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街上洒灰”就要被判刑？商代法律竟如此严酷！

春秋时期，孔子的徒弟子贡，偶然了解到商朝的律法中，存在一条极为严苛的酷刑：

如果有人敢往街面上洒灰，一经发现，便会被处以斩断手臂。

因为这条律法的残酷，所以商朝都城的大街小巷异常干净，但子贡却认为，这种刑罚本身便有悖常理，实在过重，他左思右想其中利弊，却如何也想不通透，便跑去请教孔子。

《韩非子·内储说上》：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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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贡

孔子思索一番，点破了其中利害：

《韩非子·内储说上》仲尼（孔子）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刑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其所易而无离其所恶，此治之道。 ”

这段话的大意为：

孔子说：这是因为管理者清楚，应当怎样治理人民。

如果把灰洒在街道上，必然尘土飞扬，而路过的行人便会因此蒙尘，搞得灰头土脸，他们便会愤怒，愤怒了难免就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冲突过后就会导致两家之间的仇视，继而可能引发家族之间的互相残杀。

所以将“洒灰者”处以刑罚，正是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

因为对于重刑，人人厌恶甚至是恐惧，会尽量避免做到犯法。

而对于洒灰，人人却很容易就做到，只不过是抬起手臂如此简单。

所以刑罚的目的也在于此，为了规束人们的行为，而采取严苛的刑罚，的确是强力有效治理国家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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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

子贡听完孔子的阐述，若有所思的拜谢孔子，然而这段话语，却成为了孔子的经典言论，被收录于《韩非子·内外储说》一书中，为后世争论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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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

意见分成两方，支持严厉酷刑的人认为：

律法必须严明，如此才能使百姓明确是非，用严酷的刑罚来约束道德品行，继而使人能多行善，减少犯罪行为，或在根本上消除犯罪意识。

如果没有严苛的法律约束人的行为，那么在产生犯罪意识过后，将会有很大概率实施犯罪，从而导致他人利益遭到损害，这也正是严苛律法最直接的效果，即最大程度约束人的品行，但会在一定程度上让人失去行为的自由，如前文所述的“不能往街上洒灰” ，就是一种对于人身行为自由的限制，以及对于品行的约束，牺牲这一部分的自由，换来的却是整个都城卫生的洁净，从这个角度来说，支持者便认为严苛的刑罚很有必要。

另一边则是反对严厉酷刑的意见认为：

太过严苛的律法，是社会管理不严的体现，如果社会秩序本身运转通畅，受到法律制裁以及罪犯将会减少，如因为拮据铤而走险的抢劫犯，假设社会经济铮铮向荣，人人安居乐业，自然也不会出现此类犯罪。

而如果社会秩序本身运转受到阻碍，经济发展不前，治安力量薄弱，便会导致罪犯增多，从而导致犯法的人数增加，相对应的监狱服刑人员也会增加，所以刑罚应该遵照社会的整体运转状况来制定，社会管理的优劣是刑罚严苛与否的根本原因，而并不能使刑罚本身就非常严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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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

而到了秦朝时，这种争论很快被一种新的律法形式所总结，正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商鞅变法，商鞅为律法赋予了一种新的形式，即：

在不轻重罪的情况下，重轻罪，但又不会过于残酷，律法的存在只在于让人畏惧刑罚，从而约束行为本身。

如何理解呢？

大概就是在不减轻对于重度犯罪惩罚的情况下，加重对于轻度犯罪的惩罚，但这种惩罚并不像商代时让人感到十分残酷，同时还会起到使人们畏惧刑罚，从而约束品行，不敢犯法的效果。

谓之，以刑去刑。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

（注：韩非子对于商鞅变法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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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

举个例子就很好理解了：

在商朝时，往街上洒灰要被处以“砍断手臂” ，而商鞅变法时期，往街上洒灰则变成了“黥刑” ，即刺刑，通俗来说，就是往脸上刻字，以此来表明这个人是罪犯，或有过犯罪行为。

《汉书·五行志》：商君之法，弃灰于道者，黥。

但黥刑实际上已经不算是轻度的刑罚，因为往脸上刻字，不仅会影响到罪犯的正常生活，甚至他的一生都要在世人的冷眼与蔑视中度过，其精神上的折磨，远远大于肉体上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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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算是为何“黥刑”会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被视为“五刑之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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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图：受墨刑的林冲，额头刻有“囚”字

五刑：墨，劓，剕，宫，大辟

墨刑，即是黥刑，在脸上刻字。

劓刑，剜掉罪犯的鼻子。

剕刑，斩断双脚。

宫刑，阉割。

大辟，各类死刑的总称。

《吕刑》：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

回到“对轻度犯罪加以重度惩罚，以刑致刑”的话题上来，在《商君书》中，对于“以刑致刑”的概念，更加以具体说明：

《商君书·去强》：以刑去刑，国治。以刑改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

用残酷的刑罚来惩戒轻度犯罪，能够起到让人不敢犯罪的目的，从而免除犯法以及受到刑罚的可能性，国家如此便能长治久安。

而如果用不严苛的刑罚，让人感觉不到律法的威慑，或者对于轻度的刑罚没有感受到畏惧，那必然就会招引人们犯罪，国家就会乱。

一言蔽之，正是要用“严酷的刑罚” ，来从根本上消除人的犯罪意识，这样就会国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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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重刑于轻罪”的律法，也正是“法家”对于律法的理解，并展现出商鞅对于律法必须严酷，才能起到根本效果的法制思想。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不管古人对于刑罚如何残酷，都已经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被摒弃，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上来说，古人的刑罚只适用于当时的社会，虽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然而归根结底却不人道。

不过从商朝时的刑罚与商鞅变法来看，古人对于律法之严苛，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不管古还是今，人人遵纪守法，共创和谐社会，都是永远不变的唯一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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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韩非子·内储说上》仲尼（孔子）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刑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其所易而无离其所恶，此治之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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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

（注：韩非子对于商鞅变法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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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五行志》：商君之法，弃灰于道者，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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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刑》：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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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书·去强》：以刑去刑，国治。以刑改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