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盛世：大汉帝国的财力

汉朝和唐朝一起并称汉唐，是公众印象中的强盛王朝，所谓强盛即强大兴盛，但相较于盛，汉朝更令人关注的是武功，汉朝也常被称作"强汉" ，在造就武功的前提确是财政，本讨论下汉朝的财政收入。

谈收入必然要论及物价，自古民以食为天，中国更是典型的农业国家，本文用粮食价格来衡量下汉代的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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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疆域图

汉代的粮食计量单位是石或斛，石与斛为相等的计量单位，而汉代的斛有实物出土，汉代一斛约为今27斤。史料中的粮价可分为三档，上千至上万钱一斛，数百钱一斛，数钱至百钱一斛。究竟这三类哪个反映汉代物价的大多数情况，本文略作辨析了。先来看第一类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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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有三个时期出现粮价数千上万钱一石的情况，分别是在秦末汉兴，西汉末东汉初，汉末三国，三个时代都历经战乱，国内饥荒频发，国家控制力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粮价飞涨。除此之外，刘邦和董卓改换货币一度也导致货币贬值严重，这是古人对市场调控能力不足之故。毫无疑问的说，数千上万钱的粮价出现在特殊时代，无法代表汉代的大部分时间。下面再来分析第二类。

第二类即粮价数百上千钱每石，这种粮价同样出现在饥荒时期，例如"元帝即位，齐地饥，谷石三百余""建初中，南阳大饥，米石千余" 。但不同的是这些闹饥荒的时期汉政府统治力尚在。

古代生产力低下，太平盛世也难免出现地区性饥荒，但此时国家机器运转正常，通过国家力量的赈灾和物价调控（汉代谓之曰平准，由桑弘羊提出），物价虽仍难避免出现大涨，但仍在勉强能消费得起的范畴。

这类情况依旧不能代表普遍的物价，但不似极其特殊的第一类，在看天吃饭的古代，再怎样的太平盛世饥荒问题也是要考虑的，这类粮价可作为一种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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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弘羊

汉代的大多时间，粮价应是第三类记载，即数钱至百钱，准确来说应当是数十钱的更为合适一些，可看到如下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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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价数钱的情况是由于丰收年，古语有谷贱伤农，便是讲丰年导致粮价过低，出现了虽是大丰收却也损害了农民利益，这种情况其实未必是好事情。汉书赵充国传另有一段关于粮价的记载

"边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张掖以东粟石百余，刍槁束数十。转输并起，百姓烦扰。 "

赵充国提到在西北，由于边患，百姓难以正常的耕作，现在张掖以东粟到了百余钱一石，并且需要从外地运输粮食物资，十分的扰民。赵充国传中提及的地区是河西一代，属于土地较为贫瘠的地区，并且粮食难以自给自足，但纵然如此粟每石也不过百余钱。由此观之，在天平年月汉朝的内郡粮价在数十钱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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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充国

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对粮价的观点"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这可能是汉代对粮价控制的观点，平准均输或许也会有意将粮价控制在这个范畴。与赵充国传记载对应的，居延汉简有粟一石一百零五，大麦一石一百一十，又如前文所述，河西的物价是高于内郡的，内郡数十钱当属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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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了粮价，下面正式谈汉朝的财政收入了，汉代财政的收入分为两种，国家财政与天子私库。前者由大司农(前期被称作大农)管辖，主要为算赋、田租、更赋，后者藏于水衡与少府，正所谓"水衡与少府皆天子私藏耳。 "

在汉代，作为天子的私库往往比国家财政还有富裕，一来是收入项目要更多， "山海池泽之税" "市肆租税之入"全部属于皇室收入，二来此部分的钱财的使用频率比国家财政要少。两者收入对比，记载有"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 "——《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汉宣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余万万,吏俸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他作务,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 "——《桓谭新论·太平御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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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

第一条记载中的都内钱即大司农收入,与水衡钱和少府钱三者相加为八十三亿。第二条文献提到国家财政收入一年为四十亿，此处数据同上条,顺便说明了一下四十亿的用处,而皇室财政收入则高达八十三亿。这两条记载的数值差达四十亿之巨，需做一个辨析。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大司农的四十亿收入是各地方单位预留下本地发展所需经费后上缴中央的部分，根据汉代人口和税率推算得到的总收入远不止四十亿。

有说法认为， "少府所领园他作务,八十三万万"中的"八"字应为"入"字传抄之误，照此说法，太平御览中的记载是入十三亿，和汉书中的十八亿仅差五亿，这似乎是一种不错的解释。但却与其他史料冲突，在大司农出现大的财政缺口之时，皇帝往往会自掏腰包通过少府之钱补充，尤其是汉武帝，他连年征战，很大程度依赖的就是少府收入，假设少府收入不过十几亿，当真有这种能力补足吗？《盐铁论·复古》：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司农，以佐助百姓。汉连出兵三岁费……皆仰大农，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少府左冯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指汉武帝）征四夷，兵行三十余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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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

汉代征战的费用，从一些记载来看是相当惊人的，东汉时段颎曾言：窃以往羌军言之，暴师未曾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费四十余万万。今若以骑五千，步万人，车三千两，三冬二夏，足以破定，无虑用费为钱五十四亿。

段颎讨羌的战争激烈度比之武帝年间是有所不及的，即便如此也不是少府每年的十几亿收入可以承担，而在武帝年间甚至有过一年军费开支高达百余亿，大司农根本无力去承担，基本由武帝开私库补足，由此可知少府财力远高于大司农并非虚言。

综上所述，天子私库部分本文计算时选取年入83亿钱一说，而全国所收算赋、更赋、田租等不能照搬四十亿，也重新计算。

关于算赋和更赋，算赋是人头税，汉代收税标准是对十五至五十六岁的人口每人每年120钱，除此之外，七岁至十四岁收口钱20 。在汉代，更赋是指成年男子每年有三日的义务戍边，若是去不了或者无法去，可以选择交300钱以1日100钱的价格由官府找人代役。但实际上全国成年男子每人戍边三日本就颇不现实，更赋的本质是官府为了收税而巧立名目。

关于算赋，更赋的计算本选取黄今言先生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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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人口以元始二年为基础，并且就低不就高，得出数据约为72亿5千8百万钱。

除了算赋，更赋，汉代还要收实物税，也就是田租，前文估算粮食价格原因之一也在于方便计算田租。汉朝分别实行过十五税一，二十税一，以及最终的三十税一。田租以粮食的形式征收，马大英先生曾推算汉代田租征收是有上下限，其中下限每亩是3.33升,上限为10升。汉末曹操改革田租，令全国一律每亩收粟四升，史料称"令下当日,百姓喜悦。 "由此，汉代田租整体平均下来定是要高于每亩四升。汉代的一些垦田数记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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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一年同样出现在元始二年，既然两汉的田租平均高于每亩四升，本文姑且按每亩五升计（一斛为百升），则可得元始二年的田租为41352650斛，若是以60钱一斛计算粮价，则约合24.8亿钱。元始二年算赋、更赋、田租合计97.6亿，少府收入83亿，两者之合为180.6亿钱，若是认为太平御览中没有提到水衡钱，那么最终结果还有再加上25亿的水衡钱，高达205.6亿之多。正是因为有如此庞大的收入，才保证了两汉的赫赫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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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比秦所增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