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界的最高境界——“三希帖”（二）

乾隆皇帝的“三希帖”对书法界来说弥足珍贵，到了民国时期， “三希帖”仍然被看作是稀世珍宝。既然如此珍贵， “三希帖”又是怎样从宫内流出宫外，为百姓所知的呢？这还要和几个特殊人物有关。

《快雪时晴帖》

相传《快雪时晴帖》在清初时为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冯铨所有。冯铨曾以《快雪帖法书》闻名，他曾将《快雪时晴帖》及所藏其它名迹刻在石碑上，世人异常羡慕他。但是听说冯铨人很有才，但是品行不太好，朝堂上政敌颇多，百姓也异常鄙视他。这就导致了冯铨生前虽然极尽荣宠，死后却立即遭到众位大臣的弹劾，甚至累及后代。他的儿子冯源济受他牵连，由翰林院侍读被贬为东城兵马指挥，后又接连被贬出京师，在江湖混迹数年，直到康熙十八年（1679年）才被重新召回。补充任职国子监祭酒，负责管理太学。虽说担任了官职，但是朝中仍然有很多父亲当年的政敌，冯源济时时感到遭受打击和威胁。经过前思后想，冯源济决定将家藏的《快雪时晴帖》献给康熙帝，期望得到康熙帝的眷顾，稳固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于是在是年八月，冯源济上书康熙帝，表示“今皇上留心翰墨，臣不敢收藏此帖（《快雪时晴帖》），愿进御览。 ” 康熙同历代一些爱好书法的帝王一样，对王羲之极为推崇。突然得此至宝，遂“朕心喜悦。 ”不由得对冯源济刮目相看。冯源济献宝第二年，朝中又有人弹劾他品行不端，应予以处分。结果被得了好处的康熙帝以“从来才德难以兼全”为由驳回，由此看来，冯源济献宝的举止颇见成效。

出人意料的是，《快雪时晴帖》与“东北王”张作霖也有一丝关系。 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爆发后，消息传至北平，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一下从端坐的椅子上站起来，不停地抹着额头上渗出的冷汗。易培基也是当时故宫博物院的第一任院长。据他回忆，原来在“皇姑屯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晚上，张作霖在离开北平之前，曾派人专门来找他索要一幅古人的书法名帖。面对独霸一方的军阀头子，易培基不能强硬拒绝，于是推说这幅书法字帖锁在保险柜里，为了防止有人拿走，保险柜的钥匙分别交由冯玉祥等三人保管，一般人无法打开。而张作霖也要急于离京，字帖不便强行拿走，只能就此作罢。谁知十几个小时后张作霖就被炸死了。面对这件险些与张作霖一同葬身火海的国宝，易培基深深舒了一口气。而这件险险躲过一劫的宝帖正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

《中秋帖》

《中秋帖》得以保存，同样历经曲折。在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至1924年溥仪离宫之前，《中秋贴》和《伯远帖》曾收藏在敬懿皇贵妃居住的寿康宫。后来溥仪出宫时，敬懿皇贵妃就携带着宝帖跟随溥仪出了宫，后经由他娘家侄孙便宜卖给了一家古玩商。后来经常光顾这家古玩铺的郭葆昌就这样在这里得到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宝物。郭葆昌是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的账房先生，颇有爱国之心，从不将真品卖与外国人。所以当古董铺掌柜打开一个旧布卷时，郭葆昌一下子愣住了，半天没说出话来。因为在他面前的展开的是两卷纸张泛黄、年代久远的书法字帖。作为古玩收藏的老手，郭葆昌一眼就认出了这两幅泛黄的字帖正是藏于深宫，只闻其名，不见其踪的大名鼎鼎的三希堂宝帖中的《中秋帖》和《伯远帖》。郭葆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马上按耐住激动的心情，在与掌柜讨价还价几个回合之后，一掷千金将它们买了下来，临行前还不忘提醒掌柜按规矩给他保密。因为他深知这件宝贝的名气要多大有多大，分量是难以估计的。在如此兵荒马乱的年代，如果走漏风声，极易招来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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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葆昌（右）于商铺

此后两帖一直杳无音信，直到1949年，国民党失去对大陆控制权后欲逃往台湾，值此乱世，谁也没有注意到消失17年之久的《中秋帖》《伯远帖》竟然在台湾浮现出来。一天，一位商人模样的人联系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想将手上的两幅书法帖卖给他们。这时《快雪时晴帖》已随大批文物到达台湾，只要买下这两幅书法帖? ，三希帖团聚就会提早几年。这样也就不会发生后面的故事了。可惜的是，惊喜之余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负责人也倍感无奈，捉襟见肘的经费根本不足以支付昂贵的价格，只能就此作罢。眼睁睁地看着刚浮出水面的宝贝再度石沉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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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葆昌在家中庭院留影

转眼到了1951年，两幅宝帖再一次出现了。这次是在香港一家英国银行里。宝帖的持有者是郭葆昌的儿子郭昭俊。原来两年前，他将宝帖带到台湾，却没有顺利卖出。急需用钱的郭昭俊只好将这两幅宝帖抵押给一位印度人，而印度人又将之以十多万港币的价格抵押于英国在香港的汇丰银行。后因为郭昭俊生意赔本，一年后抵押期满，无力赎回，准备出售。赎宝期限就定在1951年年底。眼看抵押期限一天天临近，可赎宝的钱还没有着落，郭昭俊焦虑中透着无奈。其实英国早已盯上这两幅宝帖，他们在催促郭昭俊还款的同时，又极力诱使他把宝帖卖给银行，无奈之下，郭昭俊已经打算被迫出卖宝帖了。如果就此下去，这两幅宝帖的命运可能就此流转英国，再也没有回归祖国的希望了。然而，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意想不到的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一份关于抢救三希宝帖的报告被十万火急的送入中南海。这次的契机要由一个人说起。

此人就是时任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的经理徐伯郊，他与郭昭俊可以说是世交好友，当他得知郭昭俊要将宝帖出售时，深知宝帖价值的徐伯郊一面力劝郭昭俊将宝帖卖给祖国，一面将此事告知了他的父亲——时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徐森玉。徐伯郊知道，如果将国宝卖给了外国人，会成为国家的千古遗恨。随后，消息被上报给国家文物局。 1950年11月5日，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 “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贴》及王珣《伯远帖》。 ”同时，为了确保国宝真实可靠，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上海文管会主任徐森玉等人亲往鉴宝，鉴定地点选在澳门。经鉴定，国宝皆为真迹。至此，历经千难险阻，《中秋贴》和《伯远帖》最终以35万元的重金回归祖国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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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右一为徐伯郊先生

《伯远帖》

《伯远帖》的创作过程也是曲折重重。王珣是“书圣”王羲之的远房侄子，从小深受王氏书法风格的影响。晋孝武帝在位期间，谢玄、谢安都是当时的权臣，王珣作为谢氏家族的女婿，颇受庇佑，仕途一帆风顺。但后来由于一些矛盾，导致两家不和，王谢二族交恶。但王珣由于得到晋孝武帝的宠爱，所以依然历任要职。苏士澍《书法逸闻趣事》中记载：一天，谢安下令要把王珣调到江西南昌任豫章太守，实际上是想把他赶出都城南京。王珣坚持不去。那些天，他心中十分郁闷，就写信给当时任临海太守的堂兄弟王穆（字伯远），向他倾诉自己心中愤懑和不满，这就是传承至今的《伯远帖》的由来。

“三希帖”作为国家的珍宝，所具备的价值无可估量。而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对保护国宝，阻止国宝外流，捍卫国家的主权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