而曹操的“操作”远远不仅限于此 , 在取得和汉廷的联系以后 。 曹操还派遣自己的心腹王必前往长安 , 这是一件值得玩味的事 。 史书没有记载王必在长安的具体活动 , 但是《后汉纪》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侍中杨琦 , 黄门侍郎丁冲、钟繇 , 尚书左丞鲁充 , 尚书郎韩斌 , 与傕将杨奉、军吏杨帛谋共杀傕 , 会傕以他事诛帛 , 奉将所领归汜 。 ”

这里出现的丁冲是曹操的老朋友 , 而钟繇则是后来曹魏出镇关中的关键性人物 。 这件由上述人等策划的联结杨奉以刺杀李傕事情 , 和王必那次出使长安 , 有没有什么联系 , 其实是引人遐想的 。

虽然这次密谋失败 , 没有杀掉李傕 , 但是李傕的实力却因此受到很大影响 。 再加上后来李傕郭汜自身矛盾激化 , 逐渐无力控制汉献帝 。 最后两人还愚蠢地同意汉献帝东归洛阳 , 这就给了曹操可趁之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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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彧是曹操下定“奉天子”决心的关键性人物 。

曹操能最终完成“奉天子”的行动 , 还有两个因素是必不可少的 。 一是袁绍放弃了“挟天子” , 从汉献帝东归洛阳的线路来看 , 他们先是从长安出发 , 达到弘农郡的华阴 , 然后再转向河东郡的安邑 , 接着出箕关 , 才最终到达洛阳 。 河东郡和河内郡都靠近袁绍的地盘 , 河内郡的张扬更是半依附于袁绍 。 如果袁绍出手拦截 , 就绝对没有曹操什么事了 。

另外一个因素则是曹操“手中有粮” 。 献帝到达洛阳之后 , 处于杨奉的控制之下 。 曹操“闻其(杨奉)兵精” , 没有十足的把握吃下杨奉 。 但是杨奉的问题是严重缺粮 , 而没有粮食就无法维持东汉政府 。 在董昭的运作下 , 曹操两度抛出粮食这个诱饵 , 并且还吹捧了杨奉一番 , 表示自己没有染指东汉政府的野心 。 同时曹操还欺骗杨奉说 , 只是让献帝暂时移驾鲁阳 , 因为那里运粮方便 。 鲁阳并不是曹操的根据地 , 杨奉因此放松了警惕 , 在粮食的诱惑下 , 终于同意了 。 等到献帝车驾启程 , 就不带刹车的直接奔向许县了 , 杨奉发现上了曹操的当 , 但是也悔之晚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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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有粮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曹操从兴平二年(195年)疑似通过丁冲等人策动杨奉反李傕 , 到建安元年(196年)终于从杨奉手里“骗”得汉献帝 , 历时整整一年有余 , 应该说这个过程颇费周折 , 并不容易 , 甚至还有些运气的成分 。

三、一分为二 , 全面地看待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作用

曹操将汉献帝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 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利益 , 这个已是历史成论 。 本文无需在这个问题上赘言 , 只是想就过分夸大“奉天子以令不臣”的作用 , 做一讨论 , 以求教于大家 。 在这个问题上 , 胡三省曾有过评论“操之所以芟群雄者 , 在迎天子都许 , 屯田积谷而已” 。 应该说 , 这样的看法才是比较客观公允的 。 在胡三省的意见中 , “屯田积谷”是位于和“奉天子”同等重要的地位 。 实际上 , 如果曹操当时没有充足的粮食这个优势 , 也是无法诱动杨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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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奉天子”初期 , 还是比较“尊汉”的 。

在曹操集团随后的发展过程中 , 天子的旗帜固然发挥了重要作用 。 但是我们不难看到 , 曹操宛城收降张绣 , 张绣主要考虑的还是投靠谁的好处较大;官渡之战曹操战胜袁绍 , 主要因素还是荀彧总结的“四胜” , 以及袁绍阵营的内部矛盾;刘琮举荆州投降曹操 , 则是曹操携官渡之后统一北方的余威 , 这些显然都还是曹操集团自身的实力使然 , 不能全部归结于“奉天子”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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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渡之战 , “奉天子”不是决定性因素 。

“奉天子”的另外一个作用是 , 在曹操周围笼络了一批“拥汉”的人才 。 在曹操事业的初期 , 这部分人的利益和曹操的利益高度重合 , 双方尚能通力合作 , 铲除割据的群雄 。 然而随着曹操的事业不断获得成功 , 双方的矛盾就开始显现出来了 。 这种矛盾到了后期 , 不仅成为曹操政治上再进一步的绊脚石 , 还给曹操带来了严重的危机 。

曹操从“汉相”到“汉贼”角色的转变 , 就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负面效果开始显现的产物 , 这其实也正是当初袁绍所忌惮的局面 。 建安四年(199年)的衣带诏事件 , 建安十七年荀彧被迫死 , 建安十九年伏完事件 , 建安二十三年吉本在许都谋反 , 建安二十四年魏讽案 。 这些都可以说是曹操控制天子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 其窘迫情况甚至和当年董卓有相似之处 。 而这一点又往往成为曹操的政治对手刘备和孙权用以攻击他的地方 , 比如赤壁之战前 , 周瑜就给战争定位于“为汉家除残去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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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子”的负面影响开始逐渐显现

田余庆先生就意识到了曹操的这种窘迫之处 , “月明星稀 , 乌鹊南飞 。 绕树三匝 , 无枝可依” 。 曹操利用“奉天子”策略 , 成功地剿灭袁术和袁绍这种欲自王自帝的割据者 , 但是也限制了自己 , 使得他最后也只能“吾为周文王” 。 所以田老会说“这只绕树而飞的乌鸦就是曹操自己” , “奉天子以令不臣”是一张时代的罗网 , 网住了其他的割据的群雄 , 最终也会网住曹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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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自己也无法逃脱这张时代的罗网

结论

经过本文的讨论 , 我们可以看到 。 曹操的“奉天子以令不臣”是一个具有深刻时代内涵的战略 , 是一把双刃剑 。 早期的“挟天子”者 , 不具备足够的实力和威望 , 于民于国无功 , 妄动神器只能举剑自戕 。 袁绍在对待这个问题时 , 显然还有更多更复杂的考虑 , 并不能站在事后成败的角度一昧批评是他的“短视” 。 就曹操而言 , 他的情况和袁绍并不相同 , “奉天子以令不臣”是他由来已久的策划 , 经过了很多周折才得以实施 。 在曹操发展的初期 , 这个战略有力地推进了他的事业 , 然而等到他的事业到达一定高度以后 , 这个战略又一定程度上成为他的绊脚石和掣肘 , 再次显现出“双刃剑”的本色 。 我们无意于否定“奉天子以令不臣”这面政治旗帜对于曹操的巨大作用 。 但是我们更应该客观地来理解曹操的成功 , 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军事实力 。 曹操是汉末唯一成功运用了这把双刃剑的人 。 正确全面看待这把“双刃剑”的作用 , 则更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和认识作为伟大政治家的曹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