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姚胜：朝廷政争对明朝土鲁番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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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9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姚胜副教授做了一场关于明代“大礼议”与西域问题关联探幽的讲座，以明朝正德、嘉靖之际两次“封疆之狱”为中心，为我们揭示了“大礼议”和土鲁番错综复杂、紧密相关的联系。可以说，没有“封疆之狱” ，就没有明世宗在“大礼议”中的胜利，也就没有明朝在土鲁番政策上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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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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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番屡犯边城，当局者无能振国威，为边疆复仇雪耻，而一二新进用事者反借以修怨，由是， ‘封疆之狱’起。 ”——《明史》

正德之狱

正德八年（1513年）八月，哈密忠顺王拜牙即弃哈密城逃入土鲁番。土鲁番占据哈密，并向明朝乞索犒赐。大学士杨廷和等人举荐在四川总督军务的都御史彭泽总督甘肃军务，经略哈密。彭泽抵达甘州后，以贿赂的方式摆平此事。正德十一年（1516年）十一月，满速儿再次夺取哈密，分兵占据沙洲，并亲率骑兵万余入寇嘉峪关。驻守肃州的兵备副使陈九畴应对失策，肃州游击将军芮宁所部七百余人全部阵亡。陈九畴见官军丧败，担心寄住肃州的赤斤、畏兀儿人乘机作乱，遂采取非常措施，拘押城内西域各族男女并杖杀土鲁番使及所疑与之相勾结的人。后来甘肃巡抚李昆亦采取了与陈九畴类似的措施，并导致写亦虎仙（哈密都督）党人失拜烟答死于狱中。其时，失拜烟答之子，写亦虎仙姪婿米儿马黑麻正入贡在京，闻讯突入长安门为父讼冤。

正德十三年（1518年）二月，时兵部尚书王琼借上述土鲁番问题奏劾彭泽欺罔辱国，云：“泽擅遣使，妄增金币，以敕谕及钦赏白遗书议和，失信起衅，辱国丧师，并昆、九畴，俱议逮治。 ”此后，彭泽被斥为民，甘肃巡抚李昆、兵备副使陈九畴以激起变乱罪被逮下吏治罪。王琼对彭泽、陈九畴的弹劾，除了是职责所系外，其实背后还蕴藏着这几人之间多年来的恩恩怨怨。

正德十年（1515年）闰四月十三日，陆完由兵部尚书改任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一职空缺了出来。其时，王琼为户部尚书，彭泽为总制四川军务都御史，两人都想担任此职。 “时廷议以左都御史彭泽累平剧寇有功，举泽为首，而内批乃特用琼。 ”二十二日，王琼就由户部尚书改任兵部尚书。此事相当微妙。彭泽于当年二月十六日奏请致仕，闰四月十六日陆完由兵部尚书改任吏部尚书，二十一日后彭泽就到了北京。时间上如此“巧合” ，不能排除兵部尚书空缺与彭泽辞任回京之间是有某种关联的，即杨廷和派遣彭泽经略哈密，是一种“下放锻炼” 。下放一年之内即改调回京，担任兵部尚书。杨廷和已然安排陆完腾出兵部尚书的位子，并安排“廷议”推出候任人选，万事皆已俱备，只欠御批东风，却没料到头一夜被王琼截胡。可以想见，杨廷和、彭泽以及廷推推举彭泽人等的错愕之情，也可想见王琼与杨廷和结下这道梁子之后，再无可解。

王琼与杨廷和不仅与在兵部尚书人选上有争端，王琼做了兵部尚书之后两人的矛盾愈发尖锐。正德后期，皇帝朱厚照常在豹房而非大内，兵部尚书王琼所受赏赐不是按程序经过内阁同意的，大多是因结交宠侍权宦而得。甚至有传闻称留中的奏疏（皇帝扣留下来的奏疏）都交给了王琼改拟，并没有送到内阁。首辅杨廷和对此深深感叹道：自己虽然是内阁首辅大学士，但是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这样的情况，因武宗的驾崩而有了转折。当时，杨廷和召诸司礼宦官至内阁商讨大计，时任吏部尚书王琼欲一同参与计议，邀兵部尚书王宪前往，但在左顺门遭到了阻挡。迎取新帝，王琼想前往奉迎，又遭到阻止。四月二十日，嗣君朱厚熜抵达良乡，王琼欲前往奉迎，再次遭到杨廷和反对。第二天，王琼不顾杨廷和反对，前往良乡求见，但仍未果。对此，杨廷和颇为得意，并在文章中借用他人之口表达了对王琼失意的讪笑。文章称，蒋冕等人讥笑碰壁的王琼像应试的秀才，自己文章写得不好，恨不得考场干脆失火算了。

之后朱厚熜登极，杨廷和起草登极诏书。王琼却率九卿上《请上亲政事》一疏，引《皇明祖训》“不设宰相”为言：“凡六部有疑事，拟旨未当者，召该部、该科面议。且……乞辞任。 ”同时，王琼嘱托杨廷和之弟杨廷仪（号瑞虹）向杨廷和说情，希望能得到“慰留以责后效”的处理。然而王琼此举没有奏效，杨廷和也没有理会弟弟杨廷仪的关说。紧接着科道交章弹劾王琼，蒋冕、毛纪上疏弹劾王琼“覆议逆濠事” ，王琼最终“收捕下狱” 。如果说王琼结交内恃佞幸，不假，但说他比附宁王宸濠，则无法解释王琼起用王守仁平定宸濠谋反一事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成王败寇，落井下石。在处治王琼之后，杨廷和随即安排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石珤改任吏部尚书，并以吏部名义重新起用正德年间遭到降黜的官员，其中即包括彭泽、陈九畴。

正德年间的“封疆之狱”被杨廷和扳了回来，其根源则来自朱厚照遗诏所赋予的朝政权力中心地位。杨廷和借着在朝中多年积累下来的地位手握大权，这势必会与新皇帝产生权力斗争上的矛盾，于是“大礼议”之争爆发。

“大礼议”之争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五日，明武宗朱厚照驾崩，由于朱厚照是孝宗独子，且无嗣，于是就由武宗堂弟朱厚熜继承皇位。表面上看，朱厚熜继承皇位是三个条件支持的结果，即内阁首辅杨廷和的拥戴，武宗遗诏和太后懿旨以及《皇明祖训》中对皇位“兄终弟及”的规定。但实际上的情况是，宪宗的长子、次子夭折，三子朱佑樘，即孝宗继承其皇位，四子乃兴献王（朱厚熜父亲）。朱厚熜当时不满十四岁，并无子嗣，宪宗剩下八个皇子中亦无可选之孙辈。可以说，当时没有谁是“嫡” ，也没有谁比朱厚熜更“长” ，朱厚熜是当时唯一的选择。这样的唯一性也成为日后“大礼议”之争中世宗与杨廷和较量的最大底气。

由于世宗并非孝宗亲生弟弟，那么以怎样的方式即位就成了点燃“大礼议”之争的第一把火。杨廷和主张把朱厚熜看作是大行皇帝朱厚照的亲生弟弟，算作兴献王过继给孝宗的皇子，以孝宗嫡子的名义继承皇位。三十天后，朱厚熜抵达北京，在杨廷和的会意下“礼部具仪请如皇太子即位礼” ，也就是让朱厚熜从东安门（藩王、大臣等出入之门）进。朱厚熜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是孝宗的皇子，他说：“依诏以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 ”最后在慈寿皇太后的主持之下，传懿旨：“天位不可久虚，嗣君已至行殿。内外文物百官可即日上笺劝进。 ”朱厚熜才顺利地从大明门（天子出入之门）进入奉天殿，即皇帝位。世宗一即位就与武宗划清了界限，引发了后续一系列“大礼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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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礼议”之争皇帝关系图

“大礼议”之争问题的焦点在于到底谁是世宗的皇考。杨廷和希望朱厚熜“以伯父孝宗为皇考，而以生父兴国献王为皇叔” 。朱厚熜则希望以“生父为皇考，以孝宗为皇伯考” 。争论焦点背后其实是对世宗身份正统性的确认。嘉靖三年（1524年）二月十三日，吏部尚书汪俊集合廷臣七十三人上奏说：“《祖训》‘兄终弟及’指同产言，则武宗为亲兄，皇上为亲弟，自宣考孝宗” 。四个月后，吏部员外郎薛蕙上《为人后解》二篇，言：“《祖训》曰：‘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 ，此则朝廷亲弟” 。最令世宗难以接受的是方凤所上《为断大义黜浮言以定大礼事》，疏中称：“必求昭穆相当者为之后，而陛下将不得入继武宗之统矣。陛下父兴献帝则不得继武宗，继武宗则不得父兴献帝。 ”这样的话对于世宗而言相当于是一种威胁，若是不按照群臣的意愿称孝宗为皇考，自己连皇帝之位都没有资格坐。发生这样的矛盾，清人毛奇龄甚至认为，继承皇位的应当是朱厚熜下一辈的人， “当于宪宗十皇子中择其孙之娣长者以后武宗。而误解‘兄终弟及’四字，妄以庶族兄弟当之。不取庶族之子，而反取庶族之弟，以似后武宗，又一似后孝宗者，以致父子兄弟、祖孙伯叔相争不已，伦序颠倒，莫此为甚。 ”毛奇龄的意思是，武宗无子，孝宗除武宗之外亦无其他子嗣，因此应当从孝宗侄孙辈即武宗侄子辈中的嫡长者入继，这样的话，作为武宗堂弟的朱厚熜在理论上是没有资格当皇帝的。这虽然是后世人的观点，当时人绝无可能提出，但并非不可能想到，无论朱厚熜和杨廷和也应该都明白。这层没有捅破的窗户纸，成了杨廷和等人坚持己见的原因。但是正如之前所言，朱厚熜是当时最为合适的皇位继承者，他仗着这样的优势也不愿意退让。

朱厚熜的主张遭到了杨廷和的坚决反对，不仅杨廷和本人，朝廷二百八十多位大小臣工也都反对。即使是内阁首辅大学士杨廷和于嘉靖三年二月十一日致仕之后，朝臣们仍然纠结此事。这就使得皇帝感觉到了权威被挑战，到底自己和杨廷和谁才是真正的“老大”？借着杨廷和退休半年后的“左顺门事件” ，世宗向朝臣们展现了自己的权威。 “左顺门事件”的挑头者正是杨廷和的长子，时任翰林院修撰的杨慎。此次事件遭到了皇帝几乎残酷的镇压，大批官员遭到贬斥、处罚，其中18人（《明实录》言17人，经《国榷》考证，应为18人）死于廷杖之下。这次的事件，使得科道官（明代监察官，权力较大）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仅仅清洗科道官是不够的，朝中还有大量官员反对自己， “左顺门事件”只是世宗胜利道路上的其中一步，他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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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胜《明代吐鲁番与“大礼议”研究》

嘉靖之狱

嘉靖六年（1527年）正月，锦衣卫百户王邦奇上书陈言边事，以追究土鲁番吞并哈密并入侵甘肃的责任为由，攻击致仕内阁首辅大学士杨廷和与革职闲住兵部尚书彭泽。 “今哈密失国，番夷内侵，由泽总督甘肃时赂番求和，邀功启衅，及廷和草诏论杀写亦虎仙所致。宜诛此两人，更选大臣，兴复哈密，则边事尚可为。 ”朱厚熜下诏让兵部查明此事，参与的有主审官兵部侍郎张璁，提督陕西军务、兵部尚书王宪，以及甘肃镇、巡、三司等各官。兵部会议未有结果。王邦奇不甘心，再次上疏，扩大打击面，指控内阁大学士费宏、石珤党护杨廷和，并词连杨廷和次子杨惇、婿余承勋、义子叶桂章。面对王邦奇的指控，礼科给事中杨言抗疏为杨廷和等人辩护。朱厚熜震怒，收系杨言，亲鞫于午门，谪宿州判官。既罢，镇远侯顾仕隆等覆奏称王邦奇所言皆虚妄不实，朱厚熜切责顾仕隆等徇情。最终，杨惇褫职为民，杨言调外任，余承勋冠带闲住，叶桂章被捕自杀，大学士费宏、石珤致仕。不过，王邦奇也并未从中获益，被皇帝朱厚熜视为“希进”而降为总旗， “哈密事情仍行督抚堪议以闻。 ”

借着王邦奇的挑动， “大礼议”新贵桂萼、张璁推波助澜，继续攻击杨廷和。嘉靖六年八月初八日，礼部右侍郎兼学士桂萼以王邦奇的讼狱未竟上疏。桂萼此疏说了四个意思：1.嘉靖三年土鲁番进攻甘肃的所谓“甘肃之变” ，并非蓄意谋乱，实为诉冤。 2.甘肃之变，由陈九畴激起，受大臣支持。 3.监察部门全在为杨廷和背书，皇上虽然察觉其中有诈，且屡下旨要求堪问，无奈各官推诿敷衍，蒙蔽圣听。 4.当初王琼是遭受了杨廷和的迫害，故请起用王琼。

兵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张璁此时亦上疏。张璁此疏说了三点，也是矛头直指杨廷和：1.前次彭泽经略哈密失当，确实是彭泽的问题，王琼处治彭泽虽谈不上完全是出于正直之心，也没有什么不对，而杨廷和因王琼曾参奏过自己就将王琼处以充军之罪，未免过于狠心了一点。 2.甘肃之变，是因为先前公论不明，误杀写亦虎仙等人。写亦虎仙是杨廷和杀的，所以张璁虽未直言，但也在暗示甘肃之变应当由杨廷和负责。 3.张璁在说朋党之祸当鉴之后，马上说“咸”王邦奇奏疏的动机不纯，用这个“咸”字暗指众朝臣抨击王邦奇奏疏的动机是为了替杨廷和开脱罪名，而这实际上是杨廷和树党营私的表现。 “朋党”向为君王之大忌，张璁暗示杨廷和结党之企图当不言而自明。张璁最后总结道， “故今日之事，若不惩于既往，无以警于将来” 。这句话虽未明言要求朱厚熜处治杨廷和，但其言外之意却已昭然若揭，即要将早已致仕三年的杨廷和治罪。

之后，嘉靖六年十二月，桂萼及礼部尚书方献夫、兵部尚书王时中继续上疏，要求重新遣官“查看前后边臣有无激变事情。 ”这一系列的上疏，又使得陈九畴谪戍极边，彭泽夺职闲住，杨廷和则无罪开释。

除了朱厚熜从藩府带来的袁宗皋外，嘉靖六年以前，支持“大礼议”的声音在内阁中几乎无立锥之地。嘉靖六年正月， “封疆之狱”爆发。二月，费宏、石珤致仕。七月，毛纪致仕。十月，张璁入内阁办事。在所受攻击者中，除陈九畴、杨惇立场不明外，杨廷和本人及其他人均不同程度地在“大礼议”中反对过皇帝朱厚熜。至此， “抗礼内阁”遭到刷洗，由新进用事者组成的“议礼内阁”初步形成，内阁中再无反对皇帝“大礼议”的声音。

明朝西域政策的检讨

（一）弃置哈密卫

嘉靖六年的“封疆之狱”之后，朱厚熜采纳霍韬、桂萼、张璁的建议，起用王琼。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十四日，原提督三边、太子太保、兵部尚书王宪改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起前兵部尚书王琼代替王宪接任提督陕西三边军务一职。而以“封疆之狱”为进阶通往成功之路的新进用事者，很快就对土鲁番问题失去了兴趣。嘉靖八年（1529年），明朝一改之前“兴复哈密”的基本政策，听任土鲁番吞并哈密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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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时期全图（万历十年）

哈密卫的重要性弘治三边总制王越就曾说过“若哈密不复，则苦峪难守，苦峪不守，则肃州之外皆为敌境。 ”嘉靖初，詹事府詹事霍韬也曾言：“哈密所以保甘肃也，保甘肃所以保陕西也。若曰哈密难守则弃哈密，然则甘肃难守亦弃甘肃可乎？因弃甘肃并弃临洮、宁夏可乎？西北二边，与虏为邻，退尺寸则失寻丈。是故疆场弃守之议，不可不慎也。 ”

嘉靖中期，曾在成化年间出兵恢复哈密的名将许进之子许论，虽然对嘉靖初年媾和土鲁番提出了委婉批评，但也感慨“试言今日可复，能为先襄毅深入之事乎！” ，许论认为恢复哈密有“二难四缓” 。一难：哈密累败之余，丧亡略尽，不能固守；二难：无人能像许进那样挥师深入，恢复哈密。所谓“缓” ，即为不着急去做的事情，其一：哈密绾毂西域的地位已经丧失；其二：哈密遗民已有二代、三代，他们已不在意复国；其三：哈密已经成了勒索明朝的筹码，假如不再追求恢复，他们能奈我何；其四：关西赤斤蒙古、安定、曲先诸卫都是明朝藩屏，都已残破，既然不着急恢复他们，那也不应该着急恢复哈密。

激烈动荡了将近六十年的哈密、甘肃地区，因为不再被“新进用事者”重视，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反倒进入了一个平稳的阶段。这或许既是新进用事者无心插柳的结局，也是历史的一个反讽。土鲁番能够崛起于西域并活跃半个世纪，虽然是明朝失败的西域政策的一个缩影，但同时恐怕也使明朝从中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利益。虽然哈密卫被土鲁番占领了，明朝甘肃边境也多次受到土鲁番的侵扰，但土鲁番作为一个比哈密强大得多的政治、军事力量，也有效地确保了明朝西域门户尤其是河西走廊免受更为强大的来自西北的瓦剌或是西南的塔里木盆地抑或更西的河中地区诸势力的威胁。

（二）明朝中后期“西域观”的保守

土鲁番夺取或退出哈密，都是以从明朝获得朝贡利益为前提的。土鲁番正常的朝贡，单《明实录》的记载就多达一百三十多次。即使在军事对峙等双边关系最为紧张的时候，土鲁番也仍然想方设法地向明朝贡。土鲁番夺取哈密之后，取代后者成为整个西域朝贡的中转站，掌握了多路贡使组团朝贡的主导权，只是这个时间并没有持续太长，仅仅不到六十年，土鲁番即陷入内乱以至衰落。

总的来说，明朝的西域政策相当保守。政治上，明朝从未对西域诸国进行直接治理，更未如汉唐设署建衙，西部的直接统治范围仅止于嘉峪关，政治影响力顶多触及哈密等关西七卫；军事上，明朝在嘉峪关以西只有区区七卫；文化上，西域的伊斯兰化得以最终完成，而佛教的影响在土鲁番、哈密彻底消失；经济上，丝绸之路除了朝贡往来之外，明朝与该地未见有更大规模的交流，更未有如明朝早期郑和下西洋般宏大诗篇。

彻底放弃哈密之后，明朝的“天下观”愈加保守。援引一个现在颇为时髦的概念来说，明朝的“内亚性”本就十分薄弱，不仅远不及前代，而在“封疆之狱”之后，似乎就更可说是荡然无存了。

起因于正德八年土鲁番占领哈密的“正德之狱” ，却成了杨廷和与王琼私怨斗争的舞台。 “大礼议”中以杨廷和为首的大多数官员与世宗观念相左，世宗借“左顺门事件”清洗了科道官，并催生出一批“新进用事者” 。这批礼议新贵又借嘉靖三年土鲁番进攻肃州发起新一轮的“封疆之狱” ，将内阁也清洗了一遍。本是当时两次单纯的边疆问题，却为朝臣们的个人恩怨以及世宗与部分朝臣的对立提供了斗争的平台。而本来问题的焦点却为“新进用事者”所忽视，对待哈密的政策也从之前的积极兴复变成了对土鲁番占领哈密的听之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