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往事︱住房、吃饭、教育:沦陷区日本人的日常生活
“去北京!去北京!”就像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疯狂地叫喊着“去满洲!去满洲!”一样 , 1937年“七七事变”后 , 日本人掀起了前往北京的高潮 。 到1939年3月末 , 北京的日本警察署登记的申请来京日本人是一万二千余户、三万余人 。 比事变前骤增七倍半 , 比前一个月增加一千一百余人 , 以每天五十八人的速度增加着 。 再加上没有申报的 , 实际寓京日本人要超过四万 。 3月底 , 媒体估计年内在京日本人能达到七万 。 这是《北支》杂志1939年6月“信鸽”栏目提供的数据 。 而到了1941年 , 寓京日本人已达十万之众 。
《北支》是一份摄影杂志 , 创刊于1939年6月 , 终刊于1943年8月 。 主编加藤新吉(1896-1954)生于福冈县三奈木村(今朝仓市) , 是众议院议员加藤新次郎的长子 , 1920年6月从明治大学毕业后 , 进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 。 因成绩卓著 , 加藤在1929年被社长派往赴欧美留学 。 留学期间 , 加藤走访了苏联、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等欧美重要国家 , 在学习了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思想、教育、宗教等 , 他对日本和中国有了新的认知 。 结束留学后 , 安藤返回满铁 。 1939年离开满铁 , 入职华北交通株式会社 , 随即开始编纂《北支》 。 加藤被称为“读书家” , 北京的家中藏书丰富 , 是文化人的沙龙 , 日本发起民艺运动的思想家、宗教哲学家柳宗悦(1889-1961)和日本民俗学家折扣信夫(1887-1953)在日本侵华期间来到北京 , 就住在加藤的家中 。 加藤周围聚拢了众多中日知识人 , 《北支》上不少摄影作品出自他本人 , 他还在该杂志上连载了《可园杂记》等系列随笔 。 往前追溯 , 作为满铁弘报的负责人 , 他对《满洲画报》(『満洲グラフ』)(1933-1944)的刊行同样有重要作用 。 在更早的1920年代 , 他就拍摄过云冈石窟、居庸关等地 , 这些都成为后世中国学界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 可以说 , 研究近代日本的文化殖民史 , 加藤新吉不应该被忽略 。
住房问题
加藤新吉在他的《可园杂记三》中说 , “七七事变”之前 , 日本人在北京的居住区域在东城的一小块 , 即以东单牌楼为中心的一小块区域 , 那时居住在北京的日本人有八百人 , 而在此之前 , 日本人在北京最多的时候有三千人 。 到了1939年 , 北京市内到处可以见到日本人的身影 。
突然涌入的日本人首先面临的是住房问题 。 华北各地的住宅原本就紧张 , 中国的住房结构也让日本人无法适应 。 当时的日本媒体抱怨 , 不断上涨的中国人的房租让日本人难以承受 , 还说不少中国人租房时耍心机想大捞一笔 。 在日本人掌权的占领区 , 很难想象中国人还敢跟他们讨价还价 , 甚至大捞一笔!无论如何 , 日本官方迅速设立了经济警察制 , 展开对“乱”涨房租的中国人的调查 , 并科以严罚 , 同时设立了日本人土地建筑公司 。 此外 , 日方决定延缓其他对华输出物资 , 首先解决建筑物资 。
在通过种种手段获得房子之后 , 日本人就开始对它进行改造 。 把中国住宅改成六叠或三叠的日式住宅 , 所花费用高达惊人的五六十圆(可以买近200斤猪肉) 。 在墙壁上开窗户 , 装上障子 , 即用木框糊纸的拉窗 , 把中国人喜欢的朱门涂成日本人喜欢的颜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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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是中国人的公寓 , 随着日本人的涌入 , 这所公寓也出现了日本人的门牌 , 所配文字显示日本人以每天三十人的速度涌入北京 , 与前文官方统计稍有差别 。
饮水是大问题 。 本来那时北京下水道的水质还是不错的 , 不过井水里的石灰粉很多 , 还会掺杂有肥皂水 , 所以井水可以洗澡 , 但无法饮用 。 日本人通常买水喝 。 胡同里卖的水是二十钱一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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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井水洗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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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清晨 , 石榴花从厚厚的灰色泥墙上窥伺着胡同 , 纺织娘唧唧地叫着 , 卖水是初夏让人感觉爽快的一景 。
厨房经济
生活在北京的日本家庭主妇最关心的是厨房经济问题 。 北京可没有燃气 , 这对已经习惯了都市生活的日本主妇们来说是最痛苦的事情 。 她们要学会跟当地人一样使用煤球 。 要想点好煤球 , 是需要掌握要领的 , 熟练的话 , 需要半个小时 , 不习惯的话要花上一个小时 。 柴火对厨房生活很重要 , 行市价大概是一百斤一圆七十钱 。 (一圆等于100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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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煤球做早餐的日本家庭主妇 。
当时北京的食品价格基本上是这样的:酱油一升一圆十钱 , 味增百目十三钱 , 白砂糖二十五钱 , 角砂糖三十八钱 , 盐一升三十四钱 , 日本酒一升四圆二十钱 , 腌萝卜一根六十钱 , 米三斗十二圆 。 蔬菜、肉类很便宜 , 市场上能找到三十五钱一斤的猪肉 。 不过日本人喜爱吃的关东煮、生鱼片、寿司都贵得惊人 。 所以不管是哪家的主妇 , 都不会执着地非要做日本料理 , 而是去做更为便宜的中国料理 。 主妇们发现中国人特别会合理地利用食物 , 丝毫不浪费 , 比如猪肉 , 从头到肠子都可以处理后食用 , 她们也学着去做、去品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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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妇做中国料理招待日本友人 。
北京的杂货铺里也供应有洋货 , 不过价格比东北要高二成 , 化妆品也要高二成 , 并且都很缺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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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杂货铺的日本家庭主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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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外出时 , 家庭主妇们谈论最近腌的咸萝卜缺货 , 或者一把笤帚一块钱等等 。
北京街头行走的货郎比较少 , 所以每天日本主妇们都要到很远的市场去买菜 , 这让她们感觉很辛苦 。 光是路费 , 也就是人力车费用 , 一趟要五钱或十钱 , 每日这么去坐 , 日本主妇也会觉得钱袋子瘪得很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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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洋车的车夫学会日语“洋车”的发音 , 看到日本主妇出门 , 就招呼她们 。 中国人和日本人使用洋车的价钱不一样 , 对日本人来说 , 近处五钱 , 远处十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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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蔬果的日本主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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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马车的话 , 更贵 , 一趟是50钱 。
如果是富裕的家庭 , 家中会雇佣洋车车夫 , 周末一家人乘坐洋车去北海或者中央公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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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劳动力很便宜 , 不少体力活儿也都愿意交给中国人来做 。 比如 , 洗一件衬衫要五钱 , 如此低廉 , 跟日本简直没法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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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日本家庭都会雇中国保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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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末夏初阳光直射时 , 日本主妇就会把被子拿到院子里晒 , 中国保姆也搭把手 。
也有的日本家庭孩子多 , 人手不够 , 就会把孩子的奶奶从日本接来帮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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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从日本赶来帮助照顾孙子 。
还有不少日本主妇参与政治色彩浓厚的“国防妇人会”的 , 她们愿意充当枪后助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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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 生活在北京的日本主妇 , 就跟在日本一样 , 能够得到丈夫每月大部分薪水 。 她们渐渐地适应北京的生活之后 , 很享受美丽古都北京的安静 , 感到很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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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石榴花开的时候 , 日本主妇会买一些石榴花 , 作为花簪 , 在5月5日女儿节那天插在女儿头上 。
那些雇佣中国保姆的日本家庭 , 他们家的孩子与保姆家的孩子也会在一起玩耍 , 并不是兵戎相见的敌我关系 。 孩子的世界 , 哪里都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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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
再说说日本的儿童 。 有些家庭为了孩子的教育 , 把孩子留在日本国内 , 但是更多的人把孩子带到了北京 。 据统计 , “七七事变”前后 , 小学、中学、青年学校的学校数和学生数量都在增加 。 1939年9月的《北支》统计 , 截止至同年4月为止 , 事变前后的对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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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0年 , 北京有三所日本人小学 。 其中东城小学经费投入65万圆(一半经费由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出资) , 占地一万一千坪 。 就校园面积和设备而言 , 不仅在华北首屈一指 , 即便跟内地一流小学相比 , 也毫不逊色 。 1906年 , 日本人在北京创办了第一所日本人小学 , 当时只有六名儿童;“七七事变”之前有一百五六十名;到1940年 , 这所小学学生人数达到二千三百名 , 教师有五十名 。 进入1941年 , 北京有两所学院(北京兴亚学院、中央日本语学院)、两所高等女校、一所中学、九所国民学校和青年学校 , 学生人数共7956名 , 教师人数为289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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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小学把“日中融合”作为校训 , 从1940年2月起 , 正式决定在北京的日本人小学四年级以上教授中国语 。 学校也有教授汉语的老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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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 与日语比起来 , 汉语的分量远不如日语 。
日方很担心日本儿童到了北京会忘记自己的风俗习惯和礼仪 , 所以学校建有纯日式的“作法室” , 即礼仪室 , 在这方面的课程设置上与日本同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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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4月 , 北京出现了第一所日本人女子小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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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日本中学生下雪中上学
市民生活
“七七事变”后 , 随着北京人的增多 , 日本的商店也多了起来 , 北京街上到处是招牌、广告灯 , 有些广告牌甚至阻碍了交通 。 于是市政府从1939年3月末开始整顿招牌和广告灯 , 据说撤去的百余件中 , 有一大半是日本人的 。
根据北京日本大使馆的调查 , 1939年这一年 , 北京的日本职业妇女人数是819名 , 加上艺伎、女招待、女服务员等 , 实际上有2千余名 。 职业女性中 , 打字员222名 , 艺伎385名 , 事务员560名 , 陪酒女232名 , 舞女44名 , 女招待131名 , 鲜伎30名 。
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是日本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机构 , 成立于1936年12月 。 刚开馆的那一个月 , 利用者有350人 , 翌年1月有400人 , 4月增加到2000人 。 到了1939年 , 则增加到每天1500、1600 , 于是设立了西城分馆和北城图书阅览室 。
到了1941年 , 由于居住北京的日本人多达十万 , 日本知识阶层的有心人为了方便日本人的生活 , 集体撰写了在京生活指南 。 参与撰写的有北京特别市公署观光科的石桥丑雄、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桥川时雄、东亚新报社的服部由治和早濑让、北京大学的富田三郎、故宫的曹宗儒、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的石原严彻、岩村成正、安藤更生等 , 这些人本身就在自己研究的领域有所成就 , 再加上长期对北京进行田野考察 , 所著的观光篇、案内篇、生活篇和各种便览 , 细到宗教机关、学术团体、卫生设施、菜市场的分布、邮局寄送包裹各种费用 , 甚至还写到与中国人相处的注意事项 , 涉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 整本书形成了一个立体的北京地志 。 所有文章汇成了《北京案内记》一书 , 由安藤更生主编 , 新民印书馆出版 。 这本书不仅对寓居北京的日本人在生活上现实的指导意义 , 如今看来 , 也是解读占领下北京的社会结构、个体物质与精神生产的一个出发点 。
由此我又想到加藤新吉 。 这个当年伪满洲国弘报处的负责人 , 拖着一条有残疾的腿 , 又转战到北京战场 。 然而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 , 乡土再建和乡土史研究始终是他的关注点 。 加藤的工作有日常的讲述、日本移民在日本占领区的乡土和国家意识的体现、日本移民的社会与文化融入、现地民间节日习俗的考察、现地的社会空间结构和知识格局体系 , 以及田野考察人的介入方式和思考方式 , 本应成为殖民研究的理论试验场 。 可惜我们太关注战争的激烈、动荡的一面 , 循环往复的日常生活、在代代传承下来的秩序中构筑的个人行为和文化图式 , 都是我们的盲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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