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宪法变革：罗斯福曾向最高法院宣战

提示您，本文原题为 -- 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宪法变革：罗斯福曾向最高法院宣战

作者：陈平

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人公认的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在罗斯福担任总统的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美国国内局势和世界局势均笼罩在浓重的阴云之下。面对美国遭受的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罗斯福上任伊始便推出新政，政策法规涉及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新政在使美国逐步走出危机阴影的同时也极大地扩展了联邦政府的规模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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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罗斯福

罗斯福不但连任四届总统，打破了自华盛顿以来总统最多连任两届的传统，还做过一件“出格”的事：他试图通过增加自由派大法官人数的方式来“填塞”联邦最高法院以便施政。罗斯福的“填塞法院计划”（

Court-packing plan

），在宣布之初便遭到美国社会各界的猛烈抨击，并在五个月后被联邦参议院否决而宣告失败。这一计划是罗斯福总统任期内的政策失误之一，其黯然收场固然是由于罗斯福错误地判断了形势、弄巧成拙所致，但同时也与美国的政治传统密不可分。

有关罗斯福“填塞法院计划”的著作不胜枚举，《至高权力：罗斯福总统与最高法院的较量》一书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该书用翔实的内容和生动的笔触再现了“填塞法院计划”的诞生背景及其暗中酝酿、引发争议直至最终失败的全部过程，描绘了美国宪政史上这段插曲的全貌。

作者杰夫·谢索（

Jeff Shesol

）是一位历史学家，毕业于布朗大学和牛津大学，曾经担任克林顿总统的演说撰稿人，并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客》等报刊撰写过文章。他现在任职于华盛顿特区的西翼作家组织（一个演说撰稿和战略沟通机构），并且是该组织的创始合伙人之一。除了《至高权力：罗斯福总统与最高法院的较量》以外，谢索还著有《相互蔑视：林登·约翰逊与罗伯特·肯尼迪的十年恩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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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高权力：罗斯福总统与最高法院的较量》， [美]杰夫·谢索著，陈平译，文汇出版社2019年7月版

一

《至高权力：罗斯福总统与最高法院的较量》讲述了自1932年11月罗斯福首次赢得总统大选至1937年7月“填塞法院计划”宣告失败这将近五年间的事情，详细记载了该计划从酝酿直至流产的始末。前言开门见山，直指本书的主题，即“填塞法院计划” ，并道出了罗斯福提出该计划的直接原因：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对新政立法所持有的反对立场。后记则描述了罗斯福面对“填塞法院计划”的败局所做出的反应，分析了该计划失败的原因，并总结了这一事件对最高法院的司法理念及民主、共和两党的重组所产生的影响。

（

另，保守派联盟诞生于围绕“填塞法院计划”的斗争。最初这一联盟主要是作为应对该计划的权宜之计而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联盟逐渐成为了美国政坛中的一股重要力量。林登·约翰逊在20世纪60年代对于非裔美国人公民权的认可最终促使大量的南部保守派民主党人离开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政党，完成了他们转移至共和党并在该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

）

1932年11月，在大萧条肆虐美国的第三年，罗斯福击败胡佛当选总统。 1933年3月，罗斯福正式就任总统，随即开始了“百日新政” 。在一百多天的时间里，罗斯福拟定并推动国会通过了15项重要法律。在联邦政府的积极干预下，市场秩序得以恢复，经济也缓慢地向好发展。然而，这些新政法律的合宪性却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当罗斯福证明民主制能够快速果断地采取行动时，他并没有明确地保证这些行动都能够控制在宪法所规定的范围之内。行政官员们希望这些法律与措施的成功能够自证其合法性，或者至少能巩固其自身地位。这便为后来罗斯福政府与最高法院间的冲突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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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时代

新政所遭遇到的首个重大打击出现在1935年5月27日。在被称为“黑色星期一”的这一天，最高法院宣判新政支柱之一的《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因为该法对总统制定行业准则的权力定义不当，导致这一权力“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故而属于国会的非法授权；另外，根据宪法的贸易条款，联邦政府也无权管理州内贸易。此后，最高法院接连推翻了多项重要的新政法律。待到罗斯福于1937年1月第二次就任总统时，最高法院已经通过一系列判决将新政摧毁得体无完肤了。

最高法院对于新政所持有的反对立场不仅让罗斯福倍感沮丧和恼怒，也激起了公众的不满情绪。 1936年1月，最高法院宣判新政农业政策的支柱《农业调整法》违宪；同年6月，最高法院又推翻了纽约州的一项最低工资法。此时，罗斯福及其支持者愈发强烈地认为，存在问题的不是宪法，而是最高法院的五位或六位大法官。

在罗斯福看来，诸如调控农产品的产量和价格、限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等20世纪出现的问题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全国性政府来应对。他宣称，制定宪法的意义在于满足和适应当代人们所面对的物质、经济和社会需求。罗斯福及其司法部长霍默·卡明斯均推崇“活的宪法”（living Constitution）这一理念。他们认为对新政形成障碍的不是宪法，而是一部分固守成规、“曲解”了宪法的大法官们。

针对最高法院应该采取什么行动？面对这一问题，罗斯福和卡明斯进行了长期的准备工作，而最终的解决方案，即“填塞法院计划” ，在1936年底迅速成形。这一计划囊括了最高法院在内的所有联邦法院，其实施方式是通过国会立法，规定如果联邦法官在70岁时拒绝退休，那么总统有权再额外任命一位法官与其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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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该计划针对的是整个联邦法院系统，但是其真正的目标却是最高法院以及其中持保守立场的多数派：假如没有大法官退休的话，这将意味着罗斯福可以立即任命六位自由派大法官以对应最高法院中六位年过七旬的大法官。如此一来，仅由三位大法官组成的自由派就能在一夜之间成为拥有九位大法官的多数派。

1937年2月5日，罗斯福正式向国会提交了有关“填塞法院计划”的咨文。该咨文指出， “现代社会错综复杂……要求法院不断引进新鲜血液” ， “有计划地持续引进年轻血液，可以提振法庭，使法庭能够认清瞬息万变的世界，顺应其需求，认识到司法的本质，并将其加以运用” 。

话虽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通过任命六位认同其政治与司法理念的自由派大法官，罗斯福几乎可以要求最高法院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了。这一做法显然违背了权力制衡这一悠久的美国宪政传统，而让情况更加糟糕的是， “填塞法院计划”虽然意在改变最高法院中自由派与保守派大法官的力量对比，可是其所据此提出的理由却是高龄的法官们年老体弱以及由此导致的低下的工作效率，而非最高法院的保守立场及其对政府的公共政策与经济立法的过分干预。总统幕僚曾指出该计划“十分虚伪，具有欺骗性” ，主张坦率、直接地攻击最高法院的保守派。但罗斯福主意已定，对这一建议未做理会。

“填塞法院计划”立即招致了猛烈的批评。首先对该计划发起攻击的是新闻界。报纸编辑和专栏作家普遍控诉罗斯福意欲实施独裁。正如沃尔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所言，对于该计划的争论焦点在于“一个人是否可以通过迂回的方式统领政府的三个分支以及国家的根本大法” 。

此外，罗斯福提出该计划的表面理由与其真实目的之间的错位也没有逃过报纸编辑们的眼睛。《华盛顿邮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国的官方文件中，极少有文件如填塞法院咨文一样，既设计精巧又合情合理。不过，尽管这份咨文语气谦和，论证严密，却依然无法掩盖罗斯福先生的真正目的，即让最高法院按照他的意志行事。 ”这一计划所带有的“政治花招”的意味更加加重了人们对于罗斯福企图实施独裁统治的疑虑。

在国会， “填塞法院计划”同样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反对者认为，该计划是行政权力对司法权力的侵蚀，将会破坏权力制衡制度。 1937年5月，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以10比8的投票结果拒绝将“填塞法院计划”列入参议院的议事日程。

一个月后，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报告，对总统的计划予以了严厉的斥责，认为其“背离了宪法原则”；该计划如若实施，那么“我们的政府将会变为人治而非法治的政府……宪法将会由政府的行政分支或立法分支说了算” 。该报告由此得出结论，总统的计划“应该被坚决地予以否定，以杜绝类似的提案再次被呈递给美国自由人民的自由代表” 。针对这一情形， “填塞法院计划”的支持者、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瑟夫·罗宾逊（

Joseph T. Robinson

）在同年7月初对该计划稍事修改后，提出了一项替代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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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漫画指罗斯福的“填塞法院计划”计划其实是为了解决经济大萧条时期推行的新政所遇到的司法阻碍，在最高法院增加和他观点一致的法官，改变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构成比例，支持新政的大法官将成为多数。

大多数州对“填塞法院计划”也持反对立场。州立法者的主要担心在于：“填塞”后的最高法院若是倾向于自由主义，那么新政将不受约束，州权势必受到影响，甚或将会因此而终结。反对“填塞法院计划”的运动在基层也进行得热火朝天。观察者不由得感叹，自20世纪20年代初关于是否加入国际联盟的争论之后，甚至是自重建以来，美国人民都不曾像此时一样发出如此强烈的意见。

面对“填塞法院计划”这一激进的手段，素来沉稳超然的大法官们也颇感惊异。在罗斯福的计划提出一个多月之后，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休斯（

Charles E. Hughes

）发表了一封公开信，逐条反驳了罗斯福所提出的最高法院无力承担其工作负荷的论点。另外，休斯还指出，增加大法官的数量反而会降低最高法院的效率，因为这么做意味着“将会有更多的法官参与案件的审理、商讨，将会有更多的法官需要说服，也将会有更多的法官做出判决” 。这封信产生了轰动效果，也削弱了“填塞法院计划”的势头。

虽然首席大法官休斯以公开信的形式对总统的计划予以了回击，但最高法院的立场并非完全不受影响，而且当时美国国内日益严重的劳工骚乱也给最高法院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之下，最高法院不得不改变立场：在1936年10月至1937年6月的开庭期中，最高法院没有推翻哪怕一项新政法律，《瓦格纳法》（即《全国劳工关系法》）、《社会保障法》、华盛顿州的一项最低工资法等保障劳工权益的重要法律均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和支持。这些判决既避免了劳工骚乱的升级和经济形势的恶化，也被视为最高法院为了免遭填塞的命运而做出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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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大法官

恰如后来被罗斯福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罗伯特·杰克逊（

Robert H. Jackson

）所言：“这些判决重新采纳了约翰·马歇尔（

John Marshall

）有关国家主义的定义。 ”在这一定义中，联邦政府拥有其所需要的一切权力，而无需受到州权理论的制约。这些判决打开了急剧扩张联邦权力的大门，这是一百年来任何其他判决都无法比拟的。

与此同时，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之一， 78岁的威利斯·范·德文特（

Willis Van Devanter

），宣布将于1937年6月退休，这意味着罗斯福将可以任命一位自由派大法官以替代前者。上述诸多因素的叠加使得“填塞法院计划”再无实施的必要。最终，在1937年7月22日，参议院以70比20的投票结果将多数党领袖罗宾逊基于“填塞法院计划”的替代提案送回至司法委员会。从立法角度来看，这就等于给该提案宣判了死刑。罗斯福的“填塞法院计划”就此宣告失败。

（

罗宾逊于1937年7月14日因心力衰竭猝然离世。 “填塞法院计划”的反对者认为，正是罗斯福将罗宾逊逼到了死亡的境地。就连持中立立场的报刊都认为，是“填塞法院计划”所引发的斗争导致了罗宾逊的死亡。这一悲剧事件可以说是导致“填塞法院计划”失败的诸多因素之一。

）

二

在美国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看来，美国的权力制衡制度天然地具有一种惰性（

an inherent tendency toward inertia

），因为这一制度的目的不在于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而在于防止权力的滥用。不过，政府也有需要高效运作的时候，尤其是在社会急剧变化或出现危急情形之时；这时，来自于总统的强大的领导能力有助于克服权力制衡制度中的惰性，从而使政府更为有效地应对危机和变化。

在美国历史中，急剧的社会变化和危急情形并不罕见，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无疑是其中之一。大萧条催生出了罗斯福新政，美国的福利制度由此开创，联邦政府的权力也随之极大地扩展。新政避免了美国经济的崩溃，维护了美国的政治体制，也拯救了美国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然而，新政的实施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来自联邦最高法院的阻力更是一度严重遏制了新政的势头。

在这一时期，总统与最高法院之间的龃龉一方面如小施莱辛格所言，是由于总统权力扩张所带来的总统与其他权力分支间的紧张关系所致，另一方面则源于罗斯福与最高法院保守派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至高权力：罗斯福总统与最高法院的较量》对这后一方面的原因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分析。

罗斯福推崇“活的宪法”的理念，他将宪法视为为社会进步服务的灵活可变的工具。在他看来，宪法值得人们敬畏， “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古老，而是因为它常用常新” 。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的宪法能够应对大萧条时期美国人所面对的全新局面。罗斯福认为：“我们的宪法非常简单实用，因此只要改变一下重点和编排，而无需破坏其基本结构，就能够满足一些特别的要求。 ”而此时，最高法院仍处于保守派的掌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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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大法官坚信，法官的职责仅限于传递宪法最初的、神圣的、明确无误的含义。这一宪法观不仅与罗斯福的宪法观背道而驰，也引发了自由派大法官的担忧：“保守派……阐释了他们僵化的观点：宪法是一成不变的，应该永远以同样的方式来运用宪法，而不论其所涉及的问题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恐怕……这一观点会激起人们对于最高法院的批评，并强化改革最高法院的需求。 ”（

当时最高法院的四位保守派大法官乔治·萨瑟兰、皮尔斯·巴特勒、詹姆斯·麦克雷诺兹和威利斯·范·德文特被称为“四大骑手” ，他们坚定地反对罗斯福新政。

）

就政府在社会、经济领域以及人民福祉等方面所应发挥的作用这一问题，罗斯福与保守派大法官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罗斯福坚信， 20世纪出现的问题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全国性政府来应对；面对深陷大萧条泥沼的人民，政府有责任为他们提供经济上的保障。罗斯福及其新政谋士们都认为，一个关心群众福祉的犯错误的政府比一个漠视人民疾苦的无所作为的政府好，对美国人自由的威胁主要来自私人财团而不是国家。但遵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保守派大法官却坚守放任自由主义，强调正当程序原则和契约自由原则，认为政府无需、也无权干涉经济活动。他们明确表示新政的概念，即运用政府权力来缓解由大萧条所造成的损失，并创造一个全新的更加公平的社会和经济秩序，是对宪法的冒犯，不论运用该权力的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故此，新政中的诸多核心法案，如《全国工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都先后被最高法院宣判违宪而遭到废除。

最高法院对于新政立法的判决结果让罗斯福怒不可遏。不过，罗斯福认为新政与宪法之间不存在任何固有的、不可避免的冲突；让他愤怒不已的不是宪法，而是将宪法解读为一系列限制性条款的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此外，在罗斯福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没有任何一位大法官退休或辞职，这使得他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头一位在当满一届总统后却仍没有机会任命大法官的总统。

在罗斯福看来，这一情形可能是出于偶然，但也可能是大法官有意为之：毕竟，到1937年时，休斯法院是美国历史上大法官年龄最大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平均年龄为71岁，九位大法官中已有六位超过了70岁。再加上受到在1936年总统大选中所赢得的压倒性胜利的鼓舞，罗斯福最终做出了意在改变最高法院中保守派和自由派力量对比的“填塞法院计划”的决定，从而引发了美国历史上一次严重的宪政危机。

（

在此次大选中，罗斯福赢得了523张选举团票和61%的普选票；而其对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兰登，只收获了八张选举团票和不到40%的普选票。据说最高法院中对罗斯福批评得最为猛烈的麦克雷诺兹大法官曾经声称，只要罗斯福不离开白宫，他就不会从最高法院辞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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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书作者谢索所言， “填塞法院计划”之所以以失败告终，一方面在于该计划试图撼动美国政治制度的根基，引起了美国人对于权力集中和美式独裁的忧惧；另一方面也在于最高法院及时转变了立场，使得该计划显得再无必要。《瓦格纳法》是新政立法中最为激进的一项，有美国劳工运动的“大宪章”之称；最高法院在1937年4月裁决该法合乎宪法，实际上是对立法分支的优势地位予以了承认，并由此彻底结束了洛克纳时代。从此以后，最高法院不再坚守放任自由主义，并开始从经济政策领域全面退出；联邦政府承担起确保经济正常运转的责任，并随着福利制度的建立而深入到每个公民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罗斯福提出“填塞法院计划”的主要理由是年事已高的法官难以履行其职责，需要更加年轻的法官对联邦法院系统进行补充。可是就当时的最高法院的情形而言，这一理由完全站不住脚。事实上，首席大法官休斯所领导的最高法院不仅没有力不从心，而且比以往几十年里的任何一届最高法院都要勤勉。

此外，最高法院也并非全然地死板和保守。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最高法院将《权利法案》的关键部分引入州法，许多大法官，不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支持不分种族或意识形态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宗教自由，支持保障被告的权利。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许多少数群体开始相信只有最高法院才能保护他们免受专横的多数人的侵害：黑人认为面对白人专政，最高法院是他们唯一真正的保护；天主教徒认为最高法院保护了教区学校；少数群体认为，如果最高法院受行政或立法部门支配过多的话，那么他们现在所享有的安全就将不复存在。这一时期的最高法院在经济领域仍然固守放任自由主义那些早已过时的教条，但同时它也成为了少数群体权益和公民自由的主要维护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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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不顾分权与制衡的政治传统，执意推行备受争议的“填塞法院计划” ，这是战略上的错误；而这一计划从酝酿、制定直至宣布前夕，整个过程一直都在暗中进行，这是战术上的错误。在“填塞法院计划”于1937年2月5日正式公布之前，对这一计划全盘掌握的只有罗斯福及其司法部长卡明斯二人，总统的一些幕僚对该计划略微了解，而其他的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则完全被蒙在鼓里。因此不难理解，在该计划刚刚公布之时，国会领袖对于总统事先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极为不满且倍感羞辱；而在该计划遇到阻滞时，国会领袖也没有对总统予以全力支持。事实上，像副总统兼参议院议长加纳（

John N. Garner

）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萨姆纳斯（

Hatton W. Sumners

）等国会中的一些关键人物对该计划公开表示了反对。

为何要以这种出其不意的方式来推出“填塞法院计划” ，罗斯福本人从未对此予以解释。在罗斯福的第一届总统任期里，他与国会相处融洽。在制定法律、提出措施时，他都会与国会密切合作，认真听取议员的意见，共同探讨解决方案。罗斯福这么做既能避免给人们留下“挥舞皮鞭的独裁者”的印象，同时通过鼓励国会领袖积极主动地处理一些争议性事务，例如银行系统的改革或社会保障问题，罗斯福“让他的突击部队承受着炮火的打击，而自己则安全无虞地待在大后方” 。

这样看来，罗斯福在提出“填塞法院计划”时所采取的“突袭”的方式就更加让人费解了。也许正如罗斯福的首席演说撰稿人兼顾问塞缪尔·罗森曼（

Samuel I. Rosenman

）所言，这种行事风格与罗斯福的性格密切相关：他“喜欢神秘” ，对“充满戏剧性、高潮迭起的事物”情有独钟，这能给他一种他喜爱的权力感。罗斯福时常叫人难以捉摸，喜欢趁人不备发起攻势，对方的大惊失色只会让他倍感得意和满足；而“填塞法院计划”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性格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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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填塞法院计划”最后以失败告终，但罗斯福提出该计划的初衷已经实现。 1937年7月23日，也就是该计划遭到参议院否决的第二天，罗斯福在白宫的例行采访人员招待会上第一次暗示，他一直以来的改革目的不是改变最高法院的人员构成，而是通过给最高法院施压迫使其采取一种更为自由的立场。事实也的确如此。最高法院的中间派大法官在1937年3月宣判的支持华盛顿州最低工资法的“西海岸酒店诉帕里什案”中站到了自由派的那一方，并自此开始对新政给予积极的支持。

不过，促使中间派大法官转变立场的可能不仅仅是“填塞法院计划” ，还有公众对于最高法院的不满甚至厌恶之情，以及当时急剧变化的社会和经济形势。此外，正如联邦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阿什赫斯特（

Henry F. Ashurst

）在1936年初所预言的那样，罗斯福成为了自华盛顿总统以来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最多的总统：在1937年至1943年间，罗斯福共任命了八位最高法院大法官，这些大法官在就任之时的平均年龄不到48岁。全新的最高法院充分认可了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管制，对于经济改革的合宪性问题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在经历了漫长的努力之后，最高法院终于跟上了20世纪的发展潮流。

三

罗斯福担任总统的12年是波澜壮阔的12年，人们长久铭记的不仅是那些斐然的成就，还有他那巨大的个人魅力。相比之下，罗斯福并不成功的“填塞法院计划”以及由此在1937年2月至7月间所引发的危机和争议则不太为人熟知。然而，这一事件在美国宪政史上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普林斯顿大学法学教授爱德华·考文（

Edward S. Corwin

）看来， 1937年那短短几个月中的事态发展无异于一场宪法革命。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凯斯·桑斯坦（

Cass R. Sunstein

）则指出， 1937年3月宣判的“西海岸酒店诉帕里什案”表明宪法领域已经发生了变革。正是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非常时期，通常是缓慢渐进的司法理念在美国经历了急剧的转变，避免了与社会现实脱节以及由此带来的危险。

《至高权力：罗斯福总统与最高法院的较量》一书详细记录了“填塞法院计划”这一事件的始末。本书作者杰夫?谢索采访了数位事件的亲历者，并查阅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包括总统幕僚、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和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日记、书信、电报和回忆录，罗斯福公开发表的文献合辑和从未公开的政府内部备忘录，以及包括罗斯福在内的公职人员的演说稿和当时的报刊文章。

基于准确翔实的资料，谢索对“填塞法院计划”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并对牵涉其中的关键人物进行了生动细致的刻画，这其中就有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及众多的国会议员：他们的个人背景、早年经历，以及各自所具有的司法理念或政治立场都清晰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此外，本书还详细记叙和分析了从1935年1月直至1937年6月最高法院审理的有关新政立法的几乎所有案件，并穿插叙述了美国自由联盟（

American Liberty League

）这一保守派组织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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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高权力：罗斯福总统与最高法院的较量》作者杰夫·谢索

谢索还在书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大法官们虽然在司法理念和具体案件中的立场上大相径庭，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相互欣赏，例如自由派大法官卡多佐（

Benjamin N. Cardozo

）就比较欣赏保守派大法官萨瑟兰和范·德文特以及中间派大法官罗伯茨（

Owen J. Roberts

）。两位保守派大法官范·德文特和萨瑟兰早已萌生退意，可担心退休后薪水将会减半而选择继续留任，若非如此，这两位大法官极有可能在罗斯福的首个总统任期之初便已退休，那么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填塞法院计划”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纷争了。这些细节既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立体，也使阅读变得饶有趣味。

《纽约时报》发表的评论文章认为，《至高权力：罗斯福总统与最高法院的较量》一书是目前为止对罗斯福“填塞法院计划”这一事件最为详尽、也是最为引人入胜的再现。谢索杰出的叙事技巧和细节驾驭能力使得本书无愧于叙事史中的杰作。《华盛顿邮报》发表的评论文章认为，《至高权力：罗斯福总统与最高法院的较量》全面而彻底地展现了“填塞法院计划”的原委和全貌。文章还将本书与从前类似题材的著作进行对比，认为前者在叙事广度上要大大优于后者。不过，谢索在次要人物和场景上着墨过多，这使得本书在整体节奏上稍显拖沓。

在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理查德·波斯纳看来，本书极具可读性，任何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最高法院和宪法感兴趣的人都会认为此书值得一读。此言不虚。作者凭借高超的叙事能力将纷繁的头绪和庞杂的细节加以编排和整合，用细致入微的笔触重现了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中一段看似无关宏旨、实则影响深远的历史片断。

作者陈平系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外国语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博士，本文原刊于《美国研究》（2017年第3期），原标题为“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宪法变革——评《至高权力: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最高法院的较量》” 。刊发时有删减，由出版社编辑授权刊发。

撰文丨陈平

编辑丨吴鑫余雅琴

校对丨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