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史学家的儒学情怀

摘要

读史记中春秋时期的历史时，在不同的篇章中都会读到关于孔子的事迹，而列传也为儒家单列两篇。身为史学家的司马迁为何如此重视孔子？又为何如此推崇儒家？

《诗》三百，大抵贤圣发愤所作。太史公司马迁因李陵一事受宫刑，忍辱完成了《史记》这部宏篇巨著。《史记》一书中，无论是“本纪”“世家”还是“列传”之中，都可以看到司马迁对于孔子的重视。《史记·秦本纪》中，在记载秦国历史发展时，曾提到“孔子相鲁” ，这与秦国的发展本身毫不相关，珍惜笔墨的司马迁为何会在其中提起？而这样的事情在“世家”篇中就更多了，在列传中为儒家所列的传就有两篇，而司马迁又为孔子单独列世家，足以说明这位太史公对孔子推崇至极，为何司马迁又会单独钟情于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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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出生的年代恰逢董仲舒等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司马迁不同于父亲司马谈等人生活在推崇“黄老之学”的文景时期，对于野心极大的孝武皇帝，如果只是无为而治、顺其自然那么又如何满足自己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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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这样一个朝廷重用儒生的时代，司马迁因为父亲的关系也耳濡目染了儒生的风采，那位他们口中常说的“子”也成为了司马迁心目中的偶像。不仅如此，司马迁还是从董仲舒、孔安国等人，一位是当世大儒，一位是孔子的直系后人，在他们的熏陶下，《史记·孔子世家》中，司马迁对孔子最终的评价是“可谓至圣矣” ，这在全书中都可谓是最高评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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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重视孝道的思想也在司马迁心中根深蒂固，司马谈临终时所嘱托司马迁道：“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余甚惧焉！汝其念哉！”所以司马迁忍辱完成《史记》，所载“本纪”“世家”“列传”汉代百年就占半数，可谓是对自汉初至武帝年间大大小小的人物均有所记载，将一副汉初百年盛世详尽的展现出来。孔子所作《春秋》亦劝善而讽恶，有歌功颂德之处。在这样一个儒家文化盛行的年代，司马迁如此做来，也就不太为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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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司马迁之所以能够名传千古，除了《史记》中所体现的儒生情怀外，更多是因为他作为史学家的超前眼光和不拘于形式的写作方式。《史记》本纪篇幅中，既有记载并未称帝的“西楚霸王”事迹的《项籍本纪》，又有史书中第一次主要记载女性事迹的《吕后本纪》；“世家”篇幅中也有并未开国传家的《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不可谓不跳脱既定的写作格式而独树一格，这其中既有他对孔子儒家思想的肯定与推崇，也必然包含着他作为史学家所具有的包容开阔的超前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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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中多次出现孔子的事迹，除去司马迁身处时代的影响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为读者定位时间点。春秋时期作为国家最乱的一个时期，周初号称“八百诸侯国” ，《史记》中记载列入本纪或世家的也有十几篇，而古代纪年方式是按照君主年号，在春秋这么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如果不在叙述中插入期间发生的大事来确定一个共同的时间点，对于时间的梳理可能就会成为阅读史记最大的难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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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行政”“孔子相鲁”等事件多次出现在春秋时期的篇章中。看似是偶然，实则是必然。相对于编年体的史书按照时间顺序线性的讲述，纪传体的《史记》更加全面的展现事物的不同方面，从事件的各个主要参与人不同的视角看待，也更加全面的展现各个人物的事迹、性格等，但作为不同国家、人物事迹的讲述，各个时间点如何连接起来不会使人觉得突兀便是重要的问题。而采用这期间所发生的大事来在多篇幅中共同讲述，使之穿成一线，阅读起来便会省许多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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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作为“天下共主” ，用他的重大事件来定位时间点当然是无可挑剔的，但司马迁却采用孔子这位在当时周游于列国而并未被重用的人来定位，相对于用诸侯大事来定位来说，似乎是有些不妥的。这其中，也必然包含着司马迁对于孔子的崇拜之情了。

《史记》一书中，关于孔子的文章有《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儒生列传》三篇，这在《史记》中也是绝不仅有的，而在最后的《太史公自序》中，也多次提到孔子，将孔子作为榜样，这样的崇拜之情，似乎也是十分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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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司马迁对孔子的崇拜也并未到盲目的境界，《文心雕龙·史传》中所论述：“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 。评论孔子所作的《春秋》为贤者避讳，只扬善而不言恶。《公羊传》中也是写道：“《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说明孔子所推崇至仁而有意为贤明直认避讳恶事，不是草草了过就是不加论述。而司马迁却不同，在记载的《史记》所丢失的十篇中，《孝武本纪》便是因为其中直言不讳武帝好方士等事迹，且不惧权威绝不删减而被武帝损毁。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论述记史为：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通过记载事实的真相而让后世以史为鉴，利用事实真相来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摆明道理，这也是《史记》之中为何更多的是记载事迹极少评论却又极富哲理，使人感悟颇深的原因。

“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 ”《文心雕龙·史传》如此评价史学家（太史公）的责任，而其中也对司马迁推崇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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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积极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国为民先驱，而司马迁又何尝不是？忍辱为后世传《史记》，与名显于当世的董仲舒、主父偃等人相比，其儒家的家国情怀又有何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