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孟子商鞅三合一的天才，下场却比普通人还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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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战国时的其他豪杰不同，吴起一出场，就是一副残忍薄行的形象。《通鉴》上记载他“杀妻求将”：

吴起者，卫人，仕于鲁。齐人伐鲁，鲁人欲以为将，起取齐女为妻，鲁人疑之，起杀妻以求将，大破齐师。 ”

《通鉴》因袭的其实是《史记·孙吴列传》的说法。但一来据近人考证，吴起从鲁国去魏国的这段时间，齐、鲁进行的两场战争都是齐国获胜；二来鲁国的兵权长期掌握在孟孙、季孙、叔孙三家手中，没多少以外人为将的旁证；三来吴起并非卫国贵族，娶的妻子也就不可能是齐国贵族，非贵族的齐人女子对于两国交战其实无足轻重。所以吴起杀妻，仔细推敲起来貌似是一笔糊涂账，而历史上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本来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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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确定的只有一点：吴起一早就以善用兵而成名。因此鲁国有人向鲁君进谗言时，虽然“残忍薄行”是理由之一，但更具杀伤力的理由却是：鲁国这么小的国家，却有吴起这么出众的将领，怕是今后要连年征战不休了。

鲁国疑忌吴起，吴起当然走为上计。这时他听说魏文侯贤而纳士，便前往投魏。魏文侯问最为倚重的大臣李悝（音亏）吴起此人如何，李悝的回答是：

“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宜（音瓤居）弗能过也。 ”

于是魏文侯放心地将魏军交到了吴起手上。 “贪而好色”当然不算什么优点，但所有流传至今的关于吴起的文字记载，都没有具体能证明他“贪而好色”的一星半点事例，所以也算是一笔糊涂账。

作为能与孙武并称的名将，吴起在魏期间与各国大战七十二场，胜六十四场，余下以相持互退告终。这样的不败战绩，委实怎么夸都不过分。

不败当然必须建立在军队强大的基础上。吴起改革魏国兵制，创立了“武卒制”：凡能身着全身甲胄、执十二石之弩、背负50支箭和三日口粮、在半日内跑完百里者，可入选为免除全家徭役和租税的武卒。与当时普遍征调农民作战的其他各国相比，吴起堪为征兵制的始祖。

公元前389年，秦惠公出兵五十万攻打魏国的阴晋，五十一岁的吴起率5万魏国武卒正面迎战大败秦军。这是战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的以一当十正面交战而获胜的战例。在战国初期，魏军的战斗力是当世一等一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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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在军中，跟最下等的士卒同穿同食，运粮的时候身先士卒，不搞三六九等的军官特殊待遇。史载吴起还曾亲自为患病的士卒吸吮疽创，所以部下都愿意为吴起出死力。

但即便战功卓著，魏国对外来的吴起始终还是不放心。魏文侯死后，其子魏武侯选择了以田文为相，吴起很不服气，找到田文连发三问：

“率领三军，使士兵不怕死、敌国不敢谋，你行还是我行？”“你行。 ”

“统率百官，抚育万民，充实国家的仓库，你行还是我行？”“你行。 ”

“守西河，让秦兵不敢东向、韩国赵国只能服从，你行还是我行？”“你行。 ”

吴起说三方面你都不如我，为什么你的职位反而比我高？田文答道：

“国君还年轻，举国上下还不能完全信任他，大臣们也都在观望，百姓也还未能信服。这时相位究竟是给你呢，还是给我呢？”

无论是《史记》还是《通鉴》，记载的吴起反应都是一致的， “默然良久”之后说：“确实是给你的。 ”

即便写出了一部与孙子兵法齐名的《吴子》传之于后世，军事家吴起却始终受限于原生的卫国人身份。如果他是魏人，魏国的事情要好办得多。

吴起一开始并不是学兵，而是学儒的。在鲁国时，他以孔子弟子曾参之子曾申为师。到魏国出任西河守之后，又拜高寿的孔子弟子子夏为师。

魏武侯与群臣乘船巡游西河郡，对吴起说：“坚固的河山，是魏国的国宝啊！”善于体察上意的人，都知道接下来应该说一堆“请大王放心，卑职一定尽心竭力守护我大魏河山”之类的东西，既表了忠心，又让领导满意。

但吴起偏偏不这样说，他的回答是：

“国宝在于德政而不在于地势险要。当初三苗氏部落，左面有洞庭湖，右面有彭蠡湖，但他们不修德义，被禹消灭了。夏朝君王桀的居住之地，左边是黄河、济水，右边是泰华山，伊阙山在其南面，羊肠阪在其北面，但因朝政不仁，也被商朝汤王驱逐了。商朝纣王的都城，左边是孟门，右边是太行山，常山在其北面，黄河经过其南面，因他施政不德，被周武王杀了。由此可见，国宝在于德政而不在于地势险要。如果君主您不修德政，恐怕就是这条船上的人，也全要成为您的敌人！”

当时的儒生还并非后世唯唯诺诺的文人，以正言匡扶君主得失，是儒生引以为傲的举止。这样“在德不在险”的语气，活脱脱就是几十年后孟子对国君进言的原型。而魏武侯的回答也是：“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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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次，魏武侯在上朝议事时筹划精当、群臣叹服，于是魏武侯退朝之后面露喜色。吴起又过来问：“您听说过楚庄王说的话吗？”

“他怎么说？”

“他也是筹划精当、群臣叹服，但退朝后不喜反忧。申公巫臣问他为什么犯愁，楚庄王回答：诸侯都认为得师长可以称王、得良友可以称霸、得引起质疑的可以生存，而谋略没有谁能超过自己的会灭亡。现在群臣看上去都不如我，我国是要接近灭亡了吧？——您看，楚庄王忧愁的事情，却是您高兴的事情。 ”

于是魏武侯再度表示惭愧， “这是上天让夫子您来提振寡人的过失啊！”

这事迹一再见于《荀子》、《吕览》和《新序》，应有相当的可信度。跟孙武相比，吴起在面对君王时表现出的更多是典型的儒家立场。所以郭沫若感叹， “……（吴起）才算得是一位真正的儒家的代表，他是把孔子的足食足兵、世而后仁、教民即戎、反对世卿的主张，切实地做到了的。 ”

但跟前辈孔子和后辈孟子一样，吴起的儒家风范也不受当时各国君主待见。当时的诸侯国要的是富国强兵的打天下策略，而孔孟的治天下策略没什么用武之地。要富国强兵，最有效的莫过于以变法图强为标签的法家。

而吴起难得之处在于，他在法家上的成就更胜于兵家和儒家。

几乎没有领导会真正满意经常提意见的下属，吴起在魏武侯手下也感觉不到在魏文侯时获得的信任。吴起不敢用脑袋去验证魏武侯的信任程度，于是他选择了离魏奔楚。

对于吴起的到来，楚悼王选择了全心全意的信任。他全力支持吴起，让他在楚国施展在魏国时不得施展的抱负。跟率兵出战相比，此时吴起的身份更多是一个弊政改革者。吴起的坚定支持者是一国之君的楚悼王，而剩下的基本都是观望和反对者。

吴起的变法措施大致是：

1 抑制世袭贵族的权势，充裕民生。他把楚国的贵族封爵限制在三代之内，更以巩固国土的名义将他们打发到楚国新开辟的疆土上去。

2 裁汰冗员，加强军备。他以在魏国时的经验，改造楚国军队。一次与秦国作战，有士卒不听指挥擅自出战，虽然得胜归来仍然被吴起以军法处斩。

3 严格推行法令的执行，将权力更多地集中于中央。

经过吴起的变法，楚国在几年时间里迅速地强大起来， “南平百越，北卻三晋，西伐秦，诸侯皆患楚之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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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变法的范本，是魏国之前的李悝变法；而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又成了数十年后商鞅在秦国变法的范本。最先变法的魏国最先强盛，而变法最彻底最坚决的秦国最终统一六国。

但吴起的运气不佳。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因病而崩。奔回楚都参加悼王葬礼的吴起，遭到了楚国贵族出其不意的群起而攻。他躲在悼王的尸体背后，最终还是被乱箭射成了刺猬，终年五十九岁。

吴起一死，楚国的变法中途夭折，中兴的势头就此打住，从此再也未能在七国争雄中占得什么便宜。吴起离魏则魏弱、死楚则楚衰，以一人之命运系一国之命运，可算是战国时代的第一人。

跟孙武比著述、跟白起比战绩、跟孟子比善谏、跟商鞅比变法，吴起集当时的兵家、儒家、法家之大成。不但在当时绝无仅有，即便放眼后世，也很难再找出一个文武皆精、上马下马都能治国平天下的全才来。

只是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像吴起这样的顶级人才，卫国根本没有他的用武之地。要建功立业，就必须离卫而他往。但一直到战国末期，诸国对于非本国出身的所谓客卿一直都严加提防、心怀存疑。即便在一百多年后，秦国的李斯还因为是楚人而差点被逐出秦国，更不用说在战国初始时，身为卫人的吴起会怎样遭到魏国的猜忌。

在楚国吴起倒是得遇明主，但楚悼王虽然全心信任，却实在又寿命太短。失去了国君的支持，吴起连及时逃离楚国的可能都没有。而跟秦国相比，楚国的旧贵族更多、变法阻力更大，所以虽然商鞅和吴起的变法其实如出一辙也同样身死异乡，但商鞅的变法措施能在他身后继续下去，而吴起一死，其变法就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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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遍述其他诸国的变法，唯独在《史记·楚世家》里，连一个字都没有写——变法的持续时间实在太短了。得利的是楚国，招怨的却是吴起。人的能力再强如像吴起这样兵儒法兼通，形势的力量也还是远远大过人。变法者得善终的唯一方式，几乎只有变法者死在掌权者之前。

何况富贵向来险中求，建功立业的另一面往往就是身首异处。如果出身微末又天赋异禀、雄心勃勃杀伐决断的同时又想皆大欢喜全身远祸，应该做些什么呢？

只能做梦了。

主要参考：

《资治通鉴·周纪一》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郭沫若《述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