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唐太宗李世民都看不上，王安石能否帮助宋神宗成为一代尧舜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后，为避免出现唐末藩镇割据的局面，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在官和兵上都进行了精心的受权和分权，中央政府机构分割宰相权力，地方官的官与职分离，有官不一定有权。中央又派转运使负责地方财政，这就从人和财两方面遏制了地方权力。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所有官员的权利都得到了分化，但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的冗员。

简单说就是拿俸禄的人有很多，可是真正干实事的很少，国家这做巨型运转机器已经带不动，吃不消了。精兵强将归中央直接管辖，地方则实行文官制约武官。所有涉及兵权的官员频繁调换，造成的影响就是训练松懈，战斗力下降。在面对夏辽的强大病例，宋采取的政策是增兵，人数多了，战斗力不行，继续增兵，长此以往下去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原本是为了分化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就让国家出现了“冗官冗兵冗费积贫积弱” 。面对着如此颓废的情形，必须采取大刀阔斧的改革才能把国家身上的毒瘤彻底清除。到了宋神宗当政期间，这位锐意进取的皇帝决定选择一位能够治国安邦的股肱大臣，帮助他实施新法、推行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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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7年，宋神宗继位，没过多久宰相韩琦就主动请辞。宋神宗心中已经有了下一任宰相的人选，想征求一下韩琦和孙固对王安石的看法，结果竟是两人一致认为王安石做个翰林学士之类的还行，不适合做宰相。在问到司马光时，司马光如实回答说：“人人都说王安石是奸邪之人，实在是言过其实。但他不通情理、为人执拗，这是真的。 ”

宋神宗听到这番话，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王安石有治国谋略，性情为人什么的不是大事。内心坚定了要重用王安石的想法，自然要当面考核一番。 1068年，宋神宗和王安石终于碰面了。

宋神宗开门见山地问王安石：“治国之道，应该以什么为先？”

王安石脱口而出：“以择术为先！”

宋神宗又问：“唐太宗是一位怎么样的君主？”

年轻的宋神宗原本以为唐太宗就已经是君主中的典范了，没想到王安石很不以为然地说：“唐太宗有什么好的，陛下应该以尧舜为法！”

宋神宗不禁一怔，原本以为自己要达到唐太宗那种程度已经很难了，现在居然搬出尧舜这样的贤德君主。宋神宗心中不免有点惶恐，但同时也更加信任王安石。王安石指出唐太宗只不过是对传统政治指出来修补，没有政治创新。宋神宗向王安石询问：“祖宗守天下，太平盛世达百年之久，粗致太平，依赖的是什么？”

后来，王安石针对宋神宗的这个问题，将帝国衰弱的症结统统写进了《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政论文，文章处处透露着革新变法迫在眉睫、舍我其谁的意思，宋神宗心底的那根弦儿被触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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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指出：治道之先--变风俗，立法度！穷则变、变则通！此话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财政，这一点与宋神宗的观点不谋而合，因为国库已经见底了。

王安石为了能够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推行了一些列新法。新法都是冲着富商巨贾来的，使得他们不能操控市场、哄抬物价，没有办法放高利贷。有钱的就让他们多缴税，没钱的就少缴税，缩小贫富差距。这一举措给颓废的宋朝带来了久违的生机，使得国库充盈可用二十年。但最后王安石变法却以失败而告终，这里面究竟有什么问题？触碰官僚地主阶级利益：

清丈出了很多隐瞒的土地，这样一来也就增加了他们的赋税。这一举动损伤了很多士大夫和地主的利益，有钱的官员田产本来就多，地主在长期兼并土地的过程中也有很多隐性资产。他们一个是统治阶层的中坚力量，一个是宋朝的统治基础，新法遭到双方强大力量的一致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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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不当：

王安石性格比较偏激执拗，在变法的过程中，不管你多有能力多有才华，只要反对新法统统不用，到最后只重用支持新法变革的。结果就是不管新法有多好，推行到地方的时候，就由一些品行不端的官员监管实施，用人不当的结果可想而知。再好的新法落到素质低的人手里就会彻底扭曲。做法激进：

大刀阔斧的改革触动了核心阶层的利益和底层百姓的生计。土地主不能像以前一样兼并土地，商人要缴纳更多的税。那老百姓呢？以青苗法为例，本意是在夏秋两收之前，也就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到官府借贷青苗钱或粮谷，等到收获的时候再连本带息地还给政府。这样算得上一举三得：农民免受地主剥削，不会影响农业生产，政府增加税收。可坏就坏在地方官了，他们为了当地的业绩，强行让农民贷款，而且征收比国家规定多的利息。不需要贷款的富户和贫农都激烈反对这种强行摊派，一时间民怨沸腾。 “募役法”、“农田水利法”都在为国家增加税收的时候，大大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可以说，很多新法都是站在国家角度来制定的，忽略了老百姓的利益和承受能力。

国库丰裕了，老百姓却遭殃了，一时间全国上下反对王安石的人越来越多，连皇太后和太皇太后都跟宋神宗哭诉。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宋神宗终于扛不住，废除了新法，贬了王安石。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王安石不仅没能帮到宋神宗成为一代尧舜，而且还让宋朝国本动荡。

新法的出发点是好的，而且很有超前意识。只是后来因为用人不当造成新法在实施过程中彻底变了味，原本利国利民的政策因为一些蛀虫官员，变成了盘剥老百姓的凶器。人民矛盾不断激化，直接把新法推向了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