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为什么愿冒死去刺秦王？解读《史记》中的“士为知己者死”

“士”作为中国古代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其阶级地位和生活风貌的变化都会对社会结构和时代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对“士”之精神的称颂不在少数。 “士可杀不可辱”的豪迈刚毅， “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大度坚忍，以及“士为知己者死”的英勇壮烈，都让“士”这颗星璀璨夺目，熠熠生辉。

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重点叙述了豫让、专诸、聂政、荆轲和曹沫五个刺客，除曹沫之外，其他刺客无一生还，他们就共同表现出了“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士为知己者死” ，解读“士”的知己精神。

（一）“士为知己者死”精神的历史背景

追其历史， “士为知己者死”最早出自《战国策·赵策一》。这句发自士内心的豪言，意味着士的命运的转折，更见证时代之风的变幻。在那个风云诡谲的春秋战国时期，群雄逐鹿，沧海横流。西周之礼乐已然冰消瓦解，周天子的威严更是荡然无存，原有的社会格局四分五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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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崩乐坏的情势打破了宗法制的枷锁，作为西周贵族阶层最底层，原本纵马放矢、持戈操剑的士阶层，其自身结构也分崩离析。自由涣散，文武分途，成为了士阶层一个重要的特征。大多数士可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谋得衣食生活。

有的以卓远的见识和不凡的口才赢得王公贵族的好感，成为了文士；有的则凭一身出众的武功和过人的胆识倍受诸侯权贵的青睐，成为了武士。这些武士，仍然保留着崇武好斗的传统和骁勇强悍的特征。 “士为知己者死”正是对这些武士愿为知己献身精神的称赞。

（二）“士为知己者死”精神的实质

知己之交在中国古代早期并不罕见。追根溯源，从《诗经》的“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到《楚辞》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无不体现出早期人们对结交知己的渴求。

伯牙和子期一奏一听，演绎高山流水，子期死，伯牙断琴绝弦，两人友情成千古佳话；庄子和惠子情趣相投，展开鱼乐之辩，惠子逝，庄子以 “匠石运金”巧喻知己再难寻；鲍叔慧眼识才，深知管仲，于是管鲍之交为后世美谈。以此我们不难发现，心灵的相知，志趣的相倾是早期古人能成为知己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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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相比之余，士的知己之交的内涵有所变动。他们不单单强调志趣，更多的是追求人格。从司马迁在《史记》中关于刺客的记载，我们便印证这一点。

智伯对豫让尽国士之礼，豫让坚持不懈，为复仇死不足惜；公子光跪地叩首，视专诸之身为己身，于是专诸才为其刺杀吴王僚；严仲子不辞千里，多次屈尊拜访聂政，于是聂政愿以身冒险行刺侠累；太子丹更是至诚，叩头恳求，尊荆轲为上卿，让其住上等屋舍，为其断美人玉手，于是才有了荆轲刺秦王的壮举。

能让这些人卖命成为刺客，其原因不是他们和恩主之间有多深厚的情感基础，也不是多么志同道合，而是他们受到了恩主的礼遇。恩主的礼遇让他们感受到了之前从未有的身份平等和人格尊重，于是他们一旦为人以礼厚待，便会抛头洒血，竭尽忠诚，九死无悔。因此，刺客的“为知己者死” ，实际上是“为知遇者死” 。

（三）“士为知己者死”精神在当时为何会盛行？

“士为知己者死”不仅仅是当时士的为人处事准则，更赢得了世人的肯定和称赞，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念。这种风气的盛行，与诸侯的养士之风和士的自身需要有着莫大的关联。

1.养士之风

一方面，社会动乱，诸侯竞势夺权。这些诸侯为维护宗族利益，捍卫自身霸业，便于社会中广寻贤士以助各自进行政治斗争，纷纷开启“养士之风” 。

以战国四公子为例，平原君赵胜， “诸子中最贤，喜宾客，宾客盖至者数千人”；信陵君魏无忌仁贤下士， “致食客三千人” ，诸侯不敢动兵侵魏十余年；孟尝君和春申君，以及秦国文信侯吕不韦亦是如此，其门客都三千人之多。

养士之风的盛行，为士提供了施展才华和抱负的有利环境。对于武士而言，他们或作为刺客，或作为护卫，或选择代人复仇，其最终都被卷入了政治的疾风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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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道主义

另一方面， “人道主义”突显，流行于春秋列国之中。政治方面的变革致使思想领域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剑指天道神灵， “天命即王权”的思想桎梏受到强大的冲击，人们愈加重视人的存在和价值。

加之春秋时期儒家主张的“仁义”之说，实际上它正是替人发声，使得人们由“重神”转向“重民” ，将“天道”转向“人道” ，人们普遍开始自我意识觉醒。作为周天子王朝被压抑多年的士阶层，他们自然心有不甘，渴望自己能有出头立身之日，渴望自己能被社会善待尊重。

然而百家争鸣，人才奋起的时代，武士想展露锋芒又谈何容易。于是他们为满足自身生存和实现自我价值，主动纷纷依附于诸侯权贵以求得平台。但是士绝非卑躬屈膝，贱卖自身，任人差遣，而是有其特定的原则。而这种原则，即为“知己”效命。这里的“知己”就是能给予“士”充分人格尊重的人。

（四）结语

归结起来，春秋时期新思想如洪流般来势汹涌。表现在人生价值观上，当时的用人标准突破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而是更加从“仁义礼智信”等方面综合考量。从等级森严的社会走出来的士，更是对人格独立和身份平等有着迫切的渴求。

人道主义的盛行让士更加着眼自身价值。纵使被湮没于政治风云，他们也要轰轰烈烈地成就自身。 “士为知己者死”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进取思想的一种折射，反映出士的悲壮的进取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