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粮与后勤：17世纪的明清蒙三方军事力量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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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对于军事行动的重要性，仅仅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便足以全盘概括。任何连饭都吃不饱、武器供应都衔接不上的军队，根本不可能在残酷的生死之争中笑到最后。同时，那句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也道出了保障后勤供应的艰难程度。如果你足够细心，便会发现后勤状况本身，足以作为审视某方军事力量的晴雨表。

为此，我们可以借用17世纪的明朝、满洲与蒙古作为观察对象。分析他们在不同社会形态和生产模式上建立的后勤体系，理解三方成败的根本性原因。

同一片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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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察哈尔与后金的空间非常狭小

早在公元前后，中原、草原和东北亚山林间的冲突就时断时续。到了已是近代范畴的17世纪，三方文明的政权也依然没有摆脱中世纪束缚，并在相杀相爱中又进行了一轮长期对抗。

讽刺的是，无论朱家天子的京畿核心，还是满蒙贵族的直属领地，都位于大陆的东北方区域。这种同一片天空下的厮杀，也足以说明各方的严重对立情绪和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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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实际都建立在蒙古帝国的废墟之上

尽管国力持续衰退，但明朝在故事开始时却丝毫没有显出任何疲态。相比很多后世学者的简单划分，处于中晚期的帝国其实还沐浴在中兴气象当中。从16世纪60年代开始，澳门留居地的建立与月港-厦门的主动开放，都将海量白银输入内地。从未有过如此巨款的明朝，也得以继续依靠募兵制强化军力，并在万历时代熬过著名的三大征战事。

对比更早之前的百年萎靡，这些军事行动大都有明人主动出击的意味。显然可以归结于大航海时代与近代全球化进程创造的时代红利。一直对外保持过分警惕的中原帝国，在白花花的银子面前依然眯开眼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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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极度抗拒的明朝最终还是要靠贸易获得财富

然而，进入新世代的明朝在结构上却是严重滞后的。抛开重农抑商与独尊儒术不谈，只从帝国的整体战略布局来看，就能发现其与时代风貌的严重脱节。由朱棣钦定的都城北京，实际上源自传统农牧产业带间的要塞城市。帝国的核心居于此地，就势必远离南方的经济中心和海洋贸易。

同时，还需要为日益沉重的边境负担花钱。漫长的补给距离，也让大运河之类的动脉显得功率不足。皇帝除了需要紧盯南方的漕运时刻表，还必定时刻谨防北面的蒙古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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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产粮的京师本身非常依赖南方的田赋供给

作为漠南蒙古的最后强权，本部居于察哈尔的林丹汗是一直身处多方重围。由于历史原因，他必须以共主头衔去尝试重新整合草原地区。但长期和中亚关系密切的漠西蒙古人，并不顺从这位需要向明朝祈求贸易的所谓大汗。受此影响，漠北与河套附近的其他小型部族，也会是在名义上对其进行尊奉。让心比天高的他也只能依靠察哈尔一隅做新的文章。

从16世纪的隆庆开关起，明蒙关系有了很大缓和，中断多年的正常贸易也同步恢复。但仅仅依靠板升城一地的有限关系，无法支持蒙古人的复兴帝国梦。白银和其硬通货的物流，首先起始于南部海岸，然后才由大运河缓缓北上。等最后送抵草原商队手上，早已耗费大半而价格高昂。这种看似有利于明朝的上下游差异，却是在继续供养林丹汗势力的同时，让其继续被定格在原先位置。也就是说，即便没有朱棣的祖训影响，明朝也不敢轻易调整战略体位。否则就可能放任蒙古骑兵再次南下，或是让幽云地区的非中央系军队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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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蒙古间的冲突因其核心都处于资源匮乏状态

此外，东北亚的满洲势力也完成了漫长复兴，同时压迫着明朝和蒙古双方。在昔日的蒙古大扩张时期，满洲遭到近乎底朝天的严重破坏。但随着大部分蒙古边缘势力的崩溃，本地人口的重新发展也在必然填补掉权力真空。明朝的士大夫不会忘记鲜卑和辽金带来的恐怖回忆，蒙古贵族也不可能对自己的东北亚起源是茫然无知。这就让他们几乎同时对新兴的第三方保持警觉，并一度被迫联手进行针对。

然而，基于前文所说的资源递减效应，双方连最基本的和平共处都难以达成。对于努尔哈赤势力的限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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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崛起的满洲同样将遭遇资源匮乏限制

最真实的口粮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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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浒之战预示着三方冲突的开始和加速

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彻底引爆了三方之间的火药桶。明朝、后金与察哈尔之间的三国演义，也因为资源总量的匮乏而势必表现的更为迅速无情。明朝在实际上结束了中兴时代，蒙古人则以为自己获得了新的机会，而初生的后金对此是异常恐惧。

此后，各方军队将在相隔不远的战场上展开厮杀。我们已知道这些战役的结局，也大体清楚他们各自的武备情况。但若从更细微的士兵口粮状况深入，便会有更为透彻的理解。不会因所谓的当事人发挥问题，带出无病呻吟式的哀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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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的明军实际上经常遭遇缺衣少粮困境

首先来看建立时间最久的明军口粮制度。虽然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区域，每个士兵能送到嘴里的能量源都不会一样，但明军大体上继承了两宋时期的口粮标准。通常以每人50天作战时间进行准备，并让单兵自己携带其中的3天份额。余下存货才由辎重车或骡马运输。

进行战役部署的一线部队，被规定要吃到由肉沫粉制成的麋饼。可以在开饭时水泡开喝，也能在条件不允许时直接口服。同时还要配以由米糊晒干制成的皱饭，或用杂粮制作的杂饼。为了给士兵调剂口味，也会配发油麻丸或乌梅。若士兵只是在某个据点驻防，则口粮标准就会立即下调，水泡饭、盐块和粗布醋干。但无论哪一种套餐，都不可能让士兵获得足够的能量与蛋白质。军官与头面人物的层层回扣，也让士兵口粮被屡屡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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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供给不足也让明军的战马状态很差

但就是这些差强人意的口粮标准，对各明军部队来说也是种幸福。帝国的主要粮产区都位于南方的长江沿线，必须提前筹备很久才可有足够份额进行大规模远征。但在大运河一类的内陆水道运输，势必耗费远多于前线兵力的劳役人口。他们的沿途消耗和因交通堵塞而造成的晚点，都将大部分物资消耗在路上。一旦军粮抵达京师，又必须依靠效率更低的陆上运输送往辽东前线。民夫与畜力的继续花销，就将继续降低前线部队的到手余额。

因此，明军饿着肚子打仗与战马状态奇差的情况，一定是那个年代的战区日常。拮据的口粮储备，也要优先分配给将领和主要负责作战的武装家丁。进一步让更多士兵陷入饥荒。于是，原本的数量优势将在作战时显得完全相反。少数能填饱肚子的精锐突击力量，不可能在正面对峙的同时再保护粮秣辎重。满洲军队就经常以截粮道、夺辎重的方式，逼着明军把坐骑和马具都拿来吃掉。然而再轻松收拾那些只能搭配吃米和树皮的大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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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的机动与战力优势直接由后勤支撑

以明军的惨况为参照，满洲士兵的待遇无疑是好了不少。根据现存的清军远征口粮标准，每个八旗兵都应该在战前分到可供个人食用10天的小麦、小米和羊。因此，除了食盐等调味品需要自备外，他们每日所能获得能量都高于明军对手。如果作战的时间和距离提升，那么份额也会做一定上涨。哪怕是投降的前明军队，也可以获得几乎相同的口粮标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总有内地兵丁投奔关外，而很少有满洲人转投明朝。

更好的后勤保障，让大部分后金士兵都有胜于明军的体能和战斗意志。也让他们有更多精力实施复杂的部署与作战计划，并在困难阶段肆虐更广的敌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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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的再崛起本身就是农业生产恢复的结果

很多人一定会对满洲的实际供应能力提出怀疑。但根据万历时代的朝鲜观察者记录，当时的东北亚地区已有了很多繁华的农庄和田地。大量的内地流亡者进入辽东，也需要以农业技能为自己寻得地头蛇保护，进一步加速了满洲农业经济发展。因此，早期的后金无论是大贵族还是基层八旗战士，都拥有自己的田产和农奴，区别仅仅在于规模和土地质量。这同样也是早期八旗军具有很强战斗力的根本原因。

至于林丹汗麾下的察哈尔蒙古士兵，则完全需要自备一切出征口粮。由于已经没有当时的确切记录留存，我们就只能以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骑兵为参照标准。在不进行大量劫掠的情况下，大汗的士兵们需要为自己准备米、肉干和早期的原始奶粉。同时为自己配备3-6匹马，分别用于远距离行军与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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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丹汗的蒙古部队大体上保持着原有传统

然而，在草原经济衰败的15-17世纪，成吉思汗时代的标准无疑是难以为继。林丹汗也不可能有统一各部的铁木真实力。尤其是农业产区的面积狭小和产量问题，让普通士兵也很难吃到自产的米。作为应对方法，蒙古人就更加依赖明朝的贸易和增援，甚至长期同山西北部的白莲教社团进行走私。但即便如此，他们的后勤水平依然是明清元三方中最不稳定的。

这也注定了林丹汗的最终失败。而他的手下在逐步归顺后金时，也首次获得了来自宗主的物资供应。这让蒙古人有极大的积极性为努尔哈赤等新汗王当兵。林丹汗唯一可能用于分配的后勤物资，应该是在草原上异常珍贵的食盐。但分配本身也绝不可能过于公平，免得混日子的人会破坏古老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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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丹汗终究只有一个破产版的小型蒙古帝国

差异背后的结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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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差距直接造成了三方的军力强弱

作为三方军事力量晴雨表，口粮问题本身也反应出各自所属国家的整体后勤能力。

从1613年的战争开始，到具有决定性意义的1644年，后金士兵几乎比他们遇到的所有对手都吃的要好。在本土出现人口上涨与粮食危机的背景下，这完全得益于己方军事运作的成功。相比已是昨日黄花的明朝与蒙古，八旗制度的后勤模式也更适合激发基层战力。大小首领在战场上是部队的各级军官，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封建依附关系，共同负责各自农庄内的农业生产。至于努尔哈赤开始的顶层建筑，更多是一种强制规范，将所有资源进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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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八旗成员大都有自己的专属田庄供养

类似的情况放在其他领域，就后金方面对更好武器的迅速掌握和推广。由于构筑大型政权的时间极短，要满足频繁战争所需的全部武器供应，就不可能不动员起所在的整个社会。但又不能因此而过度消耗，提前透支综合实力。无论单兵使用的甲胄、弓弩和刀枪，还是需要举国之力投资的红衣大炮。满洲人在后勤问题上都没有出过明显的岔子。更是让明朝和蒙古方面都相形见拙。

明朝的武装动员制度，在筹划之初就希望减少中央本身的大规模开支。各卫所都有自己的专属田地，其中的大部分需要在自备军需之外再向顶层缴纳田赋。但过于叫真的设计思路和庞大的帝国体系本身，都让美好愿望化为虚无。卫所很快就失去了大部分多余生产能力，反过来向朝廷索要天价维护支出，并因此成为明军整体后勤体系中的可怕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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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寓兵于农的卫所最后成为明朝的财政黑洞

尤其当卫所土地被重新“贵族化”的军政长官们垄断，其产出就连满足全部所属人口的必需都难以做到。等于是让明朝失去相当比重的动员与后勤资源。但帝国为了自己当初确立的战略结构，不可能对其进行全盘清理。只能以额外资源充足募兵队伍，投入到日益恶化的各条战线上去。所以从单兵口粮到武器，再上升到全军的武器系统更新，处处显得非常滞后与迟缓。空有华而不实的花名册数量，却根本兑现不了应有的能力。

至于没有帝国负担的察哈尔蒙古，其困境直接源自所处的战略位置。由于东西两头的战略生命线，都被敌对势力捏在手中。迫使他们只能以远少于明清的资源，应付两者给自己施加的巨大压力。加上林丹汗这样的首领本身就自带帝国梦，无法在具体战略谋划上保持足够弹性，结果自然是军事体系的后勤永远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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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格局的变化注定林丹汗不会获得成功

但作为先后加盟其他两方的中间力量，察哈尔蒙古的后勤状况也有过起伏变化。在明朝一边，他们的困境没有实质性改善，始终在旧模式下“我行我素” 。等被迫转投满洲那头，后勤困境就立刻得到巨大改善。这种前后反差，也足以映衬出北京与盛京之间的后勤实力对比。尽管大家在本质上都还是“寓兵于农” ，但结出的成果还是天差地别。

历史在很多层面都充满意外，但当某段进程确定后就往往难以被身在其中者扭转。在明-满-蒙的三国演义落幕400多年后，我们重看那些活跃在最前线的战士之需，就足以体会最终胜败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