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杉︱王森的两篇工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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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王森（来自刘培育《藏学家王森先生》）

王森（河北安新县人， 1912-1991）是中国现代最重要的佛学家和西藏学家之一（图一），但是有关他的生平事迹，大家却是所知甚少。这方面已经发表的材料，大概有以下几种，即王森生前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沉痛悼念王森教授》（《民族研究》， 1991年第3期），祝启源（王森的研究生，民族所研究员， 1943-1998）的《音容宛在风范犹存——缅怀恩师王森先生》（《民族研究动态》， 1991年第2期），王湛（王森长女）的《王森》（《名师荟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简介（一）》，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8年9月初版， 64-67页），王湛与王澂（王森次女）合写的《王森先生略传》（《世界宗教文化》， 2000年第1期）和《王森》（《当代中国著名民族学家百人小传》，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年1月初版， 101-105页），祝启源的遗稿《王森先生传略》（《佛学研究》， 2000年第9期），刘培育（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的《藏学家王森先生》（《学问人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名家谈》，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5月初版， 12-19页），王澂和王杨（王湛之女）为王森文集《藏传因明》（中华书局， 2009年8月初版）合写的后记（233-239页），宋立道（王森替社科院宗教所带的研究生，贵州大学教授）的《因明年会忆恩师——怀念王森与虞愚二位先生》（《因明》，第6辑，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2年12月初版， 20-24页；此书25-28页所收刘培育的《五学者对因明的贡献》也简单谈到了王森），以及邓锐龄（民族所研究员， 1925年生）的《回忆王森先生》（《中国藏学》， 2016年第3期，这是目前写得最好的关于王森的文章）等。除宋立道和邓锐龄的文章为纯粹的个人回忆之外，其他的文章都是对王森的一生做通盘的叙述，内容大同小异，甚至有很多地方连文字都是相同的，而且在谈到同一事件时文字时对时错（比如把“缘生性空，空有一如”误为“缘生性定，定有一如”等），显示出它们的背后一定有着共同的史源。刘培育的《藏学家王森先生》最晚出，据他说该文的主要依据除王湛和王澂提供的祝启源两文之外，还有她们提供的“王森先生晚年自己撰写的两份极为珍贵的工作汇报” 。这两份王森亲自撰写的工作汇报，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学术史料，很有可能就是前述诸文的共同史源，可惜至今未见有人将其刊布。

我手里有一些从民族所散出来的王森生前填写的表格材料，按照填写时间的顺序，依次为《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人员工作成果调查表》（钢笔填写，虽然没有填写日期，但是从所填内容以及仍在使用“中国科学院”而非“中国社会科学院”来看，应该早于后面诸表），《履历表》（复印件， 1978年9月29日填写；“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一栏注明“因患眼疾，此表特请本所邓锐龄同志代为填写”），《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科研人员定职升职评定表》（打字油印本， 1979年10月31日填写），《主要研究成果登记表》（复印件， 1984年12月19日填写），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书征订参考》第三十七期（1985年9月25日出版，内有关于王森的主要著作《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年6月初版，精装本两千册，平装本三千五百册]一书的介绍；图二、图三）。这些表格材料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前述诸文没有提到的，是十分珍贵的学术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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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书征订参考》第37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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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书征订参考》第37期（之二）

比如关于王森的前半生，尤其是他所上的小学和中学，祝启源等文虽然披露了所有学校的名字，但都不及《履历表》“主要简历”一栏详细记录了在每所学校入学和毕业的时间以及各个时期的证明人。经过整理和筛选，该表包含了如下未曾发表的信息（圆括号中的人名为证明人）：

1918春—1921冬安新县立第二模范小学初小

1921春—1924冬安新县立第一模范小学高小

1925夏—1929夏保定私立育德中学初中（牛□□ ，后二字复印件未能复制清晰）

1929夏—1929冬在家自习

1930春—1930夏到北京自习

1930夏—1932[按：原文如此]夏北京河北省立第十七中学高中（崔德清）

1931夏—1935夏北京大学文学院哲学系（胡世华）

1935夏—1936夏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汤用彤先生助手

1936夏—1937夏清华大学哲学系助教（张岱年）（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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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王森在1936年9月11日之前借阅过的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村上专精著《佛教论理学》（笔者购自海王村中国书店）

1937冬—1940 汤用彤先生家家庭教师

1938春—1940 为菩提学会作汉藏佛经对勘工作（兼）

1942—1945夏北京私立中国佛学院讲师（兼）

1946春—1946夏北京临时大学补习班第二班哲学系讲师（郑天挺）

1946夏—1949夏北京大学文学院东语系讲员（季羡林）

1949夏—1952夏北京大学文学院东语系讲师（季羡林）

1952夏—1958 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副教授（翁独健）

1958开始至填表时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森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时的证明人胡世华（1912-1998），原名胡子华，是中国数理逻辑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奠基者之一。他是在1932年转学到北大哲学系的，后来与王森同年毕业（参看《北京大学哲学系史稿》，内部材料， 2004年4月， 117、119、313页）。胡世华毕业后留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和德国明斯特大学，并在明斯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指导老师为肖尔兹（Heinrich Scholz,1884-1956）等人。他大概是肖尔兹这位大学者唯一正式的中国学生。王森和胡世华这一届里比较有名的人物还有何其芳（1912-1977）和王锦第（1911-1983 ，作家王蒙之父；王锦第生卒年由友人宋希於先生提供）。王森、胡世华和王锦第都曾在《中德学志》及其前身《研究与进步》上发表译作。其中王锦第译得最多，但王森（署名王森田）只翻译了格赫尔（Helmuth von Glasenapp ， 1891—1963）写的《佛曾以灵魂不灭之说教世么》（《研究与进步》第一卷第三期， 1939年10月;图五），而胡世华（署名胡子华）则只翻译过肖尔兹（说而次）的《数理逻辑与科学论》（《中德学志》第三卷第三期， 194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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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王森翻译的《佛曾以灵魂不灭之说教世么》

根据《履历表》，王森初入北大东语系（东方语文系）时的职位是“讲员” 。时任系主任的季羡林（1911-2009）在有些口述材料里则称王森当时为“秘书”：“我那时候这个系主任，是光杆司令上任啊。要成立一个系，当时却只有我一个人加一个秘书（王森）。东语系就是我们两个的‘二人班’ 。 ” （季羡林口述，蔡德贵整理：《季羡林口述人生》，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年4月初版， 116页）季羡林在回到北平初期所记日记（《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羡林归国日记1946-1947》，重庆出版社， 2015年6月初版）里对东语系草创时期的王森多有记述。

《履历表》中还有“有何专长，懂何外国语文、民族语文，熟练程度如何”一栏，王森所填的内容反映了他对自己外语水平的评估：“能利用梵藏文研究印度古典哲学及佛家哲学、逻辑。梵文曾译《胜论经》《正理一滴论》；英文、日文能阅读本专业书刊；古藏文能阅读佛家经论及浅近历史资料，曾译藏文《青史》第一、二品。 ”古藏文能阅读“浅近”历史资料这种谦虚谨慎的说法，可以和笔者以前写过的钱锺书（1910-1998）和吕澂（1896-1989）所填表格中出现的“略通英、法、德、意语”和“略通西藏古典文学” （《“略通”》，《读书》2007年第5期）比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科研人员定职升职评定表》中的“研究工作汇报” ，以及《主要研究成果登记表》中的“主要研究的问题及基本学术观点” ，是两份非常完整，内容有同有异，可以互相补充的学术自述，尤其是很多文字与祝启源、王湛、王澂、刘培育的文章完全一样，但又远比他们写得要详细很多，可见他（她）们在撰文时都参考过与之近似的材料。我甚至怀疑，这两份材料就是王湛和王澂提供给刘培育的“王森先生晚年自己撰写的两份极为珍贵的工作汇报” 。由于祝启源、王湛、王澂和刘培育的文章里存在着一些错误，比如前边已经提到的“缘生性定，定有一如” ，以及刘培育的文章把王森毕业的大学写成燕京大学，把王森读日本古德（用汉文）写成的因明著述误解成读“日文因明著作”等，让人感到还不如直接让王森的两份材料自己站出来说话为好。下边我就把这两份珍贵的材料全部公开（凡是明显的错字和缺字在文中都用方括号[]做出修改和补充），供研究一般学术史尤其是佛学史和西藏学史者参考。

这两份材料里提到了不少与王森有关的外国学者和留学生，但是他们的姓名大多没有注出相应的外文形式。除了李华德、杜齐、师觉月和罗睺罗这些容易检索到的人物可以不提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森教过的印度留学生白春晖（祝启源《缅怀》一文误作“白晖”）是Vasant Vasudeo Paranjpe ，南希真是Krishniah Venkata Ramanan ，《俱舍论颂》梵本的校刊者“果克果教授”应为郭克雷（Vasudev V. Gokhale）之误。季羡林北平日记1947年9月30日条（273页）提到的Vitakaramanam（录文有误）就是南希真，而同年10月5日条（275页）记录的Paranjke和Tegore（录文均有误）则为白春晖和另一位印度留学生泰无量（Amitendranath Tagore,泰戈尔的亲戚）。

苏联留学生列舍托夫应为后来成为著名民族学家的Alexander Mikhailovich Reshetov（1932—2009）。包（鲍）尔维诺维奇（祝启源《缅怀》一文误作“包尔维若维奇”）在其他文献中也有出现，但名字的写法不同。比如在《于道泉年谱简编》1955年条里提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巴弗尔诺维奇奉派来我国从道泉先生学习藏语藏文。后回国用俄文出版《藏语初阶》。 ” （《平凡而伟大的学者——于道泉》，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11月初版， 378页）《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科纵览》（斯琴编著，民族出版社， 2000年10月初版）“本学科大事记（1950-1999年）”1959年1月条记载：“藏语教研组陆续接受留学生巴菲尔诺维奇、列舍托夫、曼右[古？]托娃等学习藏语文。 ” （189页）《西北民族学院大事记1950-1984》（校史编辑室编， 1985年7月初版）1959年7月20日条记载：“苏联留学生巴尔菲诺维奇来院参观学习，语文系侯生祯副教授，黎宗华副主任接待来宾并解答了该生提出的有关藏文文法及藏族近代史有关问题。 ” （136页）这三处出现的巴弗尔诺维奇、巴菲尔诺维奇和巴尔菲诺维奇，应该都是包（鲍）尔维诺维奇的不同拼法。在另外一些地方，他的名字还被译成巴非奥诺维奇、帕尔菲阿诺维奇等等。据索罗宁先生相告，此人应为苏联西藏学家Iurii Mikhailovich Parfionovich（1921-1990）。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举办的某次琉璃厂古旧书市上曾经花一块钱买到过他参与编写的《藏俄小词典》（1963），这本书还是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图书资料室的旧藏（图六）。剩下的印度留学生吉利天和蒙古国留学生卜德（不知道和上引《于道泉年谱简编》里提到的随于道泉读《俱舍论》藏文译本的久德[祖道尔]是否为同一人）的原名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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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苏联留学生Parfenovich参与编写的《藏俄小词典》（1963）

[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科研人员定职升职评定表》（图七、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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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王森填写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科研人员定职升职评定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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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王森填写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科研人员定职升职评定表》（之二）

研究工作汇报

自1935年学校毕业至1979年，我的研究工作可以分两个阶段。（一）1935-1952 ，以教学工作为主，兼作研究工作。（二）1952至1979 ，以研究工作为主，兼作教学工作。

（一）我在北大哲学系学习时，选定印度哲学为自己的专业，佛家哲学在其中占相当比重。 1936-1937 ，在清华哲学系作助教，讲了两门课， 1.因明， 2.印度六派哲学。深感搞这门学问，必需能阅读梵藏文印人古典著作原著。七七事变后，我蛰居北京，除在私立中国大学、佛学院教课糊口外，全部业余时间自学梵藏两种文字。熟习文法以后，开始对读梵藏汉文佛书，对读梵英文《正理经》、《胜论经》、《数论颂》。会勘文字异同，研究思想脉络。那时得书甚难，经常亲手抄读。一些重要书籍，我还并排会录三种或两种文字，逐字对勘，弄清字形、字义、文法关系。这样作过的有：《瑜伽师地论·真实义品》、《戒品》、《中论颂》、《辨中边论颂》、《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现观庄严论》、《因明入正理论》、《正理滴论》等。其中《真实义品》和《俱舍论颂》（见下文）作了逐字梵藏汉文索引（未抄片排次）。在对勘过程中有些收获。为检验自己学习水平，译过以前没有汉译的两种小书：1.《正理滴论》（法称所著因明书）， 2.《胜论经》（胜论派根本经典），均仅有稿本，未发表。当时需要参考日人著作，自学过日文，译过一篇文章。 1979年夏，因查阅有关桑耶僧诤的材料，遇到意人杜齐据西藏贝叶经校刊的梵本《因真实论》（十世纪印人吉达利著因明书），他没有翻译，我不免见猎心喜，把它译成了汉文（准备再加译注和引言发表）。此外，我在读日本古人因明著述时，辑录了已失传的唐人因明注疏佚文，约得十万字左右（有清稿未抄全，原稿已遭鼠噬，也只保存一部分）。 1947-1948学校让我和北大客座教授印度国际大学研究部主任师觉月（他回国后任国际大学校长， 1956年我去印度是他提名邀请的）合作校勘他带来的贝叶照象本《俱舍论颂》。他负责梵文，我负责藏汉文。我在每次共同工作之前，先作了应作颂数的每个字的梵藏汉文索引（我用的梵本是印人果克果教授的校刊本，有错误），最后作成了全书六百颂的三种文字索引（未抄片排次）。后来印度学生告诉我，师觉月回国途中把我们这次工作的成果丢失了。当时我还教印度政府派来的两个研究生，为南希真讲《中论》（四卷本），给白春晖讲《辨中边论》。 1949-1950年，在北大东语系开藏文课，因教课需要，我翻译了汗纳的《藏文文法》和贝尔的《藏语语法》两书。 1950年，原北大老师周叔迦先生一定要我给《现代佛学》写点东西，解放后，我不想写佛教方面的东西，翻译了苏联科学院院士彻尔巴茨基的《佛家涅槃论》（未翻完）和印度罗睺罗写的三篇在西藏访求贝叶经的文章，他们发表在《现代佛学》第一、二两卷。自1935-1952这十七年，是搞我自己的专业的一个阶段，自以为在研究印度或西藏一部分古典著作方面，打下了应有的基础，可以继续作一些工作，但没有继续作下去。

（二）1952年院系调整，我调到民族学院研究部。这是我研究工作第二阶段的开始。这一阶段也有两方面，先谈教学工作。一、先后在民院开过四次课：1.喇嘛教问题（1954）， 2.西藏古代史（9-19世纪， 1955）， 3.西藏中世史（1962？）， 4.为语文系古藏语研究班讲藏文本《因明入正理论》（1963）。二、教过四名外籍研究生：1.印人吉利天，他是国际大学派来跟我学的，他要求学瑜伽唯识方面的东西。我为他讲：1.《真实义品》， 2.《唯识二十论》， 3.《唯识三十颂》（三书均用梵汉两本对照讲，除讲解义理外，同时让他熟习玄奘译例，以增进他以后读汉文经论的能力）， 4.《成唯识论》（此书无梵文本），并指导他自己作各书佛家术语梵汉索引（时在1957.10-1958.11）。 2.苏联包尔维诺维奇（北大研究生），讲西藏古代（7-19世纪）史（1959-1960初）。 3.苏联列舍托夫（民院研究生），讲西藏古代史，并应他请求讲了土观《宗派源流》苯教章的藏文本（时在1959.12-1960.12）。 4.蒙古卜德（民院研究生），讲藏文本《因明入正理论》（1962 ，用了四个月）。除教课外，其余时间名义上是搞研究工作，实际基本上是突击外来临时任务。其中占时间不到一年的有：1.1956年去印度参加印政府举办的佛涅槃2500年纪念会，写过一篇他们限制字数的论文《论玄奘所传之因明》（我自己不满意没有发表）。自夏至冬约费半年时间。 2.1956年哲学所准备答应匈牙利科学院的邀请，两国合作研究西藏所传的因明，他们通过当时民院副院长费孝通同志委托我来搞，当时我正准备去印度，到1957年春，才赶写了《关于因明的一篇材料》，内容讲因明在印度思想史上的地位，在印度和我国汉藏两地传承及著述，是为哲学所领导同志考虑、安排这一工作提供参考用的。写完后我抓时间通读了萨班《正理藏论》。但后来合作未搞成，我也改作其他工作，他们把那篇东西发表在1959年《哲学资料汇编》第一辑中。 3.1957年为锡兰佛教百科全书写《现观庄严论》，发表在锡兰政府为纪念佛涅槃2500年出版的《佛教百科全书》第一分册中。这是受佛协委托写的，本来我分担了好几个项目，反右运动起来了，其他项目辞掉了。 4.1962年西藏军区交来任务，要写西藏对外战争材料，我按要求写了西藏和拉达克历史上历次战争的情况（两年前见过这篇底稿，现在查找中）。 5.1961年冬至1962年春，受民族宫委托，断断续续为民族宫图书馆审阅其特藏贝叶经两箱半。合计共用两三个月，为他们编了一个贝叶经草目，共有259号。 6.1965年夏，佛协预订派代表团去日本，赵朴初同志计划带三部书去作学术交流，委托我写一部关于《因明入正理论》的书，规定将此书梵文本、两个藏译本和玄奘汉译本并排印，作详细校注，冠以长篇引言，说明其历史地位和学说特点（与法称因明作比较）。那时我刚校完《十篇资料》的四校清样，立即作这一工作，校完各本后，开始读《集量论》、《量释论》有关章节，准备写引言，这时已到1966年初，佛协又改变计划，说书不再印了。所里又来了新的任务，批判苏修《世界通史》中关于西藏的论述和观点。我分担批明代部分，便放下前一工作，准备批判用的确实材料，还没有动笔写文章，文化革命到来，一切业务工作停止了。此外，还写过几篇短文，底稿找不见了，也曾为一些作品提修改意见，如《西藏文物图谱》，虞愚同志的因明文章等。

外来任务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有：1.《辞海》藏族史类写释文稿、改稿、定稿工作。我参加过三段工作：最初拟条目写释文，第一次在达赖办事处改稿工作和最后修改试行本的改稿定稿工作。 2.中印边界资料工作。我分工搞西段。按外交部要的项目提供资料外，搞过拉达克近三百年史，这一项1961年5月28日曾去外交部向章文晋、杨公素两同志作过口头汇报并解答提问。但所有底稿连同草稿一律上交，手中已无存稿。 3.统战部交下来的任务，写关于西藏佛教的几个项目。我分工写“西藏佛教史”和“宗喀巴传”两项。 1963年7月开始搞，我先用三四个月时间写出了《宗喀巴年谱》和《宗喀巴传论》。后来因时限短促， “西藏佛教史”由我阅读、组织史料，俟有腹稿，由我口述，请邓锐龄、常凤玄两同志记录成草稿，约用八个月草稿脱稿，他们下去四清，我再在草稿上加工，付印时每校一次清样，都再加修改，最后成为铅印本《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关于书名，邓、常二位在京时曾提议用《西藏佛教史》，我没有同意。一则因为这个东西的主要目的是向上级领导同志提供参考，着重写的是领导上提出的若干问题，与写专史体例不符，若叫作史，时间又不容再加增补剪裁。再则书中不包括黄教晚期历史（另有人分工写黄教专史），所以用了“十篇资料”这个名称。实际上在工作中我也是有意利用这段没有其他干扰的时间，为写一部西藏佛教史打个基础的。因而把平日读书体会和对西藏史、西藏佛教史的看法酌量写进去了。可以说当时此书虽甚疏略，也还是有些新东西的。

至于二十七年来我的本职工作，只有1.1953-1954年翻译藏文《青史》第一、二两品， 2.1958.12-1959.5在拉萨写《藏族简史》两章，稿子交上去后，因对奴隶起义看法有分歧，两章都没有用。稿子据说已不见了。

回顾学校毕业以来，四十四年间，前十七年研究印度哲学，打下了应有的基础，但没有作下去。后二十七年，对搞西藏史，我是外行，又经常突击临时任务，无法培植坚实基础。虽然写过一点点东西，成果甚微，水平不高。既随同志们之后参加评议，我只好提出《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一书，请审查评议。

[二]

《主要研究成果登记表》（图九、图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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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王森填写的《主要研究成果登记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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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王森填写的《主要研究成果登记表》（之二）

主要研究的问题及基本学术观点

自1935年北大毕业后，我的工作可分两个阶段。（一）1935-1952 ，以教学工作为主，兼作研究工作。（二）1952至1984 ，以研究工作为主，兼作教学工作。

我在大学学的专业是印度哲学包括佛家哲学。 1936-1937在清华大学任助教，讲两个课：1.印度六派哲学， 2.因明。当时曾参考阅读苏联科学院院士Th.Stcherbatsky依据法称著作所著Buddhist Logic ，觉察他的译文（第二册）和论述（第一册）和玄奘所传陈那逻辑学说，如《正理门论》、《入正理论》有逻辑哲学方面性质上的差异，可是他沿用西藏传统说法，认为陈那法称没有很大不同。这一问题使我感到非通晓梵文、藏文，精读法称原著（无汉译本）不能解决。 1936年我到北大听李华德（国际知名的梵文学家）的梵文课。寒假，汤用彤先生让我给李讲解《肇论》，我给他解释了全书，他送我一些梵文书。七七事变后，我蛰居北平，除用大部时间在私立中国大学讲授中国佛教史、逻辑、因明、伦理学等等课程，同时在私立佛学院讲解《因明入正理论》、《中论》、《瑜伽师地论·真实义品》等佛教典籍外，仍自修梵文、藏文。对在佛家哲学中占重要地位的书，我都汇录梵藏汉三种文字，逐字推敲，来提高我的梵、藏文阅读能力。这样作过的有《因明入正理论》、《中论颂》、《瑜伽·真实义品》、《戒品》、《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论》等共十三四部书。其中三种作了梵藏汉对照的逐字索引。还翻译过一部日人著的《梵文文法》，译过梵文《胜论经》、《正理滴论》。后一译本，完成于1942年，发表于1983[2]《世界宗教研究》第[1]期。这样作也加深了我对这些书的理解。简单说来，我认为《中论》（西藏僧人考格西以前必须精读的五部书之一，这五部书以下简[称]“五大论”）讲缘生性空，空有一如，其中有独特的唯心辩证法，值得深入研究。《真实义品》是相宗哲学的基础，也是陈那因明学说的依据之一，《唯识二十》、《三十论》是唯识宗的根本典籍，其推论之精细，陈义之繁密，在世界主观唯心论中，远远超过柏克莱，而且时代早千余年。《因明入正理论》、《因明正理门论》，书虽不大，代表了陈那因明学说的精义，在印度逻辑史上是划时代的著作。对这些书以及这几派的哲学，不是没有自己的见解，但没有写文章，我觉得与其花时间写，不如更多读一些书，来解决存在我心里的陈那法称之异同的问题。 1946年我到北大东语系工作， 1947年印度政府派师觉月（当时国际大学研究部主任）来北大作客座教授。同时还有二十几个印度大学毕业生来中国进修，由他监督。他带来了《俱舍论颂》（五大部之一）的贝叶写本的照像本，要求北大派人用藏文本和汉文本与他合作来校订他的梵文本。北大派我作这个工作。在每周共同讨论定稿之前，我先将颂文作了逐字分析并作了每个字的梵藏汉（奘译）汉（真谛译）的索引（现在还保存在我手里）。所以讨论时我的意[见]常是占优势。 1948年冬，全书搞完，师觉月很满意。 1956年印度政府邀请我参加佛涅槃2500年纪念大会，就是他建议邀请的。他回国后作了国际大学校长，并邀李华德作研究部主任。但我到印度时，他已去世，未能见面。在与师觉月共同工作的同时，我还为两个印度进修生讲课。给南希真讲《中论青目释》。给白春晖讲《辨中边论》。南希真1956年代表李华德到加尔各达来探望并宴请过我们。后来他还请人给我带过两封信，但我没有回信。 1951年，东语系两位学藏文的学生随军进藏，我为他们赶译了两部藏文文法， 1.Ch. Bell《藏语口语文法》， 2.Hannah《藏语藏文文法》。稿子还完整的保存着。

1952年，院系调整，因为我在东语系教藏文，把我分配在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从此开始了我的工作的第二阶段。先谈教学方面。一、在民院语文系从1954-1958讲过四个课：1.喇嘛教问题， 2.西藏古代史， 3.西藏中世史， 4.为古藏文班讲藏文本《因明入正理论》，有的课讲过两次。二、教过四个外籍进修生：1.民院苏联进修生列舍托夫，讲西藏古代史、中世史，并应他要求讲了土观《宗教源流》的《苯教章》的藏文本。 2.北京大学苏联进修生鲍尔维诺维奇，讲西藏古代、中世史。 3.民院蒙古人民共和国进修生卜德，给他讲解了藏文本《因明入正理论》。 4.北京大学印度进修生吉利天（国际大学师觉月的学生，李华德派他来找我学瑜伽唯识典籍的），给他讲过a.《瑜伽·真实义品》， b.《唯识二十论》， c.《唯识三十论》。三书均梵汉两本对照讲，并指导他作梵汉佛教术语索引。 d.《成唯识论》。所谓研究工作，实际上基本是搞上级交到院里、所里来的临时任务，除仅占用一两个月时间的不计外，很多占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有：1. 1960.11参加搞中印边界资料工作。我分工搞西藏西段边界，在回答外交部提出的问题时，我根据孟保奏疏及其他材料，断言印方所谓的西藏和拉达克划界条约是私约，不是国际条约。周总理很重视这一点，让我再详查材料，精密论断。我写了详细资料交上去了。我还写过一部拉达克近三百年史上报，曾于1961年5月奉命到外交部向章文晋、杨公素两位司长作口头汇报，并答复了他们的问题。这个工作，共用一年半时间，但所有我写的文字材料都作为保密材料由所里收回去了。 2.1961年冬受民族宫图书馆委托为馆藏两箱半贝叶经（各种古体梵文写经）编写目录，共编259号书目。 3.又受西藏军区委托，编写了西藏和拉达克之间历次战争双方进军路线，决战胜负情况和原因，也不许留稿。 4.《辞海》藏族史类拟订条目编写释文的工作，这一工作断断续续延续多年。我共参加过三段工作。最后在1972年（或73）由我主持最后修改定稿。 5.1956年，匈牙利科学院要求学部两国出人合作研究西藏所传因明。春夏之交，金岳霖先生让我来作这一工作。几乎同时，我接到了印度政府邀我参加纪念佛涅槃2500年大会的请帖，暂时放下了。 1957年我赶写了一篇关于因明[的]材料，概述了印度、我国汉地和西藏关于因明的著作、翻译、讲传和注疏的情况，目的是供哲学所领导了解情况，安排工作（听说他们请吕澂先生审阅过这篇文章，后来他们把它刊印在内部刊物上，最近哲学所刘培育同志说要把它发表在一本论文集里）。但不久两国关系起了变化，没有继续作下去。我个人还是通读了萨班所著《正理藏论》（西藏很有名的一部因明著作）。 6.与此同时受佛教协会委托，为斯利兰卡《佛教百科全书》编写若干条目的释文，只写完《现观庄严论》（五大部之一）一条之后，由于反右运动，其他条目都辞掉了。《现观庄严论》发表在斯利兰卡政府出版的《佛教百科全书》第一分册里。 7.1963年，中央统战部派江平同志来布置关于西藏佛教的几项工作，并对每项工作提出若干重点编写的问题。苏克勤所长让我来主持这项工作，并分工编写“西藏佛教史”和“宗喀巴”两项编写工作。 1963年7-9月我写完了《宗喀巴传论》（1981？年发表在《民族研究》）和《宗喀巴年谱》（1983年发表在《世界宗教研究》）。考虑到统战部提出的重点多，涉及面广，在限期内难以完成。我商得秋浦副所长同意，由我个人搜集阅读资料，组织腹稿，每周一次，我口述腹稿，由邓锐龄、常凤玄两同志同时记录（防备漏记故请两人记）。由1963年10月至1964年5月，口述记录完毕，邓常二人调去近代史所协助王忠搞《中国历史地图》西藏图幅，由我个人修改记录稿。所里安排在高级党校大字铅印，我又在校清样时修改过三遍。至1965年4月，印出约三百部（十六开本），当时李维汉同志已受批判，这批书所里便作为秘件保存起来。直到1973年军宣队撤走后，所里才把印好的《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和《宗喀巴传论·年谱》分送给有关的机构和个人。到1983年，民族所看到十年来出版的有关书籍和论文，往往引用《十篇资料》里的东西，有的给出处，有的不给，还有不少人向所里索要此书。才觉得应该交社科出版社公开出版。又让我再修改一遍，我用了半年时间修改完毕，即交出版社，最近社科社才决定付排。

1973以来，我承担的工作：1.修改《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两幅西藏地图。 2.主持编写《历史大辞典》西藏史条目并编若干条释文。 3.主持改写《藏族简史》（《辞海》藏史条目定稿，修改《十篇资料》，已见前）。《藏族简史》工作在我主持写定编写纲目并写定各章细目以后，在分配编写任务问题[时]同一位领导同志意见不合，参加工作同志之间，也有些意见。我感觉工作不好再作下去。根据胡乔木院长在大会上宣布老年同志可以不再参加集体工作项目，可以搞自己的专题研究， 1982年，改选室主任时，我向牙含章同志提出退出《简史》工作，作因明方面的研究。目的是试图解决存在心里三十多年的问题。牙同意我的想法。也得到翁独健副所长的同意。于是除了继续带研究生以外，我辞去了我的所有兼职（宗教所兼职因带宗教所的研究生未辞），以便专心搞这一工作。这件事我是反复考虑过的。 ①藏族哲学史的重要基础最低限度要研究清楚所谓五大部1.《中论》2.《现观庄严论》3.《量释论》4.《俱舍论》5.《戒经》。再配合以西藏佛教史。《戒经》与哲学关系不大。《量释论》正是我搞因明要研究的法称主要著作之一。其余三部，以往我都接触到了，那么，搞清楚《量释论》，也就可以为研究藏族哲学史打下基础，逐渐填补中国哲学史上的这一空白。 ②近二三十年来，国外对法称著作的研究方兴未艾。印度、日本有不少人在搞，西德、匈牙利、奥地利等国，也都有人在搞。还专门开过世界性法称研究学术会议（中国无人出席）。但他们的进展都不快。至今法称之著《量释论》、《量抉择论》也都还没有完整的译本，不过片段的研究和研究论[文]已发表不少，我国在科学研究方面还无人着手这方面研究。只有在藏留学的汉僧法尊曾汉译《量释论》全书，并附僧成注解，已公开出版。但一般反映是看不懂，需要重译。 ③我个人的条件不能说很好，但总还有一些条件，有一些基础。虽已年届古稀，有老年病，我还是想作这一工作。一者我心里有存在多年的问题，想解决。再者由我开一个头，把我国西藏保存资料最多的法称著作及其注疏的研究传下去，也好在国际学术界争得一个席位。

我的想法：首先要用一段时间把荒疏了三四十年的梵藏文（经论译本的藏文与一般文言藏文有不小差别）恢复起来，为此我翻译了《因真实论》和《七句义论》两个无任何外文译文的梵文小书，然后通读了梵本《量释论》，藏本《量抉择论》。对于解决我心里存在的问题，已找到解决的线索，打算先写一篇论文，也已有个轮廓。其次再翻译注解《量抉择论》，如果天假以年，再重译《量释论》、《集量论》。

以上是我近五十年来的工作情况。由于我公开出版的东西少，我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帮助领导了解我这个人的工作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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