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钟情“红色”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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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查阅张学良档案，当看到藏书目录后，不禁一愣：为何有如此多的“红色”书籍？

充满“红色”书籍的藏书目录

张学良的藏书目录记在一个黑色封面的32开笔记本上，登录图书683种，分为“哲学”“社会科学”“文艺”“史地”“丛书”“军事”等12大类和若干小类。经过整理，大致结果如下：

“哲学”类35种，至少有20种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包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米汀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艾思奇的《哲学选辑》《大众哲学》等。

“社会科学”类留下62种，其中马列经典或共产党人、左翼人士著译的著作至少有33种。如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斯大林的《论民族问题》，周谷城的《中国政治史》等。

“文学作品”103种，其中绝大多数是“红色”或带有左翼色彩的书籍。其中外国文学以苏联作品为主，又以高尔基的作品最多，包括《英雄的故事》《和列宁相处的日子》《我的大学》《在人间》等。除此之外，还有托尔斯泰的《保卫察里津》，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以鲁迅的著作最多。除“丛书”类中的《鲁迅全集》外，尚有《且介亭杂文初编》《二编》《末编》《呐喊》等，以及何凝（瞿秋白）编的《鲁迅杂感选集》等。此外，有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初集、二集，范长江的《西线风云》，萧红的《生死场》，郭沫若等的《孟夏集》等。以上书籍的著译者，绝大多数为中共党员或左翼人士。

在71种史学著作中，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者甚多，有些为中共党员或左翼人士所编译。比较明显的如博古翻译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周谷城的《中国通史》，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1、2卷等。

在“军事”类书目中，也有许多“红色”或左翼书籍。如焦敏之翻译的《列宁战争论》，强伯玉的《苏联红军新战术》，捷克嘉洛夫的《苏联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朱德等人的《第八路军》，朱德和彭德怀编译的《抗敌的游击战术》，列宁的《社会主义与战争》，以及《陕北红军全貎》、《抗日的第八路军》等。

合计下来， “红色”或偏左书籍达180多种。张学良之所以收藏如此众多的马列经典和带有左翼色彩的书籍，与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知识界的广泛传播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与其对救国道路的探索密不可分。

留下上千张学习马列主义的读书卡片

在保存至今的1567张张学良读书卡片中，至少有1420多张抄自“红色”书刊，约占全部卡片的91% 。 1937年前后，他读得最认真的书籍是苏联哲学家米汀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和艾思奇的《哲学选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在马列主义哲学著作理论体系传入中国的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该书上册《辩证唯物论》共491页，张学良摘抄了861张读书卡片，几乎平均每页2张。《哲学选辑》是延安新哲学研究会为了配合广大干部学习哲学理论而委托艾思奇编辑的一部哲学著作选集。毛泽东曾经认真研读该书，中共中央将其指定为中央研究组和各地高级研究组必读的书籍之一。该书共467页，张学良摘抄了446张读书卡片，几乎平均每页1张。

从卡片内容来看，张学良对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思想颇有独到深入的见解与感悟。例如读到《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第3页时，他在卡片上写道：“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产生、发展和崩溃诸法则的学说，发现了劳动底两重性，揭露了商品拜物主义是存在于商品中底社会关系的事物化，给了一个真（正）确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底社会关系的锁匙。揭露了建筑在布（尔乔亚）阶级对普罗（列塔利亚）阶级之削剥上的资本主义生存的秘密；这种布（尔乔亚）阶级以剩余价值底形态将工人底未偿劳动占为己有。历史唯物论——马氏天才的创见——克服了古典派经济学者的反历史观的和唯心论的理论，它使政（治）经（济）学改变为纯科学的学说了。剩余价值论就是马氏经济学说底基石。 ”读到第4页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所感悟：“马、恩把三大世界观（哲、经、社）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一致体。把唯物论辩证法应用于全部政（治）经（济）学底改造，把唯物论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政治和劳工集团底策略，这是他们最伟大的进步和创造。 ”

读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册第82页时，张学良写道：“党不仅是工人阶级先进的自觉的队伍，而且也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队伍，它有自己的纪律，这纪律一切党员都要遵守。 ”读到第134页时，他在卡片正面写道：“社会主义革命的实现不是由孤立无援的无产阶级反对一切资产阶级来实现” ，背面写道： “而是无产阶级是领导者，他有着人民中的半无产阶级的成份，千百万的劳动者与被剥削者作其联盟。 ”依此看来，对革命理论、无产阶级政党和工农联盟这些革命成功的要素，张学良都注意到了。

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方法分析问题

马列主义不是一种空洞的理论，而是一种系统完善的思想体系，是指导人们观察世界、改造世界的理论和方法。从读书卡片的内容和所写日记看，张学良不仅对马列主义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理解，而且能够自觉运用其理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

1939年10月，张学良在日记中谈到农民受灾后的悲惨生活，感到非常痛心。有什么改善的办法吗？他认为：“积极方面，自然是政治问题了！咱们暂切（且）不讲，单就消极方面来说吧！农民的衣、食、住不好，工具不良，设备不周，这全是经济问题——和知识问题。地主们作（坐）食收获的一半，其他是一切不管，佃农们所得的一半，连一家的吃饭全不够，还能讲到别的吗？一般农民，没有农作的科学知识，守旧、迷信是在那毒害他们。假如给予农民以相当的普遍的关于农业的知识，而地主们拿出钱把工具改良——如镰刀、晒谷场等等，把佃农的住处和衣食加以顾虑（这是我的‘乌托邦’的想法——那是不能够的事情），我想一定好些。呵！说来说去，还是政治问题哟！假如政治上了轨道，自然可以实现的。 ”张学良本来不准备讲政治问题的，但讲来讲去还是把粮食收割中存在的技术问题引向了政治，其阶级意识是显而易见的，阶级立场也十分鲜明。

一年之后，张学良又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思考：“同几个佃农一谈，发现了其中主要的关键——人与人关系之矛盾，就是地主与佃农间利益之矛盾。因为佃农们并不愿意把地耕种的好，因为有夺佃、增租种种的不利。总之要是把地土耕种的好，佃农是徒劳无功，反而得不到好处。这样的下去，贵州一定会有大饥荒……恐怕旁的省份也是大同小异吧！地主的存在，才是中国农村中最大的危机。 ”在此，张学良再一次把生产方面存在的问题引向了政治领域，并把地主的存在视为中国农村最大的危机。

马克思主义者始终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殖民主义侵略和奴役，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熟读马列著作的张学良对此了然于胸。 1939年12月27日，他非常气愤地在日记中写道：读《东方的劳工问题》，使我更认清帝国主义者们对于殖民地的人们真不拿他们当人看。在帝国主义者们所看见的只有利润！利润！额外的利润！

1942年8月8日，印度国大党在甘地的领导下发起英国“退出印度运动” ，遭到英印殖民政府的镇压。张学良了解情况后， 8月14日在日记中写道： “连日来印度问题，展开了激烈底冲突，这不是英国人的不聪明，这乃是被压迫者与统治者矛盾结果必然之现象。英国印缅大臣亚利梅演说说印度的要求‘违反了民主习惯’ ，这真是不要脸。我觉得他说印度的举动，危害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权，那还是光明些；他又说甘地们这种举动是想提高自己的人们声誉，亚利梅这些话不但不能使世界上人们对甘地他们引起反感，倒是使世界人们对英国人引起反感，而对甘地、尼赫鲁等等引起了同感。 ”其态度和立场十分鲜明。

(原载《北京日报》2017年10月20日，图片为作者拍摄，未经授权，请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