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贞观之治（二）：“瘦身”雷厉风行，“封驳”制约皇权

纵观“贞观之治”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思想的碰撞与交锋成为常态，每一项最终达成的思想共识都在夯实这个新兴王朝的发展基石。那么，在思想统一之后，如何在制度上予以保障？从而使治世的马车不至于偏离轨道，一路疾驰？唐太宗和他的臣僚们从贞观之始，就已经开始有条不紊地做着这项工作。

当然不能忽略唐高祖李渊的王朝肇建之功，这位曾经的隋廷重臣，在烽烟中举起旗帜并创建了自己的王朝之后，无论从官僚集团的整体架构还是兵制法制土地制度的确立上，基本都沿袭了他最熟悉不过的隋制。当然，在此基础上，他也做了很多大胆的创新和尝试，如将隋朝的“五省六部制”改进为“三省六部制” ，进一步完善了科举制等等，但由于历史给他的时间太短，他的想法也许还未完全施展出来，就已匆匆落幕，因此，当他的次子李世民即位，这个王朝的整体运体机制，还存在诸多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处理，直接考验着唐太宗李世民的治世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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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解决的是在武德朝遗留下来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官僚集团的臃肿和庞杂。唐高祖李渊在位时间虽然仅仅八年，但这八年间，被提拔的朝官竟达到了7000多人，这个数字，几乎是隋朝朝官的三倍。李渊之所以如此，也许是一种无奈之举，经历隋末的烽烟，许多隋朝的官员和士族子弟都成了义军的刀下之鬼，剩下的一些士大夫阶层一是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二是对刚刚建立起来的唐朝政权并不抱有多少信心，很多人都不想出来做官。为了弥补官员的空缺，李渊于是大量任命官员，据说，他在从太原起兵进军关中的途中，一边询问功业和才能，一边手记官秩，一天最多时竟任命了1000多人。政权建立后，他命吏部拿着文牒到各个州县督促选调官员，道远的还供给饮食，即便如此，很多人仍旧心怀惴惴。为了更好地调动起这个僚属集团的积极性，李渊随后新设了许多的州县，作为一种犒赏的方式，交给了他的一些功臣宿将去治理，大批皇室成员和相当多的外戚更是个个封官晋爵，当这个新兴王朝的官僚体系逐渐膨胀起来，冗官冗费问题势必就成了阻遏其发展的羁绊。

正因如此， “官在得人，不在员多” ，便成为唐太宗李世民让房玄龄负责裁汰冗官时发自肺腑的一句话。在唐太宗看来，这样臃肿的王朝之身早已到了应该“减肥”的地步，至于怎么减，减多少？唐太宗也给房玄龄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任官唯贤，去弱留强，武德年间那些“口询功能，手注官秩”和“拥众据地”因而得官的显然在裁汰之列。得到旨令的房玄龄随即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开始了一场精简朝官的风暴，这场风暴过后，京师的文武官员仅留下了643人，这个数字，意味着裁去了十分之九的朝官；与此同时，唐太宗在地方上，同样也采取了雷霆手段，他开始大规模地合并州县，根据山川形势，将全国分为十道，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并减后的州府共35个，比原来减少了近三分之一，并减后的县共有1551个，比原来减少了近一半，行政机构“消了肿” ，自然官员就大量精简了。而当我们翻开《贞观政要》还会发现，贞观君臣们关于“封建”问题曾展开过激烈的讨论， “封建”即“封邦建国” ，是古代王国分封诸侯建立地方邦国政权的一种制度。即位之初，唐太宗曾一度想行封建之法，分封功臣和王室，以作屏藩，但最终在魏征李百药等人的谏议下，贞观朝的分封问题没有成为现实，而这个头儿没有开的最直接好处，就是强化了中央集权，和整个唐帝国的精简机构裁汰官员相呼应，打造出了一支精干的官员队伍，提高了效率，从而保障了国家机器的高效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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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央钟漏晚，仙宇蔼沉沉。武卫千庐合，严扃万户深。

左掖知天近，南窗见月临。树摇金掌露，庭徙玉楼阴。

他日闻更直，中宵属所钦。声华大国宝，夙夜近臣心。

逸兴乘高阁，雄飞在禁林。宁思窃抃者，情发为知音。

——张九龄《和许给事中直夜简诸公》

张九龄的这首诗，是写给他的一位姓许的同僚的和诗。从题目中，我们可以得知，这位玄宗朝的许姓官员的官职是给事中， “未央钟漏晚，仙宇蔼沉沉。武卫千庐合，严扃万户深。 ”时任宰相的张九龄用灿然的文字，描绘出了这位许姓给事中值夜班的情景。那么，给事中究竟是怎样一个官职呢？我们已经知道，唐高祖李渊依托隋朝架构，设制出了“三省六部制”的官僚体系，即中书、门下、尚书三省掌握主要行政权力，其中中书制策、门下审议、尚书执行，尚书省的执行部门又分为六部。作为门下省的一个属官，给事中一项重要的职能就是“封驳” ，而“封驳” ，恰恰是贞观治世的一个重要标志。

所谓“封驳” ，即指封还皇帝失宜的诏命，驳正臣子有违误的奏章，封驳一般采用的都是密封，除了防止泄露，更重要的还是为了维护皇帝的面子，白居易曾给了“封驳”一个清晰的解释：“凡制敕有不便于时者，得封奏之；刑狱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天下冤滞无告者，得与御史纠理之；有司选补不当者，得与侍中裁退之。 ”虽然这个名词并非始自唐代，早在汉朝就已出现，但真正将其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却始自贞观朝，在对皇权的制约和对“三省”的平衡中， “封驳”的作用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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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且来看一下“三省”的工作流程：凡军国大事，由中书省中一位中书舍人执笔，另外五位中书舍人则需加入自己的意见并署名，是谓“五花判事” ，随后，经中书侍郎和中书令审议后草拟敕诏，转给门下省；门下省掌审议的副署权，每道政令，须经门下省副署方能生效，在门下省，侍中、黄门侍郎的职责是审议，给事中的主要职责是封驳，在这一道关口，门下省官员有权在不适宜的敕诏上直接涂窜封还，谓之“涂归”；一旦敕诏可行，则经门下省签发给尚书省，再由六部分头执行。

通过审视这样一个流程，我们可以发现， “封驳” ，正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在“封驳”制的约束下，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及帝王的巡游、外戚的不法、宗室的家事等等军国大事，都得到了有效的监督，君臣之间、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减少了，由朝廷发出的每一道政令也因此尽可能地做到了“零失误” ，并能得到有效地执行；而随着与之配套的谏议制度的施行，各级官员更被朝廷告之，针对“人主所行不当” ，尽管提出驳议，许多提出驳议的大臣还会得到赏赐和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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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约束与其说是这个新兴王朝的“紧箍咒” ，莫如说是这个新兴王朝的推进器，而回溯这个结构缜密的“推进器” ，我们还可以看到的，就是监察制度的有力推行。

这是发生在贞观元年（627）的一件事。长孙皇后的族叔长孙顺德因为贪图小利，收受了别人的贿绢，事发后，太宗十分生气地说：“顺德如真能有功于国，我愿与他同享府库，可为什么要贪冒如此呢？”他本想将其治罪，但后来念其有拥立之功，再加上是皇后的族叔，于是他以另一种方式对长孙顺德进行了惩戒，那就是在朝堂之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赏给了他数十匹绢。对这种特殊的“惩罚”方式，众臣都不理解，太宗遂笑道：“这几十匹绢就是对顺德最严厉的惩罚，人都是有自尊心的，他得绢之后，必定羞愧自省，如果他木然无耻，杀了他又能怎样呢？”果然，收到这份特别的“赏赐”之后，长孙顺德羞愧难当，最终痛改前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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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发生在贞观初年的故事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唐太宗刷新吏治惩贪治赇的决心。为了更好地施行自己的想法，唐太宗恢复了隋朝的监察制度。中央的最高监察机关称作御史台，长官是御史大夫，他们是皇帝的耳目，无所不纠，无所不察，唐太宗对他们给予充分信任，并给了他们很高的权力，多“参与朝政”行使宰相之职；但同时，唐太宗又对御史大夫的选拔格外慎重，并不以他们的一次劾奏轻易制人以罪。正是这样一种监察机制的保障，使得唐太宗廓清吏治的想法变成了雷厉风行的行动，而担负这一使命的御史大夫们也都不敢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既保证了行政效率，又保证了监察制度的权威。回望贞观朝的几任御史大夫，杜淹、温彦伯、韦挺等人，都是不避权要秉公而断之臣，他们的目光所及，耳力所及，震慑着唐初的官僚体系，更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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