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真的有那么多词汇是从日本引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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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松曾在一次采访中说，现代汉语有超过一半的双音节词，都是从日本引进的。这句话引起了许多争议，专攻中日语言交流史的陈力卫教授批评其“信口开河” 。

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这样一句话，若我们不讲“日本汉语” ，我们几乎都不会说话了。因为像“物理”、“化学”、“哲学”、“共和”、“文化”和“主义”等常用的双音节词都是近代从日本引进过来的。但问题在于，这些词语真的都是从日本语境中变化产生的，还是中文本身就固有的？有多少词汇是日本独自发明创造的，哪些词汇是中国先翻译的，再传去日本的？重新理解这些学科知识的汉语概念在近代“援西入中”的过程，对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8月18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东方历史评论和大隐精舍主办的“重审中国的‘近代’”的沙龙中，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章清、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历史学院教授孙江、日本关西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沈国威、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文化与语言系汉学教授阿梅龙、日本成城大学经济学部教授陈力卫、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光哲和资深媒体人张彦武，在“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的发布会上，与大家探讨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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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知识与近代中国研究书系”：陈力卫《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孙江《重审中国的“近代”: 在思想与社会之间》、沈国威《一名之立旬月踟蹰 : 严复译词研究》、章清《会通中西 : 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 [德]阿梅龙《真实与建构 : 中国近代史及科技史新探》

现代汉语到底引进来了多少日语词汇？

章清提到，在中国近代史的“西学东渐”里，中国开始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在这个变化当中，现代学科和知识是西方影响中国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当然，这种学科和知识的转变过程，在西方的近代史上也上演过。这意味着，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图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为，我们就是靠着这套学科知识去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

沈国威赞同这种说法。若现代中国人穿越回古代，我们是没法跟古代人交流的，因为他们没有今天大家言谈交流中必备的科学常识，而这些常识是由语言词汇构成的。在这些常识里，八九成的词汇他们都没有听过。

严复本人吸收了西方的许多思想和知识，并将其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严复为此创造了很多新词，但很多新词都没能沿用下来。今天中国人较常用的“逻辑”、“图腾”、“乌托邦”就是严复创造的，但这三个词都属于他无心插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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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

虽然严复创造的许多词汇没有留下来，但他并不是在做无用功。他是一个反面的参照系，他告诉中国人该如何接受新的概念和知识。严复没有完成的事情，在五四期间完成了。在五四期间完成的汉语语言转变过程中，日本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许多人都知道，现代汉语的许多双音节词都来自日语。但是，现代汉语到底引进来了多少日语词汇？这些词汇和概念的流变又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陈力卫认为，这些汉语新词，它们经历了先“东往”、再“东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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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陈力卫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6月版

在1854年，日本“黑船事件”之后，魏源的《海国图志》，还有传教士写下的有关西学的书籍，如《博物新编》和《万国公法》，先进入了日本。由于日本对美国不熟悉，他们急于收集西方殖民者的情报，就派人到中国去搜集有关西学的书。这一批从中国引介到日本的西学图书，就成了当时许多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食粮，他们对此进行吸收消化，其中包括了许多西学的词汇和概念。

“化学” ，就是中国翻译的词汇。日本当时使用的是音译，但中国的“化学”一词在进入日本之后，日本人觉得中国人翻译得很好，就决定使用这个词，放弃了它们的音译。当时， “化学”这个词中国反而用得很少。后来，许多中国留学生去日本留学，就把这个词带回中国了，并以为这是日本人翻译的词。实际上，这个词在中国早期的英华字典里已经用过了。

许多词汇经过这样的周转，哪些是日本原创的词汇，哪些是先从中国流传到日本的词汇，就很容易分不清。陈力卫的《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就厘清了这方面的文化交流史。在这本书的前半部分，他主要研究19世纪的中文图书如何进入日本的，分别影响了日本的哪些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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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力卫

在《东往东来》的第二部分，陈力卫则研究了来自中国的留日学生是如何将日本翻译的新词带入中国的。中国的许多学科的基础框架，就受日本很大的影响。此外，陈力卫还研究两国翻译词汇“交涉”的细节问题。比如，一开始“republic”在日本翻译成“共和” ，在中国翻译成“民主” 。两国在文化交流时发现，这个概念翻译的词不一样，但两国都不想放弃掉自己翻译的词。最后， “republic”的中文用了“共和” ，而民主就用在了“democracy”身上。

孙江认为，由同一个概念翻译过来的新词也许有很多，但它们都会经历一个标准化的过程，最后沉淀出几个译词或一个译词。严复当年反对把“religion”翻译成宗教，他认为应该翻译成教宗。因为教宗是一教之宗派，宗教即一宗之教，佛教里就有许多宗。但是，严复的“教宗” ，最后被日本人翻译的“宗教”所淹没了。

因为这是一个标准化时代，这些词汇会通过大众传媒传播开来，并进行标准化、大众化。只有大家都用某种译法，那这个词才会成为强势的概念。其中，这些词汇的政治化也很重要。只有在政治化之后，这些词才能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一个比较中心的稳定位置。今天大家使用的这些词汇，大部分都是经过了政治化的过程。但是，中国并不是单纯被动地接受这样的词语、知识和概念，我们也会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生产，孙江称之为“衍生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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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审中国的“近代”：在思想与社会之间》，孙江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如果懂日语，会对研究中国近代史起到深化的作用

阿梅龙说，在20世纪初的时候，中国人总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发明和科学，因为比较重要的发明都是从西方来的。在1926年，美国学者卡特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的部分章节被翻译成中文， “四大发明”这一说法才开始被中国学界了解，慢慢传开，成为定说。

外国学者会去研究中国的科学传统，中国人反而对自己的科学传统并不是那么关心。阿梅龙认为，中国人的炼丹术其实就很值得研究，中国的化学史学家也必须要研究自己的化学传统。

孙江认为，如果研究者懂日语的话，这会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深化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孔飞力《叫魂》的想法，就来自于日本中国研究。在《叫魂》日文版的前言，孔飞力非常感激日本中国研究对他的恩惠。这个题目，最早是日本学者先研究起来的。孔飞力看了这些文章，再进历史档案馆进行研究，慢慢琢磨出他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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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飞力

沈国威也认同这种说法，日本的有些研究走在了中国的前面，因为日本的近代化进程早于中国。在明治维新100年的时候，也就是1968年，日本就有许多回顾明治维新100周年的学术活动，其中，语言和词汇就是日本学者回顾的主要对象。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语言发生许多重要的变化，日本学者都有许多研究。

沈国威经常对他的学生说，就算你是做中国研究的，你都要看看日本学者是怎么做的，他们在学术上有什么设想。假如你把这些设想移到中国，你都可以走在许多没关注日本学术界的中国学者的前面。

当下对“全球史”的概念为什么理解错了

在学科建制上，中国有世界史这一学科，为什么历史学还需要全球史呢？章清认为，中国的学科体制很奇怪，世界史里不包括中国史，所以，世界史理论上应该叫外国史。史学研究总是要建立一个研究对象，而这个研究对象长期是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今天的世界就是由民族国家构成的，所以我们对世界史的研究大体上都立足于民族国家来展开的。这些民族国家的历史加在一块，似乎就构成了完整的世界史。

后来，许多历史学家发现，这样的分法有问题。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的导言部分，就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反省。汤因比就说：“没有一个民族国家可以自行说明它的历史。 ”他举了英国的例子，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英国虽然孤悬海外，但无论是英国的宗教改革，还是工业革命，其实都和欧洲其他国家有密切的联系。正是基于对此的反省，汤因比用“文明”替代民族国家来支撑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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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因比

此外，有一些现象是全球的文化现象。近代技术的发明，是靠什么来实现这样技术交流的？这些都是历史学家需要关注的问题。其中，还包括一些与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物产。食物的传播，就改变了世界上许多地区的生活。这些都构成了全球性的现象，所以历史学家不能只以民族国家为单位，来处理这样的现象。

孙江补充说，全球史现在是历史学研究最热门的领域。但有时候，中国的历史学家用这个概念用得不准确，比如“全球史视野下的唐代研究” ，还有“全球视野下的民主国家建设” ，这种题目其实都错用了“全球史”这个概念。

全球史的英文是“Global History” ，严格来说，该翻译成全球史学。在19世纪以后，兰克史学似乎占据了统治地位。一般认为，兰克史学是实证主义史学。但孙江认为，兰克史学最根本的特征不是实证主义，而是民族国家。

在20世纪开始后，西方学术界不断地想突破这个研究上的窠臼，所以出现了年鉴学派，还有对亚非拉地区的依附理论的研究。后来，全球史学诞生了。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史学是一个去边界化的民族研究。

全球史学是去中心化的，同时，这也是它的超越性和局限性所在的地方。去中心化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反文明中心论，尤其是反欧洲中心论。因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论述，一定有中心和边缘，全球史学就是要消解掉这个中心。但是，它的超越性，也是它的局限性。在民族国家不可能消亡的前提之下，全球史学永远是一个“乌托邦” ，是实现不了的。

作者丨徐悦东

编辑丨宫子

校对丨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