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域 | “回到明朝看小说”,明代书坊的小说“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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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书坊刊刻了大量的小说作品 , 何良俊所撰、初刊于隆庆三年的《四友斋丛说》卷三指出:“今小说杂家 , 无处不刻 。 ”
原文 :《明代书坊积极拓展小说稿源渠道》
作者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程国赋
明代坊刊小说的稿源渠道
明代坊刊小说的稿源渠道主要有购刻小说、征稿、组织编写、书坊主自编等四种 。
首先是购刻小说 。 自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到明朝末年 , 小说刊刻业相当兴盛 , 刊印小说可以获得很好的社会效应和经济利益 , 为书坊主带来巨额利润 。 精明的书坊主充分意识到这一现象 , 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 他们想方设法地寻找优秀的小说文稿 , 甚至不惜以重金购买稿件 , 以此吸引读者 , 扩大发行量 , 凌濛初“二拍”的编撰及其刊刻、发行的过程即为一例 。 当明末冯梦龙编撰的“三言”刊行以后 , 迅速传播 , 深受读者欢迎 , 在苏州书坊安少云尚友堂的催促下 , 凌濛初编撰《拍案惊奇》 。 一旦成书 , 尚友堂立即“购求 , 不啻供璧”(《拍案惊奇》识语) 。
尚友堂购刻“二拍”的经历在明代小说刊刻中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 从小说刊刻开始崛起并兴盛的嘉靖、万历时期 , 到明末天启、崇祯年间 , 购买文稿是书坊刊印小说的一种重要的稿源渠道 , 像《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名著都是通过书坊主购刻面世的 。 同时 , 文人通过编撰、出售小说文稿 , 获得相当丰厚的报酬 , 改变自身的经济状况 , 从而激发了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 , 促使他们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小说创作之中 , 这也是导致明代中后期小说创作与传播持续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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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征稿 。 根据现有文献记载 , 征稿的做法最早出现于元末 , 李氏建安书堂至元二年刻印孙存吾编、虞集校选的《元诗》 , 刊登征稿广告 。 明代书坊借鉴这种方法 。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明代小说征稿广告 , 以崇祯六年陆云龙峥霄馆刊《皇明十六家小品》所附征稿启事最为有名:“见惠瑶章 , 在杭付花市陆雨侯家中;在金陵付承恩寺中林季芳、汪复初寓 。 ”陆氏峥霄馆征集文稿的第七项就是征集小说 。 他征稿的做法是:先刊登拟刻文稿标题 , 再征集具体内容 。 我们从他的征稿启事不难看出 , 陆云龙征稿呈现几个特点:第一 , 他征集文稿的内容相当广泛 , 涉及诗文、词启、制诰、奏疏、戏曲等多种文体;第二 , 他注重名家之作 , 包括“名宦”、“名公”等;第三 , 他注重新奇之作 , 所以陆云龙拟刊《型世言二集》 , “征海内奇闻” 。 明末时 , 除陆云龙以外 , 苏州、杭州等地的其他书坊有的也采用这种刊登广告征集文稿的手法 , 征集的范围很广 。
再次是组织编写 。 明代书坊主与下层文人结合从事小说刊刻 , 当时不同的小说刊刻中心的书坊情况各不相同 。 在建阳地区 , 为建阳书坊所雇请或者与建阳书坊关系十分密切的文人 , 以江西籍者为多 , 如邓志谟、朱星祚、黄化宇 。 金陵是明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 , 人员流动频繁 , 受雇于书坊主或者与书坊关系密切的下层文人不限于一地 , 如江西抚州金谿人吴敬所编辑《国色天香》十卷 , 金陵周曰校万卷楼万历十五年刊;编撰《杨家府演义》与《续英烈传》的纪振伦 , 号秦淮墨客 , 从其号来看 , 当为南京人 。 苏州书坊与下层文人之间关系较为密切的如罗懋登 , 撰《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二十卷 , 苏州步月楼万历二十五年刊 。 在杭州地区 , 书坊主与下层文人的结合呈现明显的地区特色 , 那就是在组织编写、合作刊刻的过程中 , 亲情或乡情的色彩相当浓厚 , 书坊主与聚集在其周围的文人之间或为兄弟 , 或为挚友、同乡 。 峥霄馆主人陆云龙创作《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获得巨大成功以后 , 其弟陆人龙也加入了时事小说创作队伍 , 创作出版《辽海丹忠录》 。 后来 , 兄弟俩又合创、评点、刊刻了《型世言》 , 成为小说传播史上的一段佳话 。 在书坊笔耕山房周围 , 应当也聚集着一批志趣、爱好颇为相同的文人 , 以西湖渔隐主人、醉西湖心月主人等与“西湖”相关的字眼为名号 , 编撰出版《宜春香质》《弁而钗》《醋葫芦》等小说作品 。
最后是书坊主自编小说 。 据统计 , 明代参与小说创作的书坊主主要有熊大木、余邵鱼、余象斗、洪楩、杨尔曾、凌濛初、陆云龙、陆人龙兄弟、袁于令等人 , 编撰《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春秋五霸七雄列国志传》、《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万锦情林》、《六十家小说》、“二拍”、《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型世言》、《隋史遗文》等小说21种 。 明代书坊主以其小说创作的亲身实践 , 丰富了古代小说的题材内容 , 尤其是他们在明代中期的小说创作 , 弥补了自元末明初以来直到嘉靖年间通俗小说创作的空白 , 促进了小说文体尤其是演义体的发展 , 推动了明代小说流派的产生与成熟 , 引发了明代通俗小说创作高潮的到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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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坊刊小说的稿源特点
首先 , 无论是购刻小说、征稿 , 还是组织编写或者书坊主自编小说 , 都体现了明代书坊主强烈的参与意识 。 这一特定的社会群体由于身份、职业、爱好等缘故 , 对书籍出版市场有着非常敏锐的把握能力 , 对读者阶层的需求相当了解 。 嘉靖后期 , 建阳书商杨涌泉发现武穆王《精忠录》一书 , 他预感到此书可能畅销 , 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 所以约请同为书商的熊大木加以编写 。 同样 , 崇祯年间刊刻的《鼓掌绝尘》也是书坊主龚氏适应市场需要而编撰的 。
在稿源的寻找、发现、拓展方面 , 明代不同时期的书坊主都积极参与 , 然而他们参与的方式却不尽相同 。 嘉靖、万历时期 , 由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繁荣 , 一方面 , 此时文人的小说观念不够开放 , 很少参与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的创作与传播 , 市场上新创的作品不多;另一方面 , 社会对小说的需求急剧增加 。 为解决这一矛盾 , 书坊主除四处寻找、拓展稿源、组织下层文人进行编写以外 , 还亲自动手创作 , 在满足市场的同时 , 也获取高额的利润 。
到了明代后期 , 由于小说观念的改变 , 小说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 , 以李贽、冯梦龙为代表的中上层文人参与小说的现象日益普遍 , 稿源市场较为充足 , 书坊主可以从容地购买稿件 , 或采取征稿的方式寻求优秀文稿 。 这一时期 , 从小说创作和传播的整体来看 , 书商与文人之间的分工更为细致、明确 , 书商更多地承担起小说传播的职能 , 或购买小说、或征稿、或组织编写 , 但很少参与小说的创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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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 对旧本的依赖较多 。 与旧本相关的概念还有原本、秘本、古本、旧传、旧文等 。 明代坊刊小说的稿源对旧本的依赖较多 , 其旧本主要由四个层面构成:一是宋元旧刊小说;二是嘉靖以前刊印的说唱结合的词话本;三是明代社会流传的小说抄本;四是明末所云旧本、旧传亦指嘉靖、万历时所刊小说 。 从旧本到明刊小说稿源的形成 , 其间发生了质的飞跃 , 突出地表现在“义”与“理”的掺入 , 促进了演义体的发展与成熟 。 熊大木改编旧本《精忠传》就是较为典型的事例 , 他在书商杨涌泉的恳求下 , “以王(按:指岳飞)本传行状之实迹 , 按《通鉴纲目》而取义” 。 这样就完成了从旧本到演义体的过渡 。
到了明末 , 对旧本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 , 文人独立创作的成分逐步增强 , 反映现实的题材愈来愈受到读者、作者以及书坊主的重视 。 时事小说的创作 , 虽然多依塘报、邸报、奏疏而作 , 且快速成篇 , 小说的艺术性受到影响 , 但是它的创作与刊刻标志着古典小说创作从对旧本的依赖、改编到文人逐步独创的质的飞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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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 不同刊刻中心的稿源呈现明显的地域特征 。 吴越之地如南京、苏州、杭州地区 , 文人群体活跃 , 稿源充足 , 所以书坊主可以比较从容地选择既具有较高艺术水平、又适合市场的稿件 , 他们重视小说刊刻质量 , 正如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评价金陵、苏州所刊书籍“书多精整”;建阳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远远不及吴越地区 , 所以 , 在稿源方面比不上南京、苏州和杭州 , 缺少优秀的稿源 , 于是想尽办法弥补其不足:一是标明“京本” , 这在建阳所刊小说中是相当普遍的 。 明代书坊所言“京本”之“京”指两京(北京、南京) , 就小说而言 , 应主要指南京 。 标注“京本” , 突出其稿件来源地 , 显示小说的正宗地位并藉此扩大小说的影响 。 二是注重插图等广告促销手段 , 大多数建本小说采取上图下文的形式 , 甚至每页一图 , 重视评点;重视小说的广告促销手段;同时 , 注重压缩刊刻成本 , 以压低书价 , 从而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
在小说稿件的选择及刊印上 , 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小说刊刻体现较为显著的地域性 。 以情色小说为例 , 《如意君传》《浪史》《昭阳趣史》《玉妃媚史》等在苏州、杭州、金陵等地刊印较多 , 建阳书坊极少刊刻情色小说 。 齐裕焜先生《明代建阳坊刻通俗小说评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一文认为:“建阳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的故乡 , 是深受理学影响的地方 , 他们出版书籍时 , 还有一条道德的底线……不敢去刊印那些有露骨的色情描写的作品 。 ”南京、苏杭则不同 , 世俗奢靡 , 士风浮艳 , 所以在稿件的选择上 , 出现大量情色小说也就不足为奇了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历代小说刊印文献汇考与研究》(编号:15ZDB070)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79期第5版 , 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 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 , 不代表本报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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