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一落笔，清政府就挨了最扎心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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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下签下自己的名字时，已经重病在身，眼睛视物艰难。签完一生中最后的也是最扎心的不平等条约两个月后，晚清第一重臣李鸿章在北京去世。

自甲午战败、签完《马关条约》之后，被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李鸿章就被慈禧投置闲散，发配去遥远的广州当了几年两广总督。祸兮福兮，远离帝都是非地的李鸿章，也就远离了戊戌政变这一潭浑水。

戊戌政变虽然失败，但列强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光绪、否定慈禧，这让掌权三十多年的西太后很上火。如果不是英国和日本，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乱党头子早就被一刀咔嚓了事。愤恨的情绪不但存在于康梁心中，也同样在慈禧身上发酵。所以当1900年义和团起事攻击洋人时，慈禧从内心来说是相当痛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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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载漪为首的一拨满族重臣，对慈禧的心意一清二楚。此时不顺领导的意图行事，更待何时？于是天天对慈禧进言“拳民可用” ，同时打压建议压制义和团的官僚，于是居于深宫之中的妇人终于决定一战。 1900年6月21日，清廷向英美法德俄日等十一国宣战，与当时世界上的所有强国为敌。

宣战诏书一发，李鸿章第一个跳出来不同意。他宣称诏书是奸臣小人的“矫诏” ，拒不执行。同时他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山东巡抚袁世凯等联合达成了“东南互保”的共识，与列强井水不犯河水。这些人甚至商定：一旦慈禧和光绪被列强咔嚓掉，就马上翻身成立共和国，以李鸿章为第一任总统——只有他有这个资格。

战事吃紧，慈禧召李鸿章迅速北上筹划。 7月17日从广州启程时，干了几十年外交的李鸿章就对下属预言：七八月之交，北京必然不保，而皇室将西迁。至于之后，则必然面临列强“剿匪惩凶赔费”的空前勒索。唯一庆幸的，就是山东、江南、上海一带得以保全，八国联军上不足以亡中国。

李鸿章眼光极准：1900年8月15日，在紫禁城中听闻联军进城的慈禧带着光绪仓皇出逃，一路奔向西安，美其名曰“西狩” 。

慈禧借助义和拳打击洋人的策略，在八国联军的枪炮下一败涂地。八国联军屠杀抢劫强奸告一段落之后，开始坐下来准备撕逼了，看怎么能从中国捞到最大的一笔——而且各方都能同意。至于清廷代表奕劻和李鸿章，根本就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

一开始，以英国为首的列强是极力要惩治慈禧的，作为挑起庚子之变的罪魁祸首，理应第一时间受罚——但是——但是列强经过仔细考虑，觉得保留慈禧才能获取最大的利益。不追究慈禧的责任，把这个女人从惩凶名单上划掉，列强的要求才能得到最充分的满足。

躲到西安的慈禧一直过得提心吊胆，生怕列强穷追猛打一路向西。如今得知议和大纲十二条里没自己的事， “喜过望，诏报奕劻、鸿章尽如约。 ” 只要不下课，什么都可以答应。

1901年2月14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了“自责之诏”：“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 ”慈禧命令奕劻李鸿章根据议和大纲，与列强详谈善后条约，以便“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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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割让土地，那不是列强不想，而是只有俄国想。俄国本来想借此良机，把东北三省全部纳入沙俄版图，但英国不答应，还拉上了同样不答应的日本一起向俄国施压，结果俄国虽然有法国作盟友，但也只能悻悻放弃占地的梦想。

德国此时正在全球跟英法争夺殖民地，所以特别主张对清政府采取最严厉的惩罚手段，借此扩大在远东的势力。美国基本是站在英日一边的，主张还是要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贸易份额为主要考量。

列强各自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明争暗斗博弈不休，经过五个月的撕逼，终于在两点上达成了一致：

一惩凶。作为此时名义上的世界第一强国，英国是主张惩凶最坚定的。英国人赫德讲得很清楚：“自此以往，此种（反抗）精神必更深入人心、弥漫全国。他日必有义和团之子孙、辇格林之炮、肩毛瑟之枪，以行今日义和团未竟之志者。 ”为了彻底打压中国人的反抗意志，列强一致同意以最彻底的手段，惩处此次敢于对抗列强的清廷官民。

慈禧此时只求自身平安，哪管下面死活。辛丑一开年，就在兰州处斩了当初的主战派山西巡抚毓贤，在山西赐死庄王载勋。至于主战派大头目端王载漪，本来自以为必死无疑，结果接到发配新疆的命令后大喜，当天就收拾东西出发，唯恐列强又改变主意、派人来追他的首级。

二赔款。跟惩凶相反，没有捞到土地的俄国是要求赔款最从严的，而英国则主张“宽大” 。德国也支持俄国，因为准备拿一笔巨款来建设海军，跟海上霸主英国掰掰手腕。英美日则反对，担心一次索取太过分从而“杀死下金蛋的母鸡” 。

此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白银，每年支出在1亿100万两以上，在1千万白银的财政基础上还要赔款，搞不好就要直接弄断气。经过精心算计，列强最后把赔款订为4亿5千万两白银，每个中国人平均一人一两。从八十老翁到襁褓婴儿，谁也别想幸免。

议和时，在中国执掌海关总税务司大权近四十年的英国人赫德曾估计，赔款不致于超过3亿4千万两白银，而且“即便这个数目中国也难于支付” 。最后的结果却是算上利息和地方赔款，中国在今后三十九年里的赔款总额要超过10亿两白银。

所以沙俄外相拉姆斯道夫志得意满地表示， “1900年的对华作战，为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 ”而慈禧的感想呢——钱是多了一点，然而反正也不是我一个人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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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还钱，就要开源节流。开源，就是收税加摊派；节流，就是降工资。

辛丑条约一签，户部很快以最佳效率制定了“减出款、增收款凑偿”的各项敛财办法。首先一来先裁减满汉军队的军费军饷，然后把各省的俸饷、漕折、部分关税一并归用，再有就是增收地税、丁税、印花税，开办房捐等等。每个省都接到了财政摊派，像江苏四川这样的富省每年250万两、220万两，像贵州这样的穷省减是要减、免是不可能的，每年至少也要20万两。

慈禧刚刚回到北京，就下了死命令， “此次赔款载在约章，必须如期筹偿，万不可稍涉迟延、致失大信。 ”“按期应付，不准丝毫短欠，致生枝节。倘或因循贻误，定惟该将军督抚是问。 ”

只是用脚趾头也能想到，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腐败制度下，再穷不能穷官员。将军督抚们的年收入何尝会因此少一星半点？羊毛既然出在羊身上，最终被盘剥的还不是市井小民们。整个中国由此陷入经济的恶性循环：巨额赔款使中国农村破产衰败的趋势陡然加剧，农民没有购买力，民族工商业就没法起来。失去谋生途径的农民变成游民，枯竭的所谓现代工业又没法吸纳他们，社会矛盾不尖锐都不可能。

社会人心的反向，孙中山对此感受最深。他说1895年兴中会在广州起义时，举国上下都视革命者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庚子事变之后，清廷的所谓公信力已经扫地无余，生计艰难的国民们越来越趋向革命，之后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甲午战败之后，社会中上层的趋向是“尊王变法”、底层的趋向是“扶清灭洋” 。经过义和团之后，口号变成了“革命排满”、“建立民国” 。辛丑条约之后，李鸿章张之洞荣禄慈禧等权势人物纷纷死掉，新上台的溥仪及清朝权贵根本无力填补权力真空。所以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清政府就垮台了。

垮台归垮台，赔款却一直到1938年、日军已经占了大半个中国的时候都还在还，最终给出去6亿6千4百多万两白银。美国算是思虑最深远的了，用庚子赔款建了一所清华大学，又用赔款设置了赴美奖学金，成就了胡适、赵元任、闻一多、竺可桢、茅以升等一批民国知识分子。令人丧气的是，假如当时清政府一分赔款不付，最终也未必有清华和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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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李鸿章自诩为“大清裱糊匠” ，殚尽竭虑缝缝补补一辈子，终究还是亲手给这栋风雨飘摇的房子，埋下一颗为期十年的定时炸弹。他这样经历中国数千年来从未有过之巨变的大人物，终于以大清一等肃毅伯的身份，用一个“肃”字的画押签完了一生中最耻辱的条约。当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落笔惊风雨的那一刻，刺向晚清的最扎心一刀也见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