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海斌：“张之洞电稿”的来源、编纂与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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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按：因为研究的需要，《张之洞全集》是手边常置的史料书之一，尤其“电稿”部分，大概翻的是最多的。电牍作为近代新兴的一种公文类型，张集所收者，无论以绝对数量，还是史料价值来衡量，在同时代人文集中，恐怕也只有《李鸿章全集》可与并论。我个人有一个自以为是的想法，也是在课堂上经常与学生交流的话题，即我们利用史料时，需要对其文体有一定的敏感，而关心史料本身性质、源流、形成（包括收藏、传播、编辑、出版等等）方面的问题，实际上与借助史料所欲解决的具体课题并不脱节。这层意思，在方家看来，或不足道，但在利用材料尚嫌粗放的近代史研究领域，仍有其针对性。趁着近期整理许同莘辑《庚辛史料》的机会，想把以前积累的想法做一点清理，顺便以“张之洞电稿”为例，杂谈一些有关史料学的问题。这个工作，对张之洞文献的编纂与出版研究有些微的补充，更紧要的，或在于牵扯出一种意识，即我们可以用何种眼光来看待与利用“电稿” ，而一旦有了这种意识，我想对于其他类型史料，也同样是适用的。

因篇幅较长，分成三篇刊布。此为第一篇。

《张文襄公电稿》于“戊午（民国七年， 1918年）六月二十七日编迄” ，同年底正式刊行，封皮由张曾畴敬署，内封由陈宝琛题签，各卷终均有“戊戌许同莘编辑”字样。这是“四稿”之中最先面世的一种，也是许同莘整理的张之洞著述中卷帙最多、最具特色、也最耗费心力的一种。他曾以亲身见闻，说明张之洞对于电稿的异常重视：

张文襄公电稿，始自督粤，讫于入相，先后二十三年，诸稿出自手书者十之八九，半生心血，具在于是。同莘曩以末学得奉教于幕下，窃见公端居深念，凡所规画，必穷究利弊，贯澈始终，一稿既成，反复涂改，务求事理之安而后已。庚辛之际，危疑震撼，焦心劳虑，绕室彷徨，手治文书，往往彻夜不寐，盖其尽瘁忘身如此。（许同莘《〈张文襄公电稿〉跋》）

19世纪80年代初，清朝开始大规模架设电报线路，而不久即逢中法因越南问题发生冲突，为应对紧急态势，清政府进一步开放电奏，并利用电报加速地方之间信息快速。张之洞于重要公文书，向来亲力亲为。前在山西巡抚任上，苦于文案无人， “一切笔墨皆须己出，不惟章疏，即公牍亦须费心改定，甚至自创” 。（《致张幼樵》，光绪八年五月）1884年，调任两广总督后，他即开始大量使用电报，此后近三十年的大吏生涯中，几乎无一日无电稿，无一稿不经心， “出于手稿者十之八九” 。

曾居张幕的陈衍指出幕主有“亲笔属稿”的习惯：“奏议告教，不假手他人，月脱稿数万言，其要者，往往闭门谢客，终夜不寝，数易稿而后成。书札有发行数百里，追还易数字者。 ”再据张继煦亲身见闻， “公于重要文件，多亲自草，不假手于人。余在友人处见公庚子（1900）电稿涂乙殆遍，往往一字改易数次而后定” 。（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换用张之洞本人的话说， “洞不能常作书，兹因差便，手布数纸。惟有电语，尚可时相闻问。凡电报皆鄙人亲笔属稿，与手书无异也。无论致何处之电皆然，电奏千百言，更不待言。 ”（《致鹿滋轩》，光绪二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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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1837—1909）

张之洞电稿跨越时段长，涉及面宽，内容信息量丰富，反映其本人的思想观念亦较深切著明，正因如此，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许同莘对电稿价值有充分认知：

公以一身系中国安危，读公文字，可以验世运之盈虚，考时政之得失，一也。立功、立德，非言不传，章奏、文移，每为体裁所限，惟电文初无程式，语质而事核，词约而理明，读公遗编，见公功德，二也。公历封疆三十年，除抚晋外（时山西无电线），无一日无电稿，无一稿不经心。按日寻绎，如日记、如年谱，忧乐之怀，顺逆之境，随处可见，三也。（许同莘：《〈张文襄公电稿〉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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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电稿手迹

张之洞电稿因其记事系统、首尾完具的性质，在反映时政、世局以外，竟然还可有类同日记、年谱的功用。但电报形式特殊，在当时“多不发抄” ，原件常有失落风险，许同莘检点遗稿，即发现“其中遗漏之处不可胜数，尤以函电为甚” 。他对于“电稿”这一类文献，始终全神贯注，搜求不遗余力，《张文襄公电稿》跋文叙编纂经过：

自公殁后，遗文未经流布，士夫皆思读之，公子君立京卿设书局，集旧日僚吏，属以编校。遭时多故，仅逾年而书局遂散。电稿一编，闽县王君孝绳实任辑录，著手方始，遽以病卒。同莘编奏议、公牍既竟，竭三载之力，始蒇其事。初，公在武昌置写官十余人，录往还全稿，丁未（1907）入都，以稿自随。而督粤者犹阙，同莘求副本于粤、鄂，则辛亥之变已荡焉无存。会王法使秉恩藏副箧中，出以相示，其散佚者，又借抄方略馆、总署档册以补之，于是条理贯穿，首尾完具。中经世变，得不失落，可谓幸矣。全稿凡二百余册，今所编录不及其半。

按照广雅书局初设时期的分工， “电稿”编纂主要由王孝绳负责，辛亥年（1911）王氏去世后，许同莘全盘接手， “三历寒暑，始克竣事，整齐贯串，几经易稿” 。对于电稿的保存、补阙情况，他有所总结：“电牍自己丑（1889）以后最完，乙巳（1905）、丙戊（1906）间置掾吏十余人写之，其尤要者，或抄至数分。同莘编辑之时，稿件以六七万计，从弟同莱助其校理，与底本合勘，又检出应补抄者二千余件。而督粤者尤阙，展转求之粤、鄂，则辛亥之变荡焉无有，幸王雪岑廉访（秉恩）藏副箧中，出以相示，并就方略馆、总署档册，勘对补其阙佚。于是条理贯穿，始末粗具。 ”（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全书〉叙例》）

综合以上几种说法，可知电稿的主要来源：（1）1889年张之洞督鄂以后电稿，基本保存完整，张本人在1907年北上之前，已命抄手按规定格式誊录副本，并携带到京。（2）督粤时期电稿，原本已不存（见《张文襄公电稿》梁鼎芬跋记），主要根据张之洞幕僚王秉恩所藏钞本录副，缺漏不足者据军机处方略馆、总理衙门档册补充。（3）其他又有陆续增补，如“光绪二十三年致各省电文，旧抄本缺一册，戊辰春得见幕府底本，依次录之，为补遗二卷” 。据王树枏《〈张文襄公全集〉凡例》交代， “奏稿中原缺光绪十年各电稿，及光绪二十三年致各省电文旧抄本缺一册，遍觅弗获。及全集刊就，许君始于书肆中得之，延津之剑于是复合。 ……拟俟许君编公年谱告成，赓续补刊，特先识其概略，以代左券。 ”则光绪二十三年电文抄本的发现，已在《张文襄公全集》刊行之后，故未及编入，后亦未补刊，今或已散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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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戊戌（1898）电稿册（来自网络）

张之洞电稿编成，全稿多达二百余册，在当时条件下，势必不可能悉数排版印行。许同莘经过慎重考虑，采取了“分为三编”的做法：

原稿浩博，辑录颇难，太简则失真，太多则寡要，意为取舍，尤恐于当日事情不合，审慎至再，略就事理轻重，分为三编。此六十六卷，为甲编，以待刊行，余为乙、丙两编，以备世守。丙编无关宏旨，如公牍之有例行文件。乙编稍要，而在全稿为剩义。甲编所裁则要旨宏纲，靡不赅备。虽不敢谓一无挂漏，然参互考求，可什得八九矣。（许同莘《〈张文襄公电稿〉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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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同莘《〈张文襄公电稿〉例言》

三编的区分，以“事理轻重”为标准，这当然包涵许同莘的主观判断，从现在的史料观念出发，甲编所载固为“要旨宏纲” ，但绝不至于“靡不赅备” ，而意义稍微次要的“乙编” ，以及因循琐屑、视同“例行之件”的“丙编” ，也未必全无利用的价值。不过，无论如何，当时印行的《张文襄公电稿》即甲编66卷， 32册，收录了大量富含史料价值的电奏、电牍，为后人提供了极大便利，全编起自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三十日起，迄至三十三年（1907）八月四日，收录张之洞致他人他处电文近4400件，附录他人他处来电 1400余件，相较于原稿“不及其半” ，然已蔚为大观矣。

电报是一种晚近才出现的、形式特殊的文书，相应有其专门的编辑体例，也即许同莘所谓“编次之法”：

电稿为文书创格，编次之法，无例可征。书局初议仿纪事本末体，继虑事类太繁，议用编年体，然概以月日为断，又不见事之起讫。兹于编年之中纪寓事之意，如第一、二卷为筹战守，第三卷为争撤兵，第四卷为图补救，余卷仿此。其他杂事，排日附见。譬如黄河，千里自成一曲，而汇纳众流，沟浍不废，大体如是，亦未易截然画分，正谬订讹，以俟大雅。

电稿数量巨大，如何实现分类整理，采纪事本末体，抑或编年体，颇费斟酌。许同莘考量再三，最终决定将电文按年月日期先后排列，而各卷基本围绕一个主题，如上文举例，第一、二、三、四卷皆有关中法之役，而各有侧重，体现“编年之中寓纪事之意” 。另有少量不涉主题的零散之件，则按日附入，亦如主流之外“不废沟浍” 。电文内容庞杂，且多重复者，择别之际，则有一些更加细化的标准：一、“通问之辞，有泛应之语，有更端而旁及，有一义而重申，如斯之流，宜入别录”；二、“一稿数见，则录其一，而注云并致某处”；三、“若后稿视前稿加详，乙稿述甲稿大要，则存其详者、要者”；四、“有事近细微，而不容遗漏者，自应巨细兼赅，方见全神贯注” 。总括言之，在大框架和准则之下，多有灵活处置，这也符合许同莘“因事起例，惟义所适”的自期。

张之洞电稿的编排，还贯彻了一个极具特色、但非常实用的方法，即将他人他处来电附录于张之洞相应电稿之后，以便读者把握前后脉络，同时精心择录，适量而止。许同莘特别解释了这一做法的初衷：

一事之起，必有由来；一端之发，必有究竟。电文既略，若不与来电参观，则如隐谜、歇后，索然无味矣。第附录过多，又虑喧宾夺主。兹编所录，只就见存来稿与去电互相发明者删繁撮要，辞达而止，其有异同，亦不偏废。盖审病用药，方知良医之苦心；持枘内凿，亦见大匠之寡合。且事理本无穷尽，论事当抒已见，公每为僚属剀切言之。窃本斯指，以为准则，惟来电大意，已见于去电本文者，则不重出，藉省繁复。

对于来件的评估取舍，其实非常考验编者眼光。许同莘定下了两条标准：一、“有去电无关重要，而来电必宜辑入者，则两存之”；二、“有去电字句无多，而前后来电叙述详尽，应连类及之者，则并存之” 。他也说明如此去取的理由， “此为备掌故，彰殊勋，于理宜然，不嫌变例” ， “至并时僚友议论往还，深识远虑，往往足资考镜，间存一二，以概其余，则集思广益之义云尔” 。（许同莘《〈张文襄公电稿〉例言》）

《张文襄公电稿》刊印时，在文本形式方面，如抬格、署名、日期、收发者官名、地名、电文结尾习语等等，有些遵循了张之洞本人“手定格式” ，也有相当部分按照统一原则做了删略与改动，而衍生抄本在书写格式、内容分类上同样各具特征。（参看秦进才《张之洞著述版本举要》）

值得申说的是，一些貌似只是“形式”、无足轻重的问题，实际上对于我们有针对性地、有效地利用电稿，关系匪浅。例如许同莘提示发电所署日期时辰与电末韵目，会有彼此不符的异常情形，而其原因须从发电人“兴居无节”的特殊工作习惯去追究——“各电排比先后，一以时刻为准。惟公治文书，常至夜半，故电尾韵目，犹依本日，而发出已在次晨，韵、日不符以此” 。按张之洞为官，以起居无恒为世所知，甚乃见诸劾疏，有“兴居无节，号令不时，即其幕友亦群苦之”之言。（大理寺卿徐致祥奏，光绪二十九年）陈衍《书张广雅相国逸事》云：“公日凌晨兴，披阅文书，有事则迟明。余初见公，约迟明往，堂上然烛以待，寻常辰（7：00—9：00）、巳（9：00—11：00）见客，午而罢，然后食，有事未而罢，或留客食，食必以酒，酒黄白具，肴果蔬并食，一饭一粥，微醺，进内解衣寝，入夜复兴，阅文书，见客，子（23：00—1:00）而罢，有事，丑（1：00—3：00）而罢，然后食，悉如日中，不解衣寝，或不进内，盖分一日若两日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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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号令不时，起居无节”传于众口，有笔记小说渲染“文襄自言夙生乃一老猿，能十余夕不交睫”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

又例如电报署名有时故意隐匿或用代称，而这类文字恰可能别具“深心” ，须特别留意——“至署名处有用‘名心泐’、‘名心叩’字样者，事后与人共见，固不妨改从一律。然当日自具深心，亦仍原文，以昭核实” 。再者， “有公不便径达，由掾属具名者，以原文必经公授意，或竟手自属稿，兹一例录入，仍低一字，别于正文”、“来电或加圈，亦公手笔” ，这一类格式问题当然包含了值得探究的历史信息，但须检阅《电稿》原刊本才能抓取，在后出的横排点校诸版本中上述“形式”已不复存，相应信息自然也就流失了。这是我们现在利用《张之洞全集》时必须注意的。

1928年（民国17年，戊辰），王树枏在许同莘工作的基础上增补编成《张文襄公全集》，由汉治萍公司资助，北平文华斋雕版刻印，收录14种229卷，装印成20函120册。《张文襄公全集》不仅规模扩大，分类亦有改编， 14种分别为奏议（72卷）、电奏（13卷）、公牍（36卷）、电牍（80卷）、劝学篇（2卷）、輶轩语（2卷）、书目问答（4卷）、读经札记（2卷）、古文（2卷）、书札（8卷）、骈体文（2卷）、诗集（4卷）、抱冰堂弟子记（1卷）、家书（1卷）。原“电稿”一分“电奏”、“电牍”两种，王树枏说明区分理由：“许君辑本内列电牍一门，并未分类，兹集分列电奏、电牍两门，盖以电奏例由枢臣代陈，仍属对扬体裁，故附诸奏稿之末。电牍多逾千字，少或数言，繁简虽殊，究系公牍性质，故列诸公牍之后，亦各从其类也。 ”（王树枏《〈张文襄公全集〉凡例》）按电奏13卷，起自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三十日，迄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初四日，共429件；电牍80卷，起自光绪十年（1884）六月初七日，迄至宣统元年（1909）六月二十日，共6000余件。

尚可补充的是，《张文襄公全集》编成后，许同莘仍未完全结束这方面的工作，一度拟刊“文襄公全集重编节本” ，重编之法则与王树枏略有别。笔者在“孔夫子旧书网”检到许同莘致王嵩儒信札，附“文襄公全集重编节本办法” ，颇有价值，兹转录如下：

奏稿五十卷。（此指同莘所编之本而言，王晋丈所编者，将此五十卷分拆为七八十卷，其大体无甚出入，以下言卷数者仿此。）拟删节三分之一，末有谢折四卷，拟全删。惟王本于奏稿之起讫（如“奏为”至“仰祈圣鉴事” ，及“所有”至“缘由伏乞圣鉴”之类）皆删去，此却不可，仍以补入为宜，计此稿删本，可编为三十六卷。

公牍二十八卷。王本已有删节，兹拟删为八卷，内咨、札可以多删，批牍则所删者较少。

函稿六卷。此却不可删，王本当添入数篇，可以补入，惟家书不必刻。

电稿六十六卷。此稿十之六七，皆文襄公亲笔，不宜多删。惟所附之各处来电，则可多删，拟编为五十卷。此稿初编时，因稿本不全，有缺漏处，王本亦未补入，其所缺之稿，近年已设法觅得。计应补入者，约有两三卷，此可包括于五十卷中。

骈文三卷，不删。

散文三卷，内朝考卷二篇，可删。王本补入一篇，仍应补入。

杂著四卷，不删。

金石文五卷，新增。

诗集无卷数，不能删。

弟子记一卷，不可删。

年谱，现拟之稿预计约有四五卷，如此稿成后，别为节本，则二卷即可。

以上约计一百十卷。

此外有《书目答问》、《輶轩语》、《劝学篇》、《十六家诗钞》四种，拟不编入。

如照此办法，则全书一百一十卷，可分订为五十册（或四十六册），用小本印行，略如石印二十四史之式，大约每部工本须十五元左右，出售时定价从廉，可定为二十元（或稍加），如拟交书局（如商务印书馆之类）代印代销，则不须出资，尚可抽版税，每年结算，照书价收，可分之十五，但销售部数不能预定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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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同莘致王嵩儒函，论“文襄公全集重编节本办法”（来自孔网）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丁丑），张之洞弟子甘鹏云在军人徐源泉的赞助下，利用王树枏编印《张文襄公全集》书版，加以修补，又招集张之洞门生故吏石荣璋、刘远驹、刘文嘉、孙培基、李钦、胡钧、龙骥等七人分头校勘，删去伪造的《家书》一卷，附录《张文襄公全集校勘记》，印行了13种228卷的楚天精庐版《张文襄公全集》。（甘云鹏《校印张文襄公全集缘起》、徐源泉《张文襄公全集题记》）其中电奏、电牍两部分，均一仍文华斋版本。

前述许同莘对卷帙浩繁的张之洞电稿采取“分为三编”的整理方式，先行付梓的《张文襄公电稿》66卷即为“甲编” ，而甲、乙、丙三编原稿一并归交张之洞后裔收存，后经辗转流传，现在成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张之洞档案”的一部分。据茅海建先生调查， “‘张之洞档案’的主体部分，是张之洞的幕僚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全集》时所据之原件或抄件，还留有许同莘的许多抄目和批注。上世纪50年代由张之洞曾孙张遵骝赠送给近代史研究所；另有一些是近代史所图书馆历年购置，收集而入藏的，总计492函，内有两千余册及数以千计的散页” 。（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自序）

2017年， “张之洞档案”之大部编入《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张之洞专辑” ，由大象出版社影印出版，共172册， 951卷。据编者说明：“本辑作为张之洞专辑，由于出版计划的改变，不能将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张之洞档案全部收辑，所收辑的主要是张之洞的电报和奏稿，包括底稿、定稿、原件、抄件。 ”查所收录以奏议与电稿为主，前者包括“张之洞督粤奏稿钞本”、“张之洞督楚照例奏稿原件”、“张之洞督粤奏折正本”、“张之洞署江督奏折正本”、“张之洞督楚奏折正本”等，后者包括“电稿目录”、“电奏稿”、“电稿”、“张之洞收各方来电”、“张之洞致各省及外洋电稿”等。其中第2册至53册前半为“电稿” ，起自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三十日，迄至宣统元年（1909）七月十三日，第53册后半至110册为“张之洞收各方来电” ，起自光绪十年（1884）十年七月初七日，迄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初十日，部头均十分庞大，原“张文襄公电稿”的乙、丙两编或已包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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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张之洞档”

目前所知存世的张之洞电稿，除以社科院近代史所藏为大宗外，还散见于其他一些地方，例如国家图书馆藏《张文襄公电稿》抄本， 108册，分装18函，又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张之洞电稿》抄本，收录从光绪十五年至三十一年张之洞与各处的来往电报，共计47册。另有“东方晓白”整理《张之洞（湖广总督府）往来电稿》，刊载于《近代史资料》第109号，内容不乏史料价值，惟史源并不清楚，尚待进一步调查。

1998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之《张之洞全集》十二册， 2008年武汉出版社出版赵德馨主编之《张之洞全集》十二册，均以1928年北平文华斋刊本《张文襄公全集》为底本。河北版《张之洞全集》分奏议（72卷）、电奏（13卷）、公牍（84卷）、电牍（100卷）、劝学篇（2卷）、輶轩语（2卷）、书目答问（4卷）、读经札记（2卷）、古文（2卷）、书札（8卷）、论金石札（2卷）、骈体文（2卷）、诗集（4卷）、抱冰堂弟子记（1卷）、家书（1卷），共15种， 299卷，其中电牍由80卷增至100卷。据编者统计，河北版《张之洞全集》较《张文襄公全集》， “总计增加了400余万字，大致增加了一倍多” 。（秦进才《张之洞全集的整理历程》）惟增加的部分，未作具体说明，在未对两者作充分比对之前，难知其详。

武汉版《张之洞全集》依奏议、电奏、公牍、电牍、书札、家书、劝学篇、輶轩语、书目问答、读经札记、论金石札、古文、骈体文、诗集、弟子记等项排列，分为十二册，不分卷次。据各册“编辑说明” ，其中第4册收录电奏，起自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迄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共469件（不含附件），较《张文襄公全集》的444件，增补25件；第7至11册收录电牍，起自光绪十年（1884）六月，迄至宣统元年（1909）六月，共7358件（不含附件），较《张文襄公全集》的4060件，增补3298件， “其中除少量外，均录自抄本《张之洞电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藏）” 。按电奏、电牍数目，系笔者据各册“编辑说明”合并统计而得。又，编者“前言”指出：“本书收录文献共14453件，比底本多7802件，比河北版多3473件。在当前阶段，它应当算是一种比较完备的本子。 ”（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册，前言）惟同一编者，在另外场合却又说， “本书收录文献共13600件，比底本多6900件，比河北版多2600件” 。（赵德馨：《求全·求真·求准——编辑〈张之洞全集〉的做法与体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两种说法并不一致，未知孰是？

武汉版的增补工作以“电牍”一门尤其显著，增补各件均在目录标题上方加圈，标明与王树枏《张文襄公全集》、河北版《张之洞全集》的异同，便于已熟悉以上二集的读者迅速确认新材料。惟其增补的部分，未包括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张之洞档案” 。再，据该书收录原则：“全书以张之洞著述为主，他人资料与张之洞有关者为辅。电牍中，仅有他人来电，而无相应张之洞电稿者不收。 ”因此，其统计的《张文襄公全集》件数，均指原收录发电件而言，增补的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藏《张之洞电稿》，也只是“发电”部分，而“来电”部分因非张之洞本人之作，限于体例，并未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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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同莘：《编辑〈张文襄公全书〉叙例》，庚申[1920]五月）

最后再赘一句，许同莘撰《编辑〈张文襄公全书〉叙例》（1920年）一文，不仅保存了张之洞“遗文”最初整理、编纂的相关故实，而且全面反映其“尽力于文襄文字之役”的经验心得，对于录入张集的不同类型（文体）文献的性质、特征及价值一一解说，平实可信，俱见功力，而就“编次之法”斟酌损益、精益求精，尤见其对“文体”的敏感，表现出醇厚的文史素养。此文非为“研究”而作，但许多内容与后起之史料学观念暗合，实为今人检阅或利用《张之洞全集》之前必读之文。某种意义上， “叙例”也属于广义的目录之学，而且更符合“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本义。此处便有必要重温清人王鸣盛之言：“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