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王阳明的精神境界

编者按

王阳明以其“心学”理论著称于后世，其学说主张的核心便凝聚在这四句箴言之中——“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

王阳明的一生屡建功劳又屡遭诟陷，在经历了巨大的人生困境与严峻的生存考验之后，最终磨砺出了临危不惧、处变不惊的超然境界，并且收获了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开创了“致良知”的学说。

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著名哲学家陈来教授去领略历史上这位儒学大师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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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师从张岱年先生、冯友兰先生。现任孟子研究院特聘儒学大家、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王阳明曾与王纯甫书指出：“变化气质，居常无所见，惟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处”(《与王纯甫》，《全书》四，第96页) 。

人在遭受巨大的人生波折、失败、困苦、屈辱的时候，精神和心理状态能够不为环境的变异或个人的得失所影响，这不仅是一个意志是否坚强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体的世界观问题，也是一个人精神锻炼、修养程度的检验。

普通人的烦恼、沮丧、压抑、不快、怨恨等，在阳明看来，都是精神锻炼不够造成的“动心” 。而君子在任何情况下能“无入而不自得” ，就是要能够做到在这些情况之下“不动心” 。这绝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境界，尽管人的心理的先天素质与定力不同， “不动心”的境界作为主体性的成熟和内在力量的表现，是需要修养锻炼而后才能达到的境界。正如李翱所说，自孟子以来，儒家并没有忽视对这一种境界的追求。二程亦云：“君子莫大于正其气，欲正其气，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则虽热不烦，虽寒不栗，无所怒，无所喜，无所取，去就犹是，死生犹是，夫是之谓不动心”(《遗书》二十五，《二程集》，第321页) 。这是对孟子、庄子皆有所继承。阳明与王纯甫书虽在正德七年，事实上这也是他后来经宁藩之变与张许之难“得力”之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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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这个立场上，人生的变故正是考验和锻炼这种境界的机会， “外面是非毁誉，亦好资之以为警切砥砺之地，却不得以此稍动其心，便将流于日劳心拙而不自知矣”(《答刘内重》，《全书》五，第110页) 。阳明还说：“毁誉荣辱之来，非独不以动其心，且资之以为切磋砥砺之地，故君子无入而不自得，正以其无入而非学也。若夫闻誉则喜，闻毁则戚，则将惶惶于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为君子!往年驾在留都，左右交谗，某于武庙当时祸且不测，僚属咸危惧，谓君疑若此，宜图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答友人》，《全书》六，第115页)阳明曾说，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 ，以上所引几封答人书皆作于居越以后，是阳明自己“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的经验之谈。

只有真正了解阳明正德末年经历的巨大人生困境，和面对的严峻的生存考验，我们才能了解“良知”的学说对阳明自己早已超出了纯粹伦理的意义，而涵有生存意义上的智慧与力量。擒濠之后的阳明，他的盖世之功非但未得任何肯定与奖励，反而遭到内官在君前的恶毒诋毁，在“暗结宸濠”、“目无君上”、“必反”等被罗织的六大罪名之下，阳明处于“君疑”的处境，随时有杀身灭门之祸，这可以说是封建时代士大夫所遭遇到的最险恶的人生处境。面对如此危如累卵的艰险处境，阳明所以能处变不惊，历险而夷，是和他作为一个哲学家的精神性的成熟稳定不可分的。

王畿曾指出：“先师自谓良知二字自吾从万死一生中体悟出来，多少积累在，但恐学者见太容易，不肯实致其良知，反把黄金作顽铁用耳。先师在留都时，曾有人传谤书，见之不觉心动，移时始化，因谓终是名根消煞未尽。譬之浊水澄清，终有浊在。余尝请问平藩事，先师云，在当时只合如此作，觉来尚有微动于气所在，使今日处之更自不同”(《龙溪先生全集》卷二) 。王畿这个记述所以值得注意，就在于他明确指明良知说的生存意义，即良知作为不动于心、不动于气的本然状态的意义。阳明正是在那样险恶的情境下“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 ， “毁誉荣辱之来不以稍动其心” ，由于他以高度稳定、平静、沉着的态度泰然处之，即处危不动、处急不惊、处变不乱，最终摆脱了危机，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只有从这里才能理解良知说从“百死千难”、“万死一生”中体悟得来的说法。在经历了江西之变以后，他终于确信，良知说不仅可以使人达到道德的至善，而且依赖它，人可以真正达到他向往已久的“不动心”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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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行草手札》

后来他在答黄绾论良知书中也说：“彼此但见微有动气处，即须提起致良知话头，互相规切。凡人言语正到快意时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气正到发扬时便翕然收敛得，愤怒嗜欲正沸腾时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见得良知亲切时，其工夫自不难。缘此数病良知之所本无，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后有，若良知一提醒时，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魉自消矣”(《与黄宗贤》，《全书》六，第119页) 。这也是说，致良知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能使人在“动气”时断然地控制感情、情绪的平衡，使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能保持“平常心” ，这种控制感情情绪以保障最佳心理素质与心理状态的能力，不是靠平平常常的方式可以获得的，实现这种境界的难度大大超越一般的勇气甚至面对死亡的勇敢。从心性本体来说，此种境界所以可能的根据是由于“此数病良知之本无” ，这也就是四句教心体本无喜怒哀乐的思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致良知与四句教有极为密切的关联。

《传习录》载：“问有所忿鉣一条，先生曰：忿鉣几件人心怎能无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鉣著了一分意思，便怒得过当，非廓然大公之体了。故有所忿鉣便不得其正也。如今于凡忿鉣等件只是个物来顺应，不要著一分意思，便心体廓然大公得其本体之正了。且如出外，见人相斗，其不是者，我心亦怒，然虽怒却此心廓然不曾动些子气，如今怒亦只得如此方才是正”(《全书》三，第76页) 。由此可见，阳明所说的不动心代表的境界并不是心如枯槁，百情不生，而是“物来顺应”、“不要着一分意思” ，这也就是程颢所说“情顺万物而无情” 。七情是意识主体的活动必然具有的，其本身并不是不合理的，问题在于要使七情的发生“不曾动些子气” ，即不使感情与情绪破坏、伤害心境的平衡与稳定。这种不动心的境界，用前章讨论的语言，即“无累”、“无滞”的精神境界。如阳明对薛侃说：“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又因药发病”(《传习录》上，《全书》一，第48页) 。他对黄直也说：“文字思索亦无害，但作了常记在怀，则为文字所累，心中有一物矣”(《传习录》下，《全书》三，第7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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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阳明看来，超然境界不仅是排除一切紧张、压抑、烦躁等否定性情绪，对于任何意念都如此，人不应使任何意念情绪留滞于心，留滞就是有累，即受到感情情绪的牵扰，无法保持自由活泼的心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充分肯定了佛道的生存智慧。有见于儒者多为名利所缚，他感叹道“人生动多牵滞，反不若他流外道之脱然也”(《与黄宗贤》，《全书》四，第96页) 。 “方今山林枯槁之士亦未可多得，去之奔走声利之场者则远矣”(《寄希渊》，《全书》四，第97页) 。他进而认为佛老与儒家的终极的精神境界是一致的：“仙佛到极处与儒者略同，但有上一截，遗了下一截，终不似圣人之全，然其上截同者不可诬也”(《传录》上，《全书》一，第43页) 。

正德十二年至十五年，阳明在江西平乱时取得多次重大的军事胜利，后来他的学生问他用兵之术，他说：“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尔，凡人智能相去不甚远，胜负之决，不待卜诸临阵，只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征宸濠反间遗事》钱德洪按语，《全书》三十八，第540页) 。对于王阳明的显赫事功，人们常常会问：这与其学术思想是否有关?事实上，如果说阳明的学术与他的军事胜利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么可以说，主要是他的“不动心”的境界使他得以自如地应付复杂的局面。早在正德十一年阳明受命巡抚南赣时，他的朋友即预言“阳明此行必立事功” ，人问何以知之，他说“吾触之不动矣”(《年谱》，《全书》三十二，第449页) 。至于阳明在江西平叛时指挥若定的实例更是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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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存意义上的这种境界，就其终极关怀状态而言，其标志是突破生死关。阳明说：“学问功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滞，便于全体有未融释处。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传习录》下，《全书》三，第79页) 。这说明，阳明理解的超越境界，就其一般意义而言，要求超脱“一切声利嗜好” ，包括感性的欲求和一切对功名的强烈欲念。就其终极意义而言，则必须超脱生死的分别。阳明自己谪居龙场时曾经历过这种经验，他当时“于一切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不能遣于心”(《行状》，《全书》三十七，第516页) ， “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年谱》，《全书》三十二，第446页) 。要彻底达到心之全体流行无碍的境界，就要勘破生死，从根本上使人的一切好恶脱落殆尽，以实现完全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在这一意义上，这种境界作为一种生死解脱的智慧具有宗教性或与宗教境界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