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过是非李鸿章

可以说，李鸿章的政治生涯是一段中国近代史的缩影。在风云激荡的晚清舞台上，李鸿章无疑是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之一。在四十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他组建了淮军，参与镇压了太平军和捻军，创办了许多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开办了新式教育，组建了第一支近代中国海军——北洋水师，长期主办对外交涉事务，并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对外条约。在复杂、多变、充满苦难和痛楚的近代中国社会中，李鸿章的这一系列活动在近代中国的历史画卷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正是由于他所处的特殊地位及其对中国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史学界对他格外关注，但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誉之者赞其为"东方之俾斯麦"、"中兴名臣"、"推进中国近代化的代表人物" ，毁之者斥其为"汉奸"、"卖国贼"、"刽子手"等。近些年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李鸿章的研究趋于客观，纷纷从更深、更新也更广阔的角度对他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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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鸿章与洋务运动

改革开放以前，学界对李鸿章所倡导的洋务运动是全面否定的，而改革开放以后，学者们逐渐用理性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并且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一些学者从生产力标准方面肯定了洋务运动。他们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一切有利于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发展的措施，哪怕是不自觉的，客观上都有利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都应得到肯定。李鸿章的洋务运动虽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但至少也在荆棘丛中踩出了一条小路。另一些学者从对内、对外两方面评述了李鸿章的洋务活动。他们认为，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进行地主阶级自救，从其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来说，是反动的，从其为了抵御外辱来说，则是应该肯定的，因为它在客观上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利益，符合了人民的意愿。还有许多学者从近代化的角度来审视李鸿章及其所办洋务。他们认为，李鸿章的变法思想是在清醒认识民族矛盾和中外严重差距的形势下产生的；李鸿章兴办洋务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他创办的洋务企业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编练的新军加速了中国国防的近代化，进行的教育改革培养了近代人才，这些足以证明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开拓者，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人物。如果说，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那么，李鸿章就是代表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针对上述观点，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李鸿章的变法思想虽较前人深刻，在中国工业近代化、国防近代化和科技近代化方面是立了头功和大功，但缺乏全面规划，所主持兴办的民用企业具有明显的封建性和垄断性，没有促进私人资本自由发展的政治纲领，故他的近代化尝试不能取得成功。把李鸿章置于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过程进行考察，开阔了人们的思路，这是对李鸿章研究的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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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鸿章与近代外交

近代外交在李鸿章整个政治生涯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李鸿章在近代中国的外交活动中，某种程度上扮演着清政府"外交部长"的角色。当今学者对他外交活动的评价也是众口不一，但至少已经改变了以前全盘否定的看法，由过去单纯的"卖国说"发展到了现在的"误国说" 。对李鸿章外交活动和外交思想的总体评价，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李鸿章办理外交有其积极的一面，虽以失败而告终，但体现了其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坚持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在利用中控制洋人，在控制下利用洋人，是李鸿章处理涉外事件的原则。在"外须和戎"的外交思想指导下为"内须变法"创造外部条件，其思想包含有一定的爱国意识。另一种观点恰与此相反，认为李鸿章办理外交的目的是维护清朝统治阶级的统治，使腐朽的王朝苟延残喘，故其在推行"和戎"外交时委曲求全，不仅达不到富强国家的目的，而且大大损害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导致了晚清末年屈辱的外交。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李鸿章外交有积极的一面，对其外交实践要具体分析，他的失败不仅是个人的失败和错误，更要从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大环境中寻找根源。他们认为，李鸿章的外交策略是建立在对中外实力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的，较之于盲目主战，更适合当时的中国国情。他的"和戎"虽执行的是一条妥协的外交方针，却也不排斥在条约的范围之内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他所签订的中外条约性质不一，不能一概否定，要具体分析。李鸿章的失败首先是中国内政不修和复杂国际环境造成的，而后才是他个人的失误，李鸿章是清政府外交政策的执行者，而不是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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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李鸿章与甲午战争

李鸿章与甲午战争的关系也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综合起来，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的探讨上：一是李鸿章的战略思想和对时局的判断对战争的影响。学者们一般认为，李鸿章的作战战略和对时局的认识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给战争的失败带来消极的影响。李鸿章的战略防御思想虽有其正确和积极的一面，但缺乏决战思想，将威慑与消极抵御相结合，致使北洋舰队毁于一旦。他对战前的日本认识不足，并寄希望于英、俄的调停，对时局判断的错误也是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二是李鸿章对战争失败应负多大责任。多数学者的一致观点是李鸿章对甲午战败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对于所负责任的大小则有异议。一种观点认为，李鸿章应对战争失败负主要责任。他们认为李鸿章战前沉溺于外国的调停和干涉，不做战事准备，战争中又贻误战机，避战求和的方针直接导致了战争的失败。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李鸿章不应负主要责任。李鸿章上面有主战的光绪和主和的慈禧，他在夹缝中求生。既要做主战谕旨的主帅，又要做主和懿旨的第一执行人。在日本发动战争后，他能较积极地指挥全面作战；战败后，又与日本代表进行了艰苦的讨价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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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李鸿章其他方面的研究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关于李鸿章的为官之道、做人之术、权势韬略及他与其幕府等方面的研究著作逐渐丰富起来。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关于李鸿章研究的深度，同时也扩展了关于李鸿章研究的广度，对于促进对李鸿章的全面研究是有帮助的。

港台学者对李鸿章的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方兴未艾，涌现出了不少力作。他们对李鸿章这个历史人物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有学者指出，李鸿章是清季不可多得的人才，不但眼光敏锐，能清楚地认识时代，而且勇于任事，不避困难。至于李鸿章美中不足的地方，有学者认为，一是不能与旧势力严正对抗，有时反而与之妥协；二是任用私人，举措不公。但撇开他的一些小缺点，他仍是中国近代史上数一数二的人物。有些学者则从李鸿章所处的大环境入手对其进行了剖析，指出，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在满清帝国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发展曲线上升到极高点后已经下降的阶段，而李鸿章所处的世界却是欧洲民族所创造的民主科学与工业的现代化文化发展曲线开始上升到极高点的阶段，这一起一伏的曲线交叉点，导致了李鸿章个人和他所在的中华民族的悲剧。

海外学者同港台学者一样，对李鸿章持基本肯定态度。英国学者富尔索姆称赞李鸿章有非凡的精力与勇气，极端实际和讲求实效，脚踏实地，思想与他所处的时代合拍；讲求而不沉溺于思索或提出理论。李鸿章为了夺回被外国人侵夺的商业利权、防止外国人攫取新的经济利益而建立各种各样的工商企业，这既能加强他的地方权力，又可以使国家富裕，还有能力促进军事力量的发展，使国家有能力抵御外国的入侵。美籍华人学者刘广京称李鸿章为"中国自强的首倡者"、"一个实干家"、儒家务实的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