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舆论、政治与道德的对立和分离，三论东汉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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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竹吟风。接续前篇《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聊一聊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志大才疏，言行脱节--论党锢之祸中那些必然失败的党人们》，今天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党锢之祸中所存在的权力与舆论、政治与道德的对立和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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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政治迫害中，党人的另一位领袖、与李膺齐名并备受赞誉的郭太（林宗）却能安然无恙，继续闭门教授上千弟子，看来似乎是奇迹，其实倒很说明问题。郭太虽然“名震京师” ，但他认为汉朝已到了“天之所废，不可支也”的程度，拒绝出仕。他有自己的见解，但不发表“危言核论” ，不对宦官作无谓的刺激。窦武等被杀后，他“哭于野，恸” ，表达了自己极度的悲哀，却没有与朝廷作公开的对抗。《后汉书》列传中还记录了不少生动的事例，突出地说明了他待人接物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在奖掖引导士人时，也不排斥有缺点错误的人。可见，清浊善恶并不像多数党人说的那样绝对，对宦官和邪恶势力也不必事事对着干，更没有必要作无谓的挑战。李膺等的供词曾牵涉到不少宦官子弟，并引起宦官的恐慌，说明宦官们也不是不想巴结党人。如果像郭太一样处理得当，至少可以起到分化作用。可惜的是，像郭太这样的人在党人中实在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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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太，字林宗，大原介休人也。家世贫贱。早孤.母欲使给事县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遂辞。就成皋屈伯彦学，三年业毕.博通坟籍。善谈论，美音制。乃游于洛阳。始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于是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林宗唯与李膺同舟共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 --《后汉书.郭太传》

党锢案前后的事实，说明早在1800年前就存在着权力与舆论、政治与道德的对立和分离。郭太这样的一介布衣，回乡时到黄河边送行的士大夫有车数千辆，而只有李膺有资格与他坐同一条渡船，其他人只能像对神仙一样仰望。被朝廷罢官、逮捕或杀害的官员和士人会赢得舆论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受迫害越重声望越高。被释放的党人尽管尚在管制之中，还是受到家乡士大夫数千辆车的欢迎。对被朝廷通缉的党人，不惜弃官，不顾被满门抄斩并株连宗族而加以保护的也大有人在。

这就是说，政治权力可以剥夺士人的官职、财产、自由以至生命，可以对他们肆意侮辱或施加刑罚，但却无法左右舆论，更不能改变士人们的信仰。士人乃至社会对是非好恶的评判，已经不是简单地屈从于政治权力，而是根据自己或本阶层独立的标准。这显示了古代知识分子人格的尊严、道德的感召力和对自身价值的追求，与那种政治权力完全控制舆论，政治标准就等于道德评判的社会相比，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因为在封建专制体制之下，知识分子永远无法解决两个矛盾：保持独立人格与服从皇权，实现自身价值与参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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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秦始皇建立君主集权的专制体制，并为汉朝所进一步巩固，又有了董仲舒等人的“天人合一”理论，皇帝和皇权已成为天意的体现，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诽谤皇帝就等于谋反大逆，是够得上杀头、腰斩、族诛的罪行。汉武帝时还增加了一条“腹诽”（在心里说坏话）罪，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了。因为再能言善辩的知识分子，大概也无法证明自己心里没有说过皇帝的坏话。批评皇帝的唯一根据是“天意” ，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判断皇帝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天意，往往在于皇帝是否愿意接受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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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党人们也罢，其他士人也罢，无论他们有多高的声望、多广的影响、多大的胆量，批评或评价的对象是不能包括皇帝在内的。所以，对善恶是非、合法非法、忠奸贤愚的评判，一旦由皇帝表态，知识分子就不能也不敢再有议论了，因为不仅法律不允许，就是连发展了的儒家理论中也找不到这样做的根据。面对邪恶势力的各种倒行逆施，正直的士人会义无反顾地斗争，甚至可以将荣辱生死置之度外，因为他们相信这是奸臣所为，皇帝最多是受了蒙骗。但一旦证明这真是皇帝的旨意，或者皇帝亲自做了裁决，即便这是皇帝被欺骗或被劫持下作出的决定，士人们就失去了一切抵抗的余地。或许有人依然保持了自己的思想，但不可能再有言论或行动，还有什么独立人格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