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建邦之土地之图”：谈谈我国古代发达地图学研究

《周礼》是记述中国官僚制理想状态的儒教经典，《周礼》中记载了这样的话：

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

历来的注释家都把这里的“土地之图”解释为地图之类的东西。地图不仅为军事、旅行所必需，而且对于国内政治也是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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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汉时期的地图

《史记?荆轲传》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荆轲受燕太子之命刺杀秦始皇。为了谒见秦始皇，荆轲必须献出秦逃亡将军樊於期的人头和督亢的地图。督亢是河北省的地名，献出这个地方的地图，恐怕就意味着献出这块土地。荆轲虽然得以面谒秦始皇，然而由于意图暴露反被秦始皇杀掉。总之，这个故事说明，在秦代，各国都努力绘制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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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刘邦攻入了都城咸阳时，多数家臣都只顾抢夺金银丝帛之类的财物，独有萧何收取了秦的《律令图书》。后来，《律令图书》为刘邦掌握“天下之隘塞、户口之多少、疆弱之地、民之疾苦”起到了作用。由此看来，在《律令图书》中收有地图，这一点大概是不会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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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王堆出土的“长沙国南部地形图”

1973年末，发掘了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从中发现了许多绢帛书，其中有医书和五星占等，除此之外，还有三张地图。这三张地图都是公元前二世纪前汉初期的产物，可以说，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上也是最早的地图了。

这三张地图我们姑且分别把它们叫做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这里只就地形图作以简单的叙述。 (文物出版社《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古地图》， 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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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图原来是已被水浸湿的三十二片帛片，发掘后拼凑复原即成地形图，它是个边长为96厘米的正方形地图，上面除画有山川、道路之外，还标有地名。这张地图所画的是从湖南省到广东、广西的部分地区，区域为东经111度至112度30分、北纬23度至26度之间。

这是一张前汉初期长沙国南部区域的地形图，确切地应该叫做“长沙国南部地形图”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从整体上看，这张地图所标的地形位置很少有偏差，因此，可以推算出它所使用的是多大比例尺。据推算，这张地图的整体比例尺是十八万分之一。当时的长度单位，一里为三百步，一步为六尺，所以一里等于ー千八百尺或一万八干寸，这即是说，这张地图把实际距离十里缩为图上距离一寸。现在的地图是根据经纬度来划分区域的，而过去的中国地图则首先决定比例尺，然后根据方格划分区域，谓之方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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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长沙国南部地形图”中虽然没有使用这种方格，然而却使用了大致精确的比例尺，由此可知，公元前二世纪，中国的地图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另外，与这张地图同时出土的，还有文献。据推算这个文献是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一六八年)的产物。

三、汉代地图用于军事上的实例

汉代以后，地图对于统治者来说，愈发显得重要，各朝代都开始积极地绘制地图。例如，据《史记·三王世家》记载，武帝在封皇子为王赐并与封地的时候，一位臣子奏到“奏与地图，请所立国名” ，即是说，请武帝在地图上指明封给皇子的封地的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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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地图是交给被封王的皇子的。另外，据《汉书?李陵传》记載，武帝时，李陵率军五千人征伐匈奴，从居延(宁夏)出发北行，三十天后到达浚稽山，将所经过的山川地形全部绘于图上，命令部下报告给武帝。这即是将地图用于军事上的实例。

四、中国科学地图学之父——裴秀

三国时代结束后进入晋代，中国得了暂时的统一。晋朝初期，被法国学者夏班诺称为中国科学地图学之父的裴秀蜚声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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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裴秀传》中记述了裴秀以前的中国地图如何不完善的情况。到晋文帝时，朝延下令重新绘制地图，于是，裴秀把全国绘为十八张地图，上面详细地标记了地名、山川道路等。并且，在绘制这些地图时，裴秀将自己采用的根本原则归纳整理成制图六体，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这些原则充分地体现在他所绘制的地图中。

其中最重要的是分率和准望，分率即是比例尺，准望则是对于表示各地点间相互关系的方位的矫正。高下、方邪、迂直指的是道路的实际情况，道里表示始于适当规准点的里数。

裴秀绘制的地图被后世称为“方丈图” ，大概是一种方格图(方眼图) 。这种图把实际距离一百里缩小为图上距离一寸，并且每隔实际距离一百里就用纵横线分成方格，与现在地图上划分的经线和纬线相似。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则把“准望”直接解释为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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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裴秀的记述，后汉时代的地图不是根据分率和准望来绘制的。然而这次发现的《长沙国部地形图》却是以比例尺为十八万分之一，即把实际題离十里缩为图上距离一寸的尺寸绘制而成的。由此可见，汉代已经使用了比例尺。因而裴秀所言不可妄信。但是，用东西线和南北线把地图分成方格的方法可能是裴秀创造的。

五、汉代以后，我国古代地图学的发展

汉代以后，为绘制平面图所需要的测量技术也迅速地发展起来。三国时代，魏国的刘徽撰著的《海岛算经》就是一种测量书。这本书中，涉及了以一千步为基线，测量距离一百里以外某地位置的问题。这个间题已超出了狭小土地的测量范围，出示了正确地绘制地图所必要的测量技术的算例，三国时代三国鼎立，相互间进行激烈的战争，出于军事土的需要，各国都绘制了准确的地图。这些地图的发展集大成于晋朝，到裴秀的时代终于产生了方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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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秀之后，在五世纪时，刘宋的谢庄制作了木方丈图。这是一个一丈见方的大型立体模型图，恰好适用于州郡的划分。始于裴秀的方格图的传统为后世所继承，现在还保留在西安碑林石碑上的华夷图和禹迹图就是一个证明。

这两张地图是伪齐的阜昌七年(公元1137年)凿刻的。这两幅地图中，应该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是禹迹图。它是一幅方格图，长宽均为八十厘米左右，共有七十条横线，七十三条纵线，在这幅禹迹图上，一百平方里的实际面积被缩小为一个方格，格中详细地标明了地名、河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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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这张地图的轮廓与现在的地图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这说明了中国的地图学在古代就已经相当发达了。这张地图虽然是在十二世纪刻在石碑上的，然而原图实际的绘制时间却是公元八百年左右的唐代，出于当时著名的地理学家贾耽之手。

贾耽晚年曾任宰相。公元780年，在他就任工部尚书时，受唐德宗之命，着手编集地图。经过二十来年的时间，完成了许多地理书和地图的绘撰工作。其中，公元801年绘制的“海内华夷图”宽三丈、高三丈三尺，可谓是张大地图，但仍然是把实际距离一百里缩小为图上距离一寸的平面方格图。这张《海内华夷图》是西安碑林石刻地图的原本，在石刻复制时省去了中国以外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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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耽的地图问世后，中国地图学就没有更大的发展了。虽然元代绘制了一些稍有价值的地图，然而中国近代地图学的形成，还是由十七世纪后半叶来中国的法国传教士完成的，这就是“皇與全图”的绘制。这张地图标有经度和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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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也曾出现过方格图。希腊化时期，公元100年。马里努斯绘制了方格图，但是这个传统很快就消亡了。当方格图在欧洲再度出现，已经是十世纪了。这比贾耽的时代要晚。至于马里努斯绘制的方格图是否对裴秀的地图有所影响，这个问题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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