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起的黄金搭档，灭巴蜀，取河东，定黔中，一人使秦国领土翻倍

秦国大将司马错灭巴蜀，取河东，很是辉煌了一阵，但之后这位老将就沉寂了一段时间，由燕国发起，三晋与秦国也跟着参与惩齐战争，秦国也没有让这位老将出场，而是派出了尉斯离（不是卫斯理， “尉”为官职）统帅秦军参与联军。秦军为魏冉这个外戚咬下了陶邑这块飞地作为封地，但这块飞地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也成了秦国在东方的累赘，因为这处要地时时都会让的魏国感到忌惮，最终在邯郸之战中秦军失利以后，这块飞地也被魏国给啃了回去（前254年，五国伐齐三十年后）。秦国人一贯出尔反尔，刚和三晋联手揍齐国，第二年立马又啃下魏国南线的安城（今河南平舆一带），耀武扬威地杀到大梁城下，可见魏国自失去河东以后的景况就好比是王小二过年了。事实上，这时候秦国与赵国也在联合，秦国侵吞魏国南部为日后伐楚做准备，而赵国则在蚕食魏国河北地区以巩固南线。足见秦国的连横对象也常常改变。而且秦国对赵国的土地其实也有一点念想，就想先给赵国的甜头（十五座城池，大约是前一段时间秦国击魏占领的土地）好诓一下，这就引发了蔺相如的完璧归赵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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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如此顽强不屈，所以在“完璧归赵”事件后，秦国又开展了对赵国的攻略，（前282年-前280年），攻略的主要地区是吕梁山地区，以威胁赵国在太原盆地的起家之地。这种对三晋的攻击，也符合魏冉保卫自己在东方的飞地的需要，以免三晋用兵东进端了他的家。不过魏冉本人倒是经常对齐国下手，这一举动后来也深受力主“远交近攻”的范雎的批判。

到了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秦国的战略进攻方向又一次再度转向南方了。而且这次南征也是一场大动作，征发的士兵，来自于陇西，这一地区在西周时代被称为“西垂” ，地近戎狄，民风彪悍，是当年秦国的起家之地（具体点说，是周天子给秦国公族祖宗们安排去养马的劳改地面）。领兵的人物，是老将司马错（此时他大概已有六十有余），大军先翻过祁山，进入蜀地，此时末代蜀君蜀侯绾已经被秦人所诛杀，蜀地再无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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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错的大军接下来又沿着岷江-长江水道，进入巴地，然后又沿着长江东下，占领了楚国所占领的原东巴国枳地，进一步，秦国大军又沿着巫江上溯，逐步占领整个楚国黔中郡（今贵州东部到湖南西部一带），完成了当年绑架楚怀王所没有达到的目的。这次征伐还断掉楚国庄蹻（我猜测他可能不是先前“暴郢”之庄蹻）所率西征军的后路，这条西征军的本来目的，我猜可能是与后世汉尼拔进攻罗马差不多，就是在执行一个大迂回战略，沿着“沪昆线”西进，在滇池地区建立根据地，再沿着“成昆线”北上直捣蜀中，但是由于后路被断，补给接不上，所以庄蹻也只能在滇池地区割据称王了，不过他反倒是为楚国公族延续了最后一点血脉，他的后人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向汉朝称臣。楚国人见后方不稳，大为惊恐，连忙献出汉北及上庸地以贿赂秦国，在这一点上，苏洵认为“弊在赂秦”倒没有大错，因为秦国人的野心是难以满足的，要他们见点甜头就收根本不可能。因为第二年，秦国的大杀神白起很快就利用楚人新割让的地区作为跳板，攻陷了楚陪都鄢，再下一年，楚都郢又被攻陷，楚国的王陵也被白起一把火烧光，楚顷襄王只得逃亡到陈。楚、齐两国皆历重创，能与秦国较量较量的，只剩下北面的赵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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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翦之前，白起司马错这对名将搭档，对于秦帝国的统一贡献最大，白起杀敌百万，司马错则灭巴蜀，取河东，定黔中，使得秦国的领土几乎翻了一倍。虽然白起名气更大，但司马错的贡献并不一定比他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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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拔取黔中以后，司马错在史册上就销声匿迹了，大约他老人家也要回家颐养天年了，可能在这最后一次大征伐后不久他也去世了。不过他的两件身后事还是要提一下：

其一有关司马错所征服的巴地，依《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秦昭襄王时期，黔中、巴蜀、汉中一带有“白虎”带领群虎为害，于是秦王发榜悬赏，能杀虎者封邑万户并能获得金帛赏赐，于是朐忍县（今重庆云阳）的夷人（可能是归顺秦国的巴人）廖仲、药何、射虎秦精三人做了一挺竹弩，射杀了白虎。但是秦人却因民族原因之嫌，不肯授予三人爵位，所以就与夷人订立了一项奇怪的盟约：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黄龙是用黄金雕刻而成的金龙；清酒则是巴人所酿的名酒，因产量极低，极为珍贵。这个传说的背后，大抵是反映了秦国占领巴地（包括原西巴与东巴）以后，秦人与土著的矛盾激化故而引发了巴人的暴动，所谓“白虎” ，大约是巴人的图腾标志或巴人起义军所用的徽记，而起事的巴人，极有可能是原东巴地区的巴人，因为西巴受到周文化影响深重，已经不大可能再使用图腾式的标志了。激发暴动的原因，大概是因为秦人的重税，《后汉书》记载，秦灭巴后，任命巴王巴侯为郡长，世代与秦国女子婚姻，借此笼络巴人。在赋税方面，秦国朝廷规定巴郡“其郡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出巾家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鍭” 。可见巴郡的郡长与郡民，每年都要向秦人缴纳沉重的赋税，而且郡长的税源也出自于于郡民身上，自然巴人苦不堪言，痛于赋税之重。苛捐杂税名目众多，故而起事反抗。但是秦史往往讳败扬胜，所以这次暴动就演化成了“白虎为害”之传说。这也足见巴人武风难制与秦国赋税之重，也从侧面看出秦国对关东诸侯屡战屡胜也是以本土的沉重负担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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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传说巴人先祖廪君射杀盐神死后化为白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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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恩施土司王殿门口的白虎

二有关于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司马错之子女名失传，他仅有一孙有名传世）。此人也继承先人旧业，成了秦军的一员猛将，曾以副将之身跟随白起参与长平之战，战后也跟随白起制造了坑杀四十万赵军（根据长平遗址发掘结果来看，我觉得四十万可能是秦军对赵军的总歼敌数目（含被坑之人），而非被俘后惨遭坑杀的人数）的人道主义惨案。战后，也因白起不肯再赴邯郸作战，而跟随白起一同被贬为庶人并被赐死。好玩的是，《异迹略》这一笔记小说集记载陕西宝鸡一带，只要疫病一起，就会立“克长平四十万士卒秦太尉武安君白起”、“武安副将司马靳”旗号祭祀，希望白起与其副手司马靳能保佑当地居民免于瘟疫，足见人们期待厉鬼以厉压疠的巫术性心理（事实上对关羽的崇拜，起初也出于荆州地区对冤死之人的厌胜之术式崇拜）。司马靳、白起冤死背后也有客卿范雎构陷的因素，可见秦国土著将领（司马迁言“关西出将”）与东方来的打工客卿实际上也是有不和的因素在的，也无怪后来秦王政曾下令驱逐客卿（这后面大概也有秦国土著的不满）。

这两件司马错的身后事虽然也体现了秦国军国主义机制的残酷性，但是，司马错一生所为，也多半都是攻城与建设而已，他还是一名兼为纵横家与猛将的人才，长于“破坏一个旧世界” ，也长于“建立一个新世界” ，与一般人们眼中虎狼一般的秦军将领有很大的不同。这也是我记录司马错史事的一大原因，毕竟， “暴秦”之中，也是有积极用命又能做文事建设之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