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不可轻作”：在“胡说”与“论断”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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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式文人的“胡说”

晚清名臣郭嵩焘曾在日记中勾勒过一个宏大的历史脉络，他说：“自汉唐迄今，政教人心，交相为胜，吾总其要曰名利。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元人务利，明人务名。 ”民国年间，罗尔纲受这种论说的启发，撰文分析清代士大夫好利的由来。其师胡适偶然读到此文，深不以为然，写信批评道：

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焘诸人可以随口乱道，他们是旧式文人，可以“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一类的胡说。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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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纲

接下来胡适罗列了历朝反例，来证明罗尔纲立论的偏颇。进而教导说：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太轻易了就流为“滑” ，流为“苟且” 。

余英时先生后来解释胡适不与梁漱溟纠结某重大概念时，引用了胡适这段批评，并做出了自己的进一步解释。他说：

罗尔纲的题目不能成立，因为除非我们能先证明清代士大夫比其他各代都更要“好利” ，也比其他各代都更不“好名” 。我们又必须进一步证明清代所有或至少多数的“士大夫”都“好利” ，而不“好名” 。最后我们还得建立“好利”和“好名”的严格标准。如果士大夫“好名”、“好利”的现象无代无之，又不能加以量化，那么这个题目当然是没有意义的了。（以上均见于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余英时的质疑句句切中肯綮，不过胡适未必有如此苛刻的要求。胡适确曾标榜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对名词的使用很讲究。但这也仅限于一些有争议的“新”名词。如封建主义、现代化等。像产生于清末的“社会”等名词，他便不再讲究，更勿论中国早已有之的“名利”二字。以笔者揣度，此处胡适侧重于批评罗尔纲的系统太过整齐。 1936年夏，胡适在给这位弟子的信中说过：“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里去。 ”（胡适：《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第298页）罗尔纲此文的问题恰恰就在于将好名与好利一刀切，实则好名与好利的历史实态及其流变都不可能那么一目了然。

以笔者拙见，研究者不仅要质疑旧式文人的胡说，也要当心新式学者的论断。余先生曾作《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平心而论，此文在学术层面不无可议之处。仿照其对罗尔纲的批评，亦可有如下质疑：何谓知识分子？何谓边缘化？是否建立了中心与边缘的严格标准？有趣的是余先生自己在文章开头专门申明其看法“未达成熟的地步” ，属“未定之见” ，但不少读者似已照单全收。揆诸近代历史，有许多反例可以证明知识分子不仅未走向边缘，反倒长期居于中心地位。曾受教于余先生的罗志田教授便注意到反例的存在，故对此观点做了重大修正，认为伴随着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的是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

值得注意的是，罗志田在论述中借用了胡适“社会重心”概念，且有所扬弃。胡适对科举制极不以为然，认为科举制造成平民化，是社会无重心的原因之一。罗教授则以为此说太“隔”、“不切题” 。他认为科举制的废除恰好使近代中国失去重心，导致国家的持续动乱。两种看法差异如此之大，是因为二人在“社会重心”概念上的理解有着根本不同。罗教授的“社会重心”指的是士作为四民之首，可以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这一点其实胡适是不怀疑的。他在1932年便提到：“例如旧日政治之下，一个科举制度可以笼罩全国的教育与任官，可以维系全国士人阶级的人心，可以树立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 ”（《胡适全集》第24卷，第127页）

胡适此说，借用严复的一段表述可以看得更清楚。严复戊戌年上皇帝书时提到圣人之治理的奥秘在于“求措天下于至安而不复危者，心一而已” 。又谓：

盖使天下常为一统而无外，则由其道而上下相维，君子亲贤，小人乐利，长久无极，不复危乱；此其为甚休可愿之事，固远过于富强也。 ……而今日乃有西国者，天假以舟车之利，闯然而破中国数千年一统之局；且挟其千有余年所争竞磨礱而得之智勇富强以与吾相角；于是吾所谓长治久安者，有儳然不终日之势矣。（《严复集》）

1914年，胡适自己也说：“吾国之旧文明，非不可宝贵也，不适时耳，不适于今日之世界耳。 ”20年后又对蒋廷黻说：

无论蒋先生如何抹杀新事情，眼前的中国已不是“旧社会”一个名词能包括的了。千不该，万不该，西洋鬼子打上门来，逼我们钻进这新世界，强迫我们划一个新时代。（《胡适全集》第22卷，第31页）

简单说，胡适认为科举制无法造就现代的领袖人才。而他所谓的社会重心，也正是指一个可以领导中国前进或者至少自存的社会联合体。罗教授从科举取士的角度发论，对此胡适已预先作过回答，认为士不是取决于地位，甚至认为恰恰是科举制扼杀了士大夫。罗教授曾专门提醒学界注意胡适的社会重心说，但他意在论证科举废除之弊，而非关心胡适相应的思想世界。经此提示后，社会重心概念颇受后来学界注意，不过胡适本人思想世界中“相异的意义体系”仍待开启。

这不是说胡适是不可批评的，关键是批评者视其为研究者还是研究对象。如将胡适视为研究者，鉴于“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的道理，其可议处想必不少。即如其批评罗尔纲听信旧式文人的胡说为例，实则以其本人著述之丰，又何尝能尽属铁案如山的论断。 1932年，胡适作《领袖人才的来源》一文，引用颜之推语如下：

吾观《礼经》，圣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诺，执烛沃盥，皆有节文，亦为至矣。但[《礼经》]既残缺非复全书，其有所不载，及世事变改者，学达君子自为节度，相承行之。故世号“士大夫风操” 。而家门颇有不同，所见互称长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 (《颜氏家训风操》)

胡适据此阐发道：

在那个时代，虽然经过了魏、晋旷达风气的解放，虽然经过了多少战祸的摧毁， “士大夫”的阶级还没有完全毁灭，一些名门望族都竭力维持他们的门阀。帝王的威权，外族的压迫，终不能完全消灭这门阀自卫的阶级观念。门阀的争存不全靠声势的煊赫，子孙的贵盛。他们所倚靠的是那“士大夫风操” ，即是那个士大夫阶级所用来律己律人的生活典型。（《胡适全集》第4卷，第537页）

随后他又提到唐宋的案例以证其说。但以胡适自己的标准来看，仅靠几份家训来论证门阀制度对于士大夫风操的作用，无疑也是有问题的。正如胡适和余英时批评罗尔纲一样，我们也可以质疑，何谓士大夫，风操的标准是什么，以门阀制度视风操的话是否系统太过整齐等等。其实从这部《颜氏家训》中便能随手举出反例：颜之推所批评的士大夫教子弟“鲜卑语及弹琵琶” ，这种趋炎附势现象也正是门阀制度下发生的史事，又如何能以风操二字囊括？姑且不论颜之推所言算不算旧式文人的胡说，反正胡适引用此说时欠读者一些分析判断，故而一不留神也勾勒出一套“整齐的系统” 。

新式学者的“论断”

其实胡适引用颜之推这段论说是颇有文化史的敏锐直觉的。说到底，引用古人之说不是原罪，关键在于解读的分寸。在胡适和余英时看来，罗尔纲的问题在于对郭嵩焘的观点未加辨析，便以之为进一步的立论基础。尚未证明清代是否好利，便讨论好利的原因，不啻把逻辑根基建立在了沙滩上。当今学界在援引文人学士之说以申己论方面，罗志田教授无疑是公认的大师，惠及后学者甚众。其近年更是先后刊文畅论史学“捕风”“捉影”之术，文中颇推崇民国英年早逝的天才史家刘咸炘。有趣的是，主张“察势观风”的刘氏在论著中也曾引用郭嵩焘名利交相胜之论，并赞其“甚确而得要” 。（刘咸炘：《推十书》第16册，第246页）

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风格偏好问题。吕思勉先生曾撰文论述“文明民族何以反被野蛮民族所征服” 。他给出的一个“总括”的回答是：“以风俗论，则野蛮人朴实，而文明人虚伪；以政治论，则野蛮人简捷，而文明人迟滞。两者相遇，自然朴实简捷者胜，虚伪迟滞者败了。 ”（《吕思勉论学丛稿》）这一总括若以胡适的理论方法审视，想必也有“系统”太过“整齐”的嫌疑。但以吕思勉对中国历史非凡的洞察力，此说自不能等闲视之。

胡适的“文字不可轻作” ，更多的价值在于其警示性。论断并非易事，后来研究者自应处处警醒。龚自珍说豪杰轻量京师而致山中之势重，很可能是一种敏锐的时代观察，借用这一观察，或可通向历史的更深处。但研究者亦须明白这是龚自珍本人的一个表述，至于是他对时代的平情判断，还是一时的情绪发泄，已难以遽然结论，更不必说其言是否符合史实了。

实际上，传统文人学士的表述习惯确实就为研究者设障。朱自清从作诗的角度认为“暗示得从比喻和组织上作工夫，利用读者联想的力量” 。胡适的学生傅斯年则恰恰批评“中国学者之言，联想多而思想少，想像多而实验少，比喻多而推理少” 。他举例说国人好言天无二日国无二王，但日与王岂有关联？言者无非是“欲明无二王，而又无术以证之” ，遂以天有一日作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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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

傅斯年对逻辑的强调，离不开其师胡适的鼓吹。熊十力即提到“适之锐意宣扬，而后青年皆知注重逻辑” 。胡适看重西方的逻辑的另一面是反感传统国人的“苟且” 。其小说《差不多先生传》便是如此立意。他在一次画展中有感于日本画家的认真态度，激愤之下竟然向友人发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牢骚。胡适在治学上更是反复强调“不苟且” 。他到一个学校演讲“做学问的方法”时便说：“科学方法只是不苟且，不懒惰，肯虚心的人做学问的方法。说破了不值半文钱，学起来可要毕生的努力。 ”（《胡适全集》第32卷，第323页）他在倡勤、谨、和、缓四字诀时又说：“谨即是不苟且，一点一笔不放过，一丝一毫不潦草。举一例，立一证，下一结论，都不苟且，即谨，即是慎。 ”（《胡适全集》第24卷，第612页）无独有偶，据王奇生教授说：“有一次听罗志田教授总结其治学方法，他说，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我不过是比人家更加细心，同样的史料，我可能读得更加认真、更加细致。 ”对照胡适再三致意的“不苟且”的治学主张，可知此言自是出于至诚。

胡适曾不止一次赞扬罗尔纲不苟且。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你这种‘谨慎勤敏’的行为，就是我所谓‘不苟且’ 。古人所谓‘执事敬’ ，就是这个意思。你有美德，将来一定有成就。 ”次年又谓：“你的两段笔记都很好。读书作文如此矜慎，最可有进步。你能继续这种精神， ——不苟且的精神，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有大进步。 ”（两信均见于《胡适全集》第20卷，第631页）

罗尔纲日后成长为著名的史家，想必这种不苟且的精神居功至伟。据胡适后来自称：

我引这两封信，要说明尔纲做学问的成绩是由于他早年养成的不苟且的美德，如果我有什么帮助他的地方，我不过随时唤醒他特别注意：这种不苟且的习惯是需要自觉的监督的。偶然一点不留意，偶然松懈一点，就会出漏洞，就会闹笑话。（《胡适全集》第20卷，第631页）

历史学的特点是研究者需要不断地解读史料，不断地作出论断。因此胡适说“偶然一点不留意，偶然松懈一点，就会出漏洞，就会闹笑话” ，丝毫也不夸张。

胡适后来还对人说，以不苟且相督导，也是因罗尔纲的天分一般。但古往今来的大量案例表明，学者无论天分高下，稍有不慎便有可能犯错。余英时说胡适“在讨论中国的重建问题时，稍不经意便流露出士大夫的潜意识” ，实则读胡适那一时期论述，可知其并不忌讳坦露其士大夫意识，又何来“潜”意识之说？余先生是史学界不世出的天才，但也不能奢求其笔下处处分毫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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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的胡适

求全责备，人无完人，学术亦然。拙文所涉诸公皆是各自所处时代的硕学大家，不是一般学者所能望其项背。笔者被其膏泽，仰望尚且不及，岂敢妄加论列。不过诚如严复所谓“不欺于古人，无摄于权威” 。对旧式文人的“胡说”和新式学者的“论断”都带上几分怀疑精神，便是胡适的“不苟且”和古人的“执事敬” 。史家志在探赜索隐与钩深致远，所面对的史事和史料又庞杂浩瀚，误读误判在所难免。文字不可轻作，又不可不作，作文字者唯有心存敬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