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香港乱局,让“一国两制”面临着什么样的考验?

执笔:刀贱笑

香港的乱局 , 让“一国两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

1981年的今天 , 8月26日 , 邓小平在北京接见港台媒体人士傅朝枢时 , 首次公开提出“一国两制”构想 。 傅朝枢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先后掌管《台湾日报》和创办香港《中报》 , 闻名港台甚至世界华人圈 。 但在那个8月 , 真正的大人物塑造历史 , 他只是个见证者 。

被邓小平接见的第二年 , 傅朝枢又赴美创办美版《中报》 。 因倡导台海两岸和平共处、支持中国收复香港 , 傅朝枢的几份报纸都影响力暴涨 , 但也因“染红”遭到港台和海外反对势力抵制 , 美版《中报》报社甚至受到炸弹威胁 。 在《台湾日报》被台湾当局强行收购、美港两地《中报》都被迫停刊后 , 他在1989年9月结束了磕磕绊绊的办报生涯 。

见证“一国两制”首次公诸于世的傅朝枢 , 也切身经历了推进“一国两制”、实现国家统一的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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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艰难 , 1981年至今38年间 , “一国两制”还是一步步从构想变成实践 。 九七回归后 , 港岛上“马照跑、舞照跳” , 但政治运动也从未停歇 , 直至发展到2014年的“占中”和当下持续的乱局 。

“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20多年后 , 有人寻思:要是当初就搞“一国一制”而非“两制” , 是不是今日香港就不会出这样的乱子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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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采取“一个国家 , 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 , 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 , 也不是玩弄手法 , 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 , 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 。

——邓小平《一个国家 , 两种制度》

首提“一国两制”的1981年 , 是邓公首次接见傅朝枢 , 这样的会见之后几年又有两次 。 除傅朝枢 , 1980年代初 , 英媒等境外媒体还目睹了十多个由香港各界人士组成的团体 , 走马灯似地一路向北 , 它们大都受到邓小平或其他北京高层的接见 。

当收复香港被提上必办大事日程 , 北京开始加紧摸底香港各方面情况 。 了解港人的态度至关重要 , 直接关系香港回归的顺利程度和“一国两制”实施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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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不容乐观 。 1983年6月底 , 港澳事务委员会新上任的书记许家屯赴港工作 , 3个月后他返京复命 , 汇报当时港岛的整体气氛和经济状况 , 结论相当悲观 。

许家屯说 , 港人对中共有着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 不少人感觉前途暗淡 , 觉得香港的法治社会、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等名声和地位都将不保 。 在港外商和投资人忧心忡忡 , 怀疑北京是否有能力为香港提供良好的领导 。

“1997后是什么样”的忧虑在香港蔓延 , 尤其内地十年浩劫刚结束没几年 , 有港人说回归之日就是香港终结之时 。

就在许家屯赴港工作前后 , 一个12人组成的香港“青年才俊团”应邀北上 。 “才俊团”明显考虑了代表性 , 其中包括港英政府立法局3名议员 , 建筑师学会和医学会的会长 , 还有采访人员和几名商界人士 。 最显眼的两人 , 是大律师李柱铭和李国能 。

赴京前 , “才俊团”花了数月时间草拟了一份意见书 , 主要内容 , 也是讲述香港各界的信心危机 。

似有“要挟”之意 , 他们提出缓解建议 , 但竟是延长香港回归的过渡期 , 九七后继续由英国管治 , 直至“内地和香港的制度接近” , 这样才能消除港人心头的“1997阴影” 。

这与伦敦不谋而合 。 撒切尔夫人1982年携马岛战争胜利的余威来到北京 , 一开始就想延长对香港的统治 。 早在3年前 , 港督麦理浩首次赴京见邓小平 , 英国人“用主权换治权”的算盘就已表露无疑 。 他们在香港经营百年 , 有着巨大的利益存在 , 担心都打了水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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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民心不安 , 英国百般阻挠 , 加上1980年代内地经济跟香港差距巨大 , 这些都让北京高层不安 。 短短十几年后就在收回香港时实施社会主义制度 , 内外部条件都不允许 。

但这并没改变邓小平的计划 。 “才俊团”推迟香港回归的建议遭到严词拒绝 。 在那前后开始的中英贸易谈判异常艰难 , 但邓小平有言在先 , 任何事都阻挡不了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 。

主权问题不容谈判 , 但以“两制”的具体政策安排消除各方忧虑 , 却是势在必行 。 一个明显迹象是 , 在随后的涉港讲话中 , 邓小平开始更多强调:

正是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 , 正是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 国家才决定成立特区 , 推行“一国两制” 。

2

某种动乱的因素 , 捣乱的因素 , 不安定的因素 , 是会有的 。 老实说 , 这样的因素不会来自北京 , 却不能排除存在于香港内部 , 也不能排除来自某种国际力量 。

——邓小平《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1983年北上无功而返的香港“才俊团”12名成员 , 未来发展路向大不相同 。

其中 , 李国能成为九七之后香港特区终审法院第一位首席大法官 。 同样备受瞩目的大律师李柱铭 , 后来创建香港最大反对党民主党并担任主席 , 逐渐从口口声声的爱港变成十足的祸港 。

但刚返港时 , 李柱铭还没如此极端 。 随着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尘埃落定 , 北京开始着手组织制定《基本法》 。 来自内地的36人和香港本地23人组成起草委员会 , 李柱铭就是成员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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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几年召开的10次全体会议中 , 委员会就重大问题一一进行讨论:特首的性质和向谁报告工作 , 立法会如何形成 , 香港是否拥有终审法院 , 法院与行政部门的关系等等 。

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们政见和立场高度多元 , 但维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 。 事实上 , 在“一国”前提下 , 保留香港的政治、经济、法治和社会文化制度 , 也是北京的承诺 , 这成了委员会成员坐在一起的最大公约数 。

1989年2月 , 被邓小平称为“创造性杰作”的基本法初稿公布 。 北京高层们认为 , “一国两制”给予香港的自治权 , 远超任何西方国家中央给予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自由 。

但给的自由越大 , 出乱子的风险越大 , 这也是北京领导人们一直以来的清晰认知 。

1984年6月 , 在《中英联合声明》还有半年才会敲定、过渡期还没开始时 , 邓小平就表现出“防风险意识” 。

在接见港英政府立法局首席议员钟士元时 , 邓小平说自己“不怀疑13年内香港会有波动 , 问题只是波动的大小 。 ”尤其考虑到一些港人还没摆脱殖民地心态的影响 , 他强调九七后“港人治港”的大原则 , 即特区政府和附属机构人员必须是爱国者 。

这番话还没落地 , 李柱铭就开始从基本法起草的建言者 , 变成香港内部的“捣乱因素” 。 基本法最大程度保留香港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 但仍被李柱铭说成是对香港民众的背叛 。 他要求立即在香港实施“全面民主” , 但那些要求无异于让香港马上独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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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柱铭等“死磕派”在港岛内部兴风作浪的同时 , 一如邓小平所料 , 英美等“国际力量”也在不停推波助澜 。

末代港督彭定康1992年上任后推行政改 , 给回归后的香港埋下治理毒丸 , 已经众所周知 。 回归前 , 港英政府还开始向数以百万计的港人发放“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 持照香港永久居民不能去英国工作生活 , 但在“国家认同”上却一团混乱 , 这也是当前香港乱局的祸源之一 。

至于美欧其他国家对香港的介入 , 只要看看李柱铭跟它们的密集勾连就能知道大概 。

1990年6月 , 李柱铭提请美国参议员外交关系委员会“迅速就港人的政治意愿制定一套特定政策”;1993年11月访问美国 , 称赞美国会通过了一项“视香港为独立政治实体”的法案;1994年10月在纽约时报刊文 , 呼吁英美以香港为起点 , “站出来抵抗北京的欺压和凌辱”;1996年再度访美时香港回归在即 , 李柱铭仍不死心地向美国争取把香港问题国际化 。 有李柱铭等人做“内应” , 美国当然不会放过机会 。

对于内外这些风险 , 在1984年与钟士元那次会见中 , 邓小平也已未雨绸缪 。 他直截了当地画出底线:

1997年以后仍会允许港人骂共产党 , 但如果把言论变成行动 , 打着民主的旗号跟中央对抗 , 北京就不得不进行干预 。 不过 , 只有在发生严重骚乱时才会动用军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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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 , 我说不会变 。 核心的问题 , 决定的因素 , 是这个政策对不对 。 如果不对 , 就可能变 。 如果是对的 , 就变不了 。

——邓小平《一个国家 , 两种制度》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时 , 李小加刚从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毕业 。 短暂采访人员生涯后 , 他赴美攻读硕博学位 , 随后走入金融管理行业 , 1990年代开始频繁与内地和香港两地资本市场打交道 。

2017年 , 已在港交所总裁任上8年的李小加 , 以独特视角描述香港回归20年来的变化:

1997年前香港是一个区域性市场 , 吸引不大的国际资金投资区域性资产;20年后 , 这里变成国际市场 , 吸引大量国际资金来这里投资内地资产 。 特别是过去10多年 , 香港发生更大变化 , 吸引了大量内地资金 。

李小加总结说 , “一国两制”是香港金融业过去和未来繁荣发展的基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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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序言第二段中明确写明 , 国家决定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 , 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 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 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 。 ”

这三个半句 , 似乎也可以作为回顾“一国两制”20多年实践时的大概标准 。

至少在香港 , 国家通过“一国两制”收回主权 , 毫无疑问促进了统一 , 第一个标准达到了 。 当初“两制” , 就是充分考虑香港的历史和现实 , 第二个标准也达到了 。 至于第三个标准 , 如李小加这样的亲历者所言 , 过去20年香港的持续繁荣和总体稳定有赖于“一国两制”和内地发展 。

以这样的标准衡量 , “一国两制”是对的 。 “如果是对的 , 就变不了” , 邓小平当年就斩钉截铁地说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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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以来的“占中”“旺角暴乱”和当下的持续骚乱 , 让一些人设想:如果当初没那么费事搞“两制” , 而是直接在香港实施社会主义 , 现在不就啥乱子都没了吗?

但如前所说 , 如果当初没费这事 , 现在可能就要费更大的事 。 1980年代初的现实 , 就是搞“两制”不一定能解决香港的问题 , 但不搞“两制”就一定解决不了 。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香港还是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社会 , 钱还好赚 , 贫富差距还没如此严重 , 资源争夺也没现在这么激烈 。 但资本主义的香港社会发展到现在 , 这些根本矛盾正在逐渐显现和激化 。

也就是说 , 现在香港的问题 , 很大程度上是香港社会内在发展阶段和外部因素叠加的后果 , 不能简单归咎于“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 。 至于“一国两制”中的“两制” , 尤其香港那“一制” , 以及“两制”之间的协调互动机制 , 是不是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 , 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 ?对此 , 刀哥持开放性的态度 。 ?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