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是怎么凉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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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震惊你天狐视野发布

题记：1900年8月15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皇城；当日凌晨，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出逃，一路狂奔到西安。可笑的是，这个出逃行动竟被朝廷冠了个很堂皇的名号：“两宫西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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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中国农历庚子年。

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史书一般以“庚子国变”或“庚子国难”笼统称之。而所有这些事件，都与一群在历史长河中本无足轻重，却又被历史之手诡异推上前台，至今仍被“正史”定义为“反帝爱国者”的群氓有关。

他们被称作“义和团” ，又曰“拳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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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的这个时候，整个中国的北方都处于一种狂迷的状态之中。村村有拳坛，家家练神拳，山东、直隶等地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红布包头、手持大刀的拳民，连小脚女人都练起了据说能刀枪不入的“红灯照”和“黑灯照”（红灯照是少女练的，而黑灯照是成年妇人练的）。

拳民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烧教堂、杀信教汉民和洋教士——这一类活动被清政府称为教案，八国联军侵华前的40年间，全国共发生了各类教案800多起。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血腥味。

现在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这种“黑社会”一样的抱团仇杀，只是赤裸裸的利益之争。 1890年代，历任山东巡抚上给朝廷的奏折都强调，只是教民和非教民之间的利益冲突，与“爱大清”完全无关。

是的，朱红灯、曹福田这些义和团首领，骨子里并不爱大清。他们喊出“兴清灭洋”的口号，不过是一种避免被清军剿灭的策略。

他们也不是真的“排外” ，柯文说：“到（1900年）5月中旬为止，义和团的暴力活动几乎完全是针对本国教民、教堂和教民住宅的，只有一个外国人（卜克斯）丧了命，义和团的矛头也未指向铁路和电报。 ”

显然，这些人很清楚，若打杀了真洋人，官府决不会置之不理；铁路、电报无法拿来吃喝，他们也不感兴趣。所以那个阶段，义和团的打砸抢对象，几乎全是与他们自己一样弱势的贫苦中国人，区别只在于，对方“入教”了。

这种“理性”确实带来了好处：在1900年战争爆发以前的数年间，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一直是模棱两可的。当袁世凯1899年底就任山东巡抚，准备以武力镇压本省义和团时，朝廷接连给他去了三封电报，要求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可一味进剿——毕竟只是屁民之间的争斗，并不威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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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有一天，光绪与慈禧的权力之争白热化，义和团这个奇葩才鬼使神差登上了历史舞台：老佛爷看上这群暴民“民心可用” ， “御赐”他们“爱国无罪”的绚丽外衣，拳民们于是开始奉旨“全面排外”和打砸抢。

期间，中国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北京马家堡火车站到永定门之间全程7.5公里从的“马永线” 。刚刚通车几个月就被义和团拆毁了铁路，砸烂了电车。

自此，中国历史开始走上一条极其吊诡、扭曲的曲线，最终的巨大代价与成本，则由这个民族背负了一百年之久，迄今或仍未卸去。

作为一个极懂权谋的政客，慈禧本身也并不“排外”；但如果涉及权斗，则一切都可以改变。

戊戌政变后，慈禧希望废黜光绪帝，但东南各督抚都表示反对，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同样明确反对废立图谋。

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 “徐篡大统” 。而康、梁等改革派则在列强支持下，反对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 。这就是历史上的“己亥建储”争议。因为康梁躲在使馆区，故慈禧拿他们没有办法。

这就激发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

于是， “反洋教”的义和团成为慈禧选中的工具：这群人愚昧、无知、暴戾，但畏上如虎，招之即来，弃之不惜。

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后，有意围剿义和团。 1900年春，山东的拳民们扛着“兴清灭洋”的旗帜，陆续转移到了直隶，继续他们的打砸抢活动。直隶总督裕禄认为拳民乃“恃众戕官之乱贼” ，应严行剿捕，以免致巨患。

然而慈禧不允。裕禄于是逢迎上意，改变态度，招拳民“大师兄”张德成、曹福田等人，待以上宾之礼。时义和团大批人马在涿洲、保定一带拆铁路、毁电报，局势严重。慈禧密召拳民入京，旬日之间，竟有十万之众涌入北京。

太后召见拳民首领，言多奖励，从此亲贵争相信从，庙宇府第，遍设坛场，拳民出入宫禁，横行无忌，大肆烧杀，北京城陷入空前的疯狂混乱中。

史籍这样记载义和团进京后的暴行：

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

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

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

而他们所谓的刀枪不入，在对阵洋人时几乎一无用处。当时北京西什库教堂只有几十个洋兵守卫，又没有连发武器，几万义和团将它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攻了几个月，就是攻不进去。

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扩展到使领馆集中的京津地区。拳民们开始攻击使领馆后，两地的外国人非常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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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了庚子年间义和团围攻使馆事件的普特南·威尔写道：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团民，手执枪刀，身束红布，由城外涌入京城，一时齐声呐喊，声震云天。 “意大利兵在使馆街之尽处，受此惊骇，几类狂易，人人皆面色发赤。 ”

6月11日，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在永定门外被清军杀害。

于是，各国使馆发出照书，强烈要求清政府对义和团的行为明确表态。第一次照会过去近2个月后如石沉大海，各国公使于是第2次开会磋商，随后联合声明：一旦中国不发布上谕，他们就要进行海军联合示威，自行清剿。

二次照会无果后， 1900年6月10日，大沽口外各国军舰的指挥官们便派出了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西摩尔中将率领的2053名联军，从塘沽登陆赶往天津租界，并于当天乘火车向北京进发。

慈禧害怕了，于是连发8道上谕，要求加紧镇压义和团。但由于清军聂士成部会同义和团破坏铁路，令西摩尔联军的进京行动暂时受挫，这让慈禧产生严重错觉和误判，又下令对义和团暂停镇压，并要求将其中年轻力壮的拳民编入部队。

受到鼓励的义和团于是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

1900年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离开东交民巷，前往清政府总理衙门交涉公使撤离之事，在途中被端郡王载漪的虎神营官兵击毙，这就是著名的“克林德事件” 。

之后，大批义和团开始围攻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此外，除了荣禄的武卫中军，由董福祥率领的武卫后军也加入了进攻使馆的战斗。

1900年6月20日下午4时整，清军从北面和东面开火，开始了中国政府军队对北京使馆有组织的进攻。大臣徐桐之奏章，更是直接“请旨通饬各直省督抚，飞札各府州县，自此决裂之后，无论何省何地，见有洋人在境，径听百姓歼除。 ”

虽然这份奏折稍微晚于案发，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大头兵敢于在大街上枪杀一国公使，显然不是一个士兵血气上涌，凭借个人胆色做得出来的。这份奏折中所透露出来的盲目自大，强烈排外思想，和当时弥漫社会的无知与戾气，才是闹剧的源头。

1900年6月21日，慈禧下令颁布《宣战诏书》，这份诏书实际上是一份对国内发布的战争动员令。滑稽的是，这份《宣战诏书》对交战对象却没有明确交代，而是采用了一个略带蔑视的词：“彼等” 。

两广总督李鸿章接诏后的反应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他认为，在国家实力十分脆弱的情况下，鲁莽开战，大清帝国将遭到灭顶之灾。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南方大臣，在获悉了李鸿章的态度后，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

事情确如李鸿章所料：1900年7月13日，当时的联军总指挥，俄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下达了总攻天津的命令，仅仅一天后，八国联军完全占领了天津。消息传到北京，慈禧急忙下达了暂停对东交民巷进攻的命令。

但长江巡阅水师大臣李秉衡带领勤王部队的出现使得慈禧的态度又重新强硬了起来。 1900年7月27日，慈禧召见李秉衡，在询问他对时局的看法时，李秉衡回答：“既已开战，不能言和。 ”慈禧于是下旨，令其帮办武卫军军务，并在1900年8月1日下令恢复对东交民巷的炮击。

尽管“爱国者”义和团的烧杀抢掠给了各国非常完美的进军借口，但事实上各国一直在争吵要不要进军中国的首都，直到夹杂大量义和团的中国军队恢复对北京使馆区的炮击，并收到美国公使在停火前从北京送来的密信，说“已经不能支持多久了，希望迅速前来救援”后， 8月4日下午，联军从天津开拔，沿运河两岸向北京挺进。

这次清政府没有指望“爱国者” ，见过世面的慈禧当然知道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是胡扯。清政府派遣了装备精良的武卫军在京津之间构筑了两道防线，但仅仅两天时间就全线崩溃，坐镇督战的直隶总督裕禄举枪自戕。

1900年8月9日，声称“既已开战，不能言和”的长江巡阅水师大臣李秉衡部还没有来得及布防，便与北上的联军遭遇，很快四散溃逃。两日后，在溃退到通州附近的张家湾时，自感无望的李秉衡服药自杀。

1900年8月14日，北京城陷落；次日，慈禧仓皇出逃，一路狂奔到西安。可笑的是，这个出逃行为竟被朝廷冠了个很堂皇的名号：“两宫西狩” 。

8月20日，慈禧假光绪之口，发布《罪己诏》。但是该罪己诏却把罪过一股脑推到了“爱国者”义和团身上，下令对义和团“痛加剿除”：

涞涿拳匪，焚堂毁路……妖言邪说，煽动愚人……胆敢红巾露刀，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围攻使馆……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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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清政府抓捕的义和团）

9月7日，慈禧再次发布严剿义和团的上谕， 9月20日第三次颁布加力“剿灭”义和团的上谕。

“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不知道那些被炮灰了的“爱国者”看到这两句文绉绉的“爱国成贼”评判，会作何感想！

而为了躲避朝廷的惩罚，大批“爱国仇教”的义和团员，在绞杀来临之际而纷纷入教，寻求洋人的保护。

这场“奉旨爱国”的闹剧，最后演变成了一场国难。应列强要求惩办主战官员，慈禧一口气像切瓜一般杀了自己120多个大臣。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拆除大沽到北京沿线所有炮台，京师至海边由各国留兵驻守，清政府向列强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 4亿5千万中国人， “人均一两，以示侮辱” 。

十年后，清王朝这个庞然大物，轰然倒塌。

前述《罪己诏》中有一句话颇值得玩味：“即无拳匪之变，我中国能自强耶？”

可是整个大清帝国，谁有这个视野和见识，能回答这个问题？

被史书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也没有这个能力。他其实只是史学家雕琢出来，用以反衬满清当权者眼光狭窄短浅的一尊吉祥物而已。魏源赖以成名的著作《海国图志》，是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基础上“编撰”而成的。

世界你都没观过，哪来的世界观？

与魏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与他同一个时代的福泽谕吉——前者留下了一本夹生熟的书，而后者在游历欧美后，以思想为武器，直接引致了整个日本的现代化。

客观地说，慈禧是具备一定的视野和魄力的。她并不排外，甚至对西洋器具情有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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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清末》中记述， 1861年咸丰死后， 20多岁的慈禧，没有像20多岁的武则天和孝庄那样用陪睡换江山，而是直接发动政变上台。

慈禧在夺取大清统治地位之后的前三十多年里，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果断启用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外向进取的汉人，开启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引进西方科技”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快速发展了大清的经济：火车铁路，兵工厂，纺织厂，电报局，北洋舰队，机械化露天煤矿，炼铁厂等等行业企业第一次出现在封闭千年的中国。

洋务运动只用了短短三十多年时间，就把一个农耕文明国家带进了近代经济体的大门。

但只靠洋务运动一条腿发展起来的大清，很快就跌倒了。就算没有甲午战争的惨败，只发展经济而排斥西方政治文明的洋务运动，也注定保不住大清的江山社稷。

李鸿章算是当时最见多识广的人之一了。他是中国第一位专门与“洋夷”打交道的人，也是大清第一个外交家。如果说慈禧是“洋务运动”的总设计师，李鸿章就是最得力的总工程师。

1896年， 74岁的李鸿章开始游历欧美，历时近7个月，行程9万里，先后游历了俄、德、荷兰、比利时、法、英、美、英属加拿大等。李鸿章会见了俾斯麦等各国政要，也参观了工厂、报社、学校、矿山、电报局、银行，在德国还专门请医生用“电照法”即X光检查了年前马关谈判时被日本愤青小山丰太郎行刺后仍留在脸上的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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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与俾斯麦）

可惜，搞了半辈子洋务运动的李中堂，仍然只是发现了欧美的器物之美，发现不了器物之后的东西，譬如制度文明。

李鸿章游历到英国，对一架缝纫机都能着迷，并不惜重金，给老佛爷购回一台。但他却忽略了最不应该忽略的西方政治制度。在英国下院为他特设的席位上旁听了议员们的辩论后，李鸿章声称“无甚可观。 ”

这“无甚可观”四个字，其实表征了当时整个中国朝野上下的视野宽度。

我们的东邻日本，有一个与“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同时代的，真正经典意义上的爱国者。他以大逆不道的推翻幕府，颠覆和重塑整个民族落后的价值观为己任——而他也确实做到了。

他叫福泽谕吉，在日本家喻户晓——因为面额最大的万元日币上，印的就是他的头像，面色严肃，目光坚毅。

终其一生，福泽谕吉既不是高官显贵，也不是富豪大贾，只是一介书生，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尊崇的地位，是因为他是“这个国家的启蒙老师，他的思想改变了日本的历史走向” 。

“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远比政治家重要得多，因为比起政治来，思想更持久，更有历史穿透力。 ”

福泽谕吉19岁时，美国军舰来到江户（史称黑船事件）的消息令他深受刺激，自此发奋学习英语。 1860年，为了交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批准文本，日本派遣咸临号军舰赴美。

自黑船来航后，日本人首次看到蒸汽船仅七年，开始学习航海也才五年，就派出自己的军舰独自横渡太平洋。

此事对日本来说，其意义可以说超过郑和下西洋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环顾当时东亚各国，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么短时间里就敢于横渡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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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舰咸临号）

当时航行到外国被视为拿生命当赌注，可是福泽谕吉自告奋勇，作为舰长的随员到美国。美国之行让福泽谕吉大开眼界。

1861年冬天，日本又派使节到欧洲各国，福泽谕吉又顺利成为使团随员。在伦敦，福泽谕吉看到一份报纸批评英国驻日公使对日本傲慢无礼，深受触动，他随后写道：

“我阅读此文之后，心中如同放下一块大石。原来世界上不尽是恶人。我们平时所看到的，尽是外国政府的恶形恶状，说他们趁日本尚未进入文明开化之国，往往仗势欺人。如今我来到他们的国家，亲眼看到其国也有光明正大、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士，令我越加坚定素来所持的开放门户走进国际社会的理念。 ”

但1860年以后，仇外的风气在日本蔓延，这个有点像晚清。

那些年轻气盛的武士宣称“即使日本破坏成焦土，也要彻底攘夷” ，他们暗杀外国人，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日本人也被仇恨。腰插武士刀的浪人们充斥街头，四处寻找卖国贼。在他们看来，凡是与外国沾边的，都有卖国嫌疑。

与外国人做贸易的商人关起了门，讲西方学问的洋学者的处境越来越危险，随时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一位受聘于幕府的翻译官，无意中提到外国事物，被青年武士提刀追杀，跳进冰冷的护城河中才幸免于难。另一位翻译官的家被浪人破门而入，他从后门匆忙逃出，才捡回一条老命。

但福泽谕吉没有被吓倒。通过海外游历，他敏锐地察觉到未来世界的潮流是积极引入西洋文明，痛感在日本普及西学的重要，于是一边号召打倒“完全没有门户开放与自由主义思想”的幕府，一边挥毫写下了10卷本的《西洋事情》，全面介绍西洋地理、兵法、科技、航海等知识。

这部呕心沥血的著作给日本人打开了一扇观察和思考世界的窗口。 1866年《西洋事情》出版，数年间发行25万部。忧国爱民的人士，几乎人人一部，把它当作金科玉律一般看待。

而无论多么艰难危险，他的学馆从未停过。学生们在庆应义塾研读美国的原版英文书，学习西方知识，毕业之后当老师，将新的知识带到了日本各地，也将福泽谕吉的思想传播开来。

1875年，福泽谕吉将历年文章结集为《劝学篇》出版，其中强调“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 “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 。这本书也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同时，福泽谕吉还出版了对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文明论概略》，回答了“日本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

福泽谕吉认为，一国文明程度的高低，可以用人民的德智水准来衡量。在深入比较了日本文明、中国文明和西洋文明之后，福泽谕吉断定，西洋文明为当时的最高文明，所以极力主张日本挣脱儒教和佛教主导之下的不思进取、抱残守缺的东亚文明的束缚，脱亚入欧。

福泽谕吉说：“干脆趁势打开更大的窗户，让西方文明诸国的空气吹袭日本，将全国的人心彻底推翻，在远东建立一个新文明国，使日本与英国并驾齐驱，东西遥相呼应。 ”

而23年后，在戊戌变法的风云中，湖广总督张之洞出版了同名著作《劝学篇》，在中国风行一时。

但是对于“中国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张之洞提出的答案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即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技艺。

在国门被迫打开50多年后，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认识，依旧停留在“中体西用”的认识水平上。

到19世纪的最后一年，也就是明治维新32年之后，日本经济繁荣，工厂遍布，制定宪法，开设国会，成为亚洲第一个宪zheng国家。日本越来越被欧美国家认可，治外法权等不平等条约也逐渐废除。

或许是个巧合，就在福泽谕吉出版自传的那一年（1900年），中国北方的义和团运动正如火如荼。中国的“爱国贼”们，像当年的日本浪人一样， “奉旨排外” ，极端仇视外国人，并把怒火撒向本国同胞。最后的结局，是满清捉他们去砍头。

来源：新浪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