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事辨正 ┃ 曾业英编《蔡锷集》勘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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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事辨正 ┃ 曾业英编《蔡锷集》勘误（三）// //

蔡锷（1882－1916）

在上期中，本刊又刊发了曾业英编《蔡锷集》中1911年11月至1912年4月之间在时间上存在明显错误的电文18篇。本集再刊发曾业英编《蔡锷集》中1912年3月至5月间在时间上存在明显错误的电文的10篇。

1.《复李根源电（1912年3月31日）》。时间错误且重复，应删去。理由详后。

2.《复李根源电（1912年4月13日）》。在上一期的一组勘误中，第14条（《复李根源电（1912年3月31日）》）和第16条（《复李根源电（1912年4月13日）》），笔者的勘误有误。据笔者查考，蔡锷和李根源关于郑别一案的往来电文，在曾业英《蔡锷集》中前后有五次之多：一是第531页的《复李根源电（1912年3月31日）》，二是第556页的《复李根源电（1912年4月13日）》，三是643页的《复李根源电（1912年5月31日）》，四是第664的《复李根源电（1912年6月13日）》，五是第674的《复李根源电（1912年7月5日）》。再考查其内容，笔者进一步发现，曾业英《蔡锷集》中的这一组电文中3月31日与5月31日的和4月13日的与6月13日的系为同一篇，说明此两电均系重复。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两组电报中，是3月31日的与4月13日的，还是5月31的日与6月13日的形成先后关系呢？是删去前一组，还是后一组呢？确实值得认真思考。经查，蔡锷在一组的复电中，抬头均为“大理李师长” ，说明蔡锷复电时，李根源均在大理。再查，李根源于1912年1月16日出发赴腾越，又于3月30日由腾越出发返大理， 4月25日才抵大理（榆）， “到榆后将该中队长发府拘禁” ，所以李根源艳电就为5月29日，蔡锷的复电应为5月31日。因为3月31日李根源尚在由腾越返大理的路上，离抵达大理的时间尚早。此外，郑别一案虽有反复，但由蔡锷第一次要求“绑赴市曹处斩”到最后（7月5日）“从宽绞决” ，中间的时间不大可能从3月底到7月初，长达三月之久。因此，蔡锷和李根源关于郑别一案的往来电文中蔡锷的三次复电时间应为5月31日、6月13日和7月5日，而上一期刊出的《复李根源电（1912年3月31日）》和《复李根源电（1912年4月13日）》均为重复电文，应连同其附录一并予删去。

3.《致吕志伊电(1912年4月10日)》。曾业英《蔡锷集》将此电时间定为1912年4月10日，应误。查蔡锷曾于5月7日（阳日）通过《民立报》转电吕志伊，内容与此电完全一致。因此，此电应为恐《民立报》不能将此电及时转吕志伊，又再直接致电“南京司法部吕次长” ，故此电时间应为1912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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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民立报》1912年5月11日

4.《致袁世凯陈炯明等电(1912年4月12日)》。此电的发电时间，曾业英《蔡锷集》据《电光集第二册》编为4月12日，实误。此电内容系改善云南交通状况，呼吁由滇、黔、桂、粤四省兴修滇桂铁路。查云南省档案馆编《滇越铁路史料汇编》中所载此电的发电时间为5月2日（冬日），并附广西陆荣廷、广东胡汉民、陈炯明等人对“冬电”的复电。故此电时间应为1912年5月2日。

5.《致胡景伊电(1912年4月22日)》此电的时间，曾业英所编之《蔡锷集》编为1912年4月22日，实误。查1912年6月3日四川《都督府政报》，刊登有“重庆来电五月二十八日”其中有蔡锷的去电和胡景伊的复电。且蔡锷去电中有“往事已矣，来者可追”和希望两省此后互相联络提携之语，应为援川滇军5月9日返回昆明后，蔡锷主动希望化解两省矛盾，辑睦川、滇的表示。故此电应发于1912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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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都督府政报》1912年6月3日

6.《致袁世凯及各省都督电(1912年4月26日)》。曾业英编《蔡锷集》根据1912年6月9日的成都《国民公报》上此电文末的代日韵目“宥” ，而将此电日期标为4月26日，应误。查《政府公报》第15号（1912年5月15日）和1912年5月17日《顺天时报》所载蔡锷此电的发电时间的代日韵目均为“冬” ，国务院5月11日的复电也称此电为“冬电” ，故蔡锷此电的发电日期应为1912年5月2日。

7. 《复李根源电（1912年4月30日）》。曾业英编《蔡锷集》根据文末的代日韵目“全”而将此电的时间定为1912年4月30日，应误。查李根源3月30日由腾越出发返榆（大理），并4月25日抵榆。因此，蔡锷此电抬头不应为“行营李师长” 。此其一。其二，经查李根源的来电中有“源抵榆后，即请将西防国民军总司令衔取消”及“准于榆事就绪后，开去陆军第二师长缺，由榆归里”等语，而蔡锷复电中亦有“腾、永虽云敉平，而榆事正需整顿。即使全滇底定，然经营缔造，建设为难。吾辈力所能为，万难一日卸责”之慰语，说明蔡锷希望李根源抵榆后继续整顿好“榆事” 。因此，蔡锷此复电的时间应为1912年3月30日，即李根源由腾赴榆途中。

8.《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简章（1912年4月）》。曾业英《蔡锷集》根据毛注青等编《蔡锷集》将此电时间定为1912年4月，欠准确。经查，此简章于1912年4月11日在云南《华南新报》刊登，个别文字与《蔡锷集》中有异，且后附之发起人有69人。故此简章的发布时间应为1912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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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云南《华南新报》1912年4月11日

9.《致袁世凯及各省都督等电(1912年5月4日)》。曾业英《蔡锷集》将此电时间定为1912年5月4日，应误。第一，贵州统一党支部应成立于3月底， 4月2日、4日、5日的《贵州公报》上即登有该支部的函件、发起广告和简章。第二，贵州绅商军学各界3月初就曾致电蔡锷，要求滇军留贵镇慑，并公推唐继尧为临时都督。第三，国务院4月25日已致电唐继尧称：“奉大总统谕，已任执事署理贵州都督。杨荩诚于贵州光复有功，业令来京，另加委任。所部驻常军队，另电谭都督（延闿）妥派干员，分别安插。 ”综上可知，唐、杨的名分、去向以及援鄂黔军的处置等问题，早在4月中央已有明确的定局，贵州统一党支部和蔡锷均不可能到5月再多此一举，要求中央任命唐继尧为贵州都督。所以，此电应发于4月4日（支日）。

10.《复李根源电（1912年5月29日）》。曾业英《蔡锷集》将此电时间定为1912年5月29日，应误。第一，上一电即5月28日电抬头为“大理李师长” ，下一电即6月1日电的电抬头又是“大理李师长”而中间仅隔几天，抬头就是“行营李师长” ，肯定不对。第二，李根源来电称“张卸镇文光咨称” ，其中“张卸镇文光” ，应指张文光1912年1月6日被云南省军政府正式授张文光为正都尉、1月9日又升授张文光为协都督之前的情况。第三，李根源来电即为向蔡锷报告滇西军都督府存在期间财政收支情况，并请示对结余资金的处理意见。经查，李根源于1911年11月30日受云南省军政府命令节制迤西各属文武之后，张文光即令寸尊福、杨炳兴、张映宝等人组织对滇西军都督府存在期间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清查，以便李根源抵腾后查核。寸尊福等人清查的结果为收支两抵，结余银二万七千余，并于1912年2月在整理好的收支情况报表上注明：“此存款银二万七千余，经铁路银行拨交李师长，复同李师长电禀滇军都督蔡留作经营边地，费存腾冲自治局发商生息，以递年所收息款倡办地方实业。 ”此结余数目及处理情况与李根源的报告及蔡锷的批示精神相符。由此可见，李根源来电时间应为1911年12月12日（此时李正在由昆明赴大理途中），蔡锷的复电时间应为1911年12月19日。（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