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夫”何以成“儒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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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题《武官的双重形象》，选摘自《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方震华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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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巢之乱以后，中央权威的衰微，是政治舞台上最主要的变化。武人节度使掌控了地方政治，最终创建了一连串统治中原地区的短命朝代。这群新的军事精英大体上由三类人组成。第一类是盗匪首领，如后梁的创建者朱温（852～912 ， 907～912年在位）以及他的一些部属。一些南方独立王国的领袖也属于这个类别，比如王建（847～918）与杨行密（852～905）。这些盗匪首领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不过他们有三个共同的特点：深谙军事事务与武艺，没有官位或职衔，以及鲜少与地方官员有合作关系。这样的特点，使得他们不仅与晚唐的文人精英截然对立，也相互竞逐地方的控制权。第二个群体是沙陀人，包含了后唐的创建者〗李存勖（885～926 ， 923～926年在位）、后晋的创建者石敬瑭（892～942 ， 936～942年在位），以及建立后汉的刘知远（895～948 ， 947～948年在位）。沙陀人原本居住在中国的北方边区，距汉文化的核心区相当遥远，至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才内徙中原。由于鲜少与中国文化接触，多数沙陀人并不识字，且对于文治传统缺少概念。地方武官则是第三个群体，他们的职位与权力往往是世代相承袭，许多朱温及李克用（856～908）麾下将领有此背景。军事技能是其家族传统，这些武官精熟于战略和打斗，对于习文则兴致缺缺。总体而言，尽管有着多元的社会背景，这群在9世纪晚期崛起的武官不约而同地缺乏学术知识，也对儒家文化极为疏离。

由于对作战之外的事务鲜有涉猎，这些武人一旦握有统治之权，且插手行政管理，就带来诸多问题。例如：在司法判决上，由于对律令的无知，且毫无辨别是非的兴趣，武人出身的地方长官经常任意地做出判决，而不管是否符合公正原则或法律条文。例如，一些节度使全然无视诉讼两造的作为，仅凭第一位告发人的证词即做出判断，导致严重的司法不公。更严重的是，由于晚唐中央政府的权威衰落，节度使得以自行裁断辖区内所有的司法案件；即便是死罪，也不经朝廷的复核，径自执行，冤滥因而产生。由于没有监督他们独裁权力的机制，一些节度使明目张胆地施以过严的惩处，并无视法条。在此一时期，这些凶残又任性的节度使甚至对属下官员或幕僚滥施酷刑，而一般百姓为刑罚的冤滥所苦，更是不在话下。

武人节度使采用严刑管理下属，显然是与他们的军事背景相关。在朝廷无力控制的情况下， 9世纪后半叶，激烈的权力争夺战在各地爆发。军队领导者采行各种严刑峻法来控制士兵。例如，当一位军官阵亡沙场时，他的部下却安然回到军营，朱温会下令立即将这些士兵处死，以儆效尤，该举措被称为“拔队斩” 。对这些武将而言，采取同样的做法与程序管理其辖下的百姓是很自然的事情。行伍出身的王建立（941年逝世）采行严酷政策便是一个例子。王建立年轻时担任负责处理捕盗事务的军校，这让他习惯于采用酷刑。当他擢升为节度使后，他经常因为一人犯罪而诛杀其全家，旁人因而称他为“王垛叠” ，因为在每次行刑之后，他都会将众多的尸体叠放成堆。与此类似，后汉时期的禁军统帅史弘肇（950年逝世），也因为对帐下兵士施以酷刑而恶名昭彰。在掌控朝廷后，他采用同样的方式管理京城里的文臣。不管犯下什么样的罪过，任何被认定为罪犯者都要面临极刑。

另一个源自武人，且更为骇人的行径是食人肉之风。在战乱时代，缺乏粮食的军人经常靠吃人肉维生。一些武将因而染上了食人之癖，甚至在承平时代还继续保有这样的习惯。例如，李存勖手下的勇将苌从简（877～941）喜欢吃幼童之肉。在担任地方长官时，他仍旧要求部下暗中捕捉辖区内的孩童，供自己食用。如此令人发指的行径，促使当时的人们将“武人”与“残暴行径”联系在一起。

这些武官不仅危害百姓的人身安全，也剥夺他们的经济利益。对节度使来说，随心所欲地发明一整套政策以苛敛其辖下居民实为常见之举。后唐时期赵在礼（886～947）的事迹提供了一个例子。

赵在礼之在宋州也，所为不法，百姓苦之。一旦下制移镇永兴，百姓欣然相贺，曰：“此人若去，可为眼中拔钉子，何快哉！”在礼闻之怒，欲报“拔钉”之谤，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时朝廷姑息勋臣，诏许之。在礼于是命吏籍管内户口，不论主客，每岁一千，纳之于家，号曰“拔钉钱”……是岁，获钱百万。

愤恨百姓对于自己的批评，便径行加税作为处罚，表明一位节度使几乎可以使用任何借口，从百姓身上榨取金钱。在10世纪前半期，中央政府很少采取措施防范节度使进行如此贪婪的课征。贿赂的收受成为官员们的行事准则，朝中的掌权者如后梁的敬翔（923年逝世）与赵巖、后唐的郭崇韬（865～926）、后晋的桑维翰（898～946）、后汉的苏逢吉（950年逝世），无一不因收取重贿而声名狼藉。在赵在礼的事例中，他聚敛所得“唯以奉权豪、崇释氏而已” ,说明了地方官所敛财赋的去处。即便是皇帝也参与了这种对金钱的追逐过程。例如，后晋的国君要求地方官员以“添都”“助国”为名， “进献”财物至宫廷。地方官员所能“进献”的数量，经常成为决定官位任免的主要因素。这些财物最终流入内府，成为供皇帝挥霍的私人财产。由此可见，皇帝与他们的亲信事实上是站在行贿网络的最上层。在此情况下，与其说各地节度使的贪腐行径未被强力禁止，不如说是被朝廷权贵所默许。 “贪婪”也就成为武人节度使负面形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武人节度使对臣民进行苛敛及滥施刑罚已是普遍的现象，一位节度使不需要有任何政绩，只要他不过度役使百姓，就可能受到赞扬。汝州防御使刘审交（876～949）在乾祐二年（949）过世，当地居民感念他的贡献，特别向朝廷请愿，为他建庙祭祀。但是，据前宰相冯道的观察，刘审交在任上并没有实际改善百姓的生活状况；当地百姓之所以怀念刘审交，仅仅是因为他“不行鞭朴，不行刻剥，不因公而循私，不害物以利己” 。也就是说，刘审交对百姓不施予滥刑和苛敛之政，恰与前任官员的残酷高压形成强烈对比，按冯道的解释，这正是刘审交得以获得如此高度崇敬，而其他的节度使则普遍受到厌恶的原因。当评价“政绩”的标准，已下降到“不至聚敛，不杀无辜之民”之时，则当时人对于武官的认知其实已恶化到空前的地步。这个现象正反映了平民百姓在武人节度使的统治下遭受了巨大的苦难。

武人势力的扩张不只深刻影响百姓生活，也同样改变了文人精英的命运。随着武人的活动从军队拓展到政府行政，他们与文人接触的机会也随之增加。由于缺乏文学素养，武人很难理解文人精英使用的典雅词语，以及对历史典故的引用。文武群体在文化上的对立，在后唐时期的武将康福（885～942）与他文人下属间的言谈交锋中展现无遗。康福在某次与文人僚属谈话时，身上盖着一条华丽的被衾。一位幕僚用了一个文学词语“烂兮”来赞赏这条被衾的璀璨美丽。康福不了解“烂兮”的含义，在听到了这个词语时，误将“兮”当作同音字“奚” ，亦即一个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外族名称；又把“烂”字理解为“腐烂” ，因而愤怒地反驳：“吾虽生于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为烂奚！”康福的误解不仅反映了文人与武人沟通上的困难，也反映了他对文人可能的轻鄙相当敏感。康福的祖先在边境生活了好几个世代，康福确有理由怀疑文人暗自嘲笑他是未经开化的外族，这解释了他对“兮”字的愤怒反应。可能遭受文人轻鄙的妄想症并不只限于康福。许多武官出自较低的社会阶层，当他们与教养良好的文人接触时，很容易产生不安全感。一个有关朱温的故事便显示出此种自卑情结。在担任忠武节度使时，朱温与拥有进士头衔的崔禹昌结交。朱温有一次造访崔禹昌的别墅，问他是否在其间养牛，崔禹昌回答“不识得有” ，这是表示“没有”的文雅说法。不过，这个有点模糊的说词也可能被解释为“我认不出有没有” ，而这正是朱温的设想。于是朱温激动地斥责崔禹昌：“岂有人不识牛，谓我是村夫即识牛，渠则不识，如此轻薄，何由可奈！” 显然，朱温的过度反应源自他对自己低微背景的不安全感；尽管身任高官，朱温仍对出自贫穷的农村家庭这个社会背景维持着高度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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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温

在掌握了政治实权后，武臣要求相应的尊重，而不再容忍文臣精英的傲慢与自我标榜。天祐二年（905），在夺取皇位前夕，朱温想要拔擢他的部将张廷範（905年逝世）出任太常卿。为了阻止毫无文学素养的官员出任这个高阶文职，宰相裴枢（842～905）争辩道，作为武臣的张廷範，可以授予节度使之位，而不是太常卿。裴枢言语中带有对武人的歧视，使得朱温大感愤怒。他不仅强迫唐帝接受张廷範的任命，并将裴枢处死。接着，在朱温的胁迫下，皇帝发布了一纸诏书，批评文臣对武人的蛮横鄙夷。

文武二柄，国家大纲，东西两班，官职同体。咸匡圣运，共列明廷，品秩相对于高卑，禄俸皆均于厚薄。不论前代，只考本朝。太宗皇帝以中外臣僚，文武参用，或自军卫而居台省，亦由衣冠而秉节旄，足明于武列文班，不令分清浊优劣。近代浮薄相尚，凌蔑旧章，假偃武以修文，竞弃本而逐末。虽蓝衫鱼简，当一见而便许升堂；纵拖紫腰金，若非类而无令接席。以是显扬荣辱，分别重轻，遽失人心，尽隳朝体。致其今日，实此之由，须议改更，渐期通济。文武百官，自一品以下，逐月所给料钱，并须均匀，数目多少，一般支给。兼差使诸道，亦依轮次，既就公平，必期开泰。

由此可见，随着武官影响力的拓展，他们尝试着消弭文武之间固有的区隔，回归唐代前期的系统：文武官员可以交互出任各种职位，双方共享特权与声望。朝廷的这纸诏书，显示此种期盼已得到实现。自朱温操控了朝廷，武人得以同时把持地方与中央政府的高层职位。在此之后，即使是行伍出身的武将也有可能成为宰相，就如后梁时的韩建，或后唐时的王建立。诸多高层武官时常同时保有诸如侍中或中书令等荣衔，这种荣衔过去只会授予少数杰出官员。即便是低阶武官或节度使手下的幕僚也可能获得御史大夫或银青光禄大夫等文官头衔。正因如此，唐代以散官衔来区别文武官员的做法，已随着唐廷丧失权威而失去效果。然而，尽管武人得以支配政府和法律，处死他们厌恶的文臣，甚至获得过去无法得到的头衔与职位，这股新崛起的政治势力仍旧没办法以自身权力突破树立在文武之间的文化高墙。大体来说，武人势力的扩张不太能改变文人坚定的自我优越感，也无法舒缓双方相互的仇视。因此，直至10世纪50年代，手握大权的后汉大将史弘肇仍在抱怨：“文人难耐，轻我辈，谓我辈为卒，可恨！可恨！”

武人之所以无法影响文人对自身文化优越感的信念，在于他们欠缺一个价值体系，去挑战历史悠久的儒学传统。 9世纪晚期是暴力横行的时代，致使军事技术与兵学素养显得非常重要，也吸引了为数甚多的人参与。不过，军事的生活方式没有办法创造出一套价值系统，使武力的使用正当化。一旦掌权的军阀试图将以武力夺取的权力转化成合法权威，并将其骁勇善战的武将形象重新塑造为理想君王时，在儒家传统与文学知识之外，他们没有其他可以汲取的资源。正如前章所示，朱温与李存勖用来合法化其赤裸武装权力的途径，清楚显示他们遵从儒家原则，并据此建立他们的王朝。基于政治考量，军事强人有必要与文人合作，并接受文治传统。因此，即使是像朱温那般不喜文士的武人，也必须承认文学作品的力量有时超过一支庞大的军队。除了作为合法化的工具，文学素养对于想有效处理行政工作的官员也很重要。考虑到唐代社会文学化的程度，以及政府仰赖各种文书记录来进行统治，不识字的武官很容易就会被他们的文职僚属所欺瞒。为了应付这个问题，他们有必要学会阅读和书写。

正因如此，某些不识字的武将在掌控地方统治权后，便开始读书习文。例如，韩建的习文始于他成为华州节度使之后。为了学习认字，韩建要求学者帮他在每件日常生活用品上题写名称，以便他能随时随地接触文字。通过日复一日的学习，他逐渐能读书识字。许多出身卑微，至中年或晚年才接触到文字的武人，发现学习识字并非易事，就像韩建的例子所显示，必须花费很长的时间，持续勤奋练习。大多数武人权贵与儒学和士人文化的接触，更常发生于聆听其麾下或朝廷中博学之士的教导或讨论。就像李嗣源所承认的那样：

吾少钟丧乱，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经籍。在藩邸时，见判官论说经义，虽不深达其旨，大约令人开悟。

通过与文士的交谈，不识字的军人对经典有了初步的认识，也开始遵循文人精英的礼节。不过，这条间接学习学术知识的途径不一定有效。例如，不识字的魏博节度使韩简（981年逝世）因为无法了解文人僚属使用的语言而深感耻辱，于是延聘了一位学者为他讲授《论语》的意旨。有一次，他与文人幕僚谈及他新学到的经典知识：“仆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 ” 韩简显然是误解了孔子所说的“三十而立” ，以为“而立”的意思是指“行立” 。这个例子显示，尽管新掌权的武人可能热衷于学习经典，但他们与儒学文化之间的巨大鸿沟并不容易弥合。

不过，在武人权贵的子孙身上，这样的状况很快得到了改善。一方面，部分武将为了让孩子拥有良好的学术知识，在他们幼年时即提供文人式的教育。另一方面，随着武将掌握政权，他们的下一代也得到了权力、地位与财富，因而有很多机会与文人进行互动。在此情况下，部分高阶武官的子孙开始敬重文人与学术知识，甚至成了精熟文艺、名副其实的学者。晚唐的魏博节度使罗绍威（877～910）就是一个例子。罗绍威的父亲罗弘信（898年逝世），曾经是魏博的一名军校，他在文德元年（888）发动了一场叛变，取得魏博节度使之位。罗绍威在光化元年（898）继承节度使。在各地藩镇相互缠斗的年代，罗绍威与其他军阀一样，都参与了许多军事行动。然而，与其他武人节度使不同，罗绍威对学术有极大的兴趣，搜集了大量的图书，常邀请有名的文士一同讨论文学。每当不满文人幕僚撰写的书檄时，罗绍威就会亲自重写。他尤其擅长写诗，其作品甚至赢得当时著名诗人的赞赏。在晚唐，罗绍威并不是唯一拥有文学涵养的武人节度使。平卢节度使王师範（874～908）、荆襄节度使赵匡凝，也有相同的情况：出身军人家庭，继承父亲的权位与军队，接着开始搜集图书，最终喜欢上学术和文艺。

类似的例子在唐代灭亡后仍持续出现，特别是北方那些短命王朝的皇室成员，而这些政权的建立者皆是以好战残酷而闻名。例如，后梁创建者朱温的长子朱友裕（904年逝世）喜好写诗，并与文士分享他的作品。有次他的父亲被一名进士的粗鲁举止激怒，幸好朱友裕及时介入，才让这位莽撞之士免受严厉的惩罚。朱温的另一子朱友贞（888～923 ， 913～923年在位）也喜好文学活动。在朱友贞取得皇位之后，敬翔曾经批评他“儒雅守文” ，以致不曾亲自指挥军事行动。文化涵养不仅局限于汉人统治者。分析这段时期的沙陀统治者，可以发现第一代武将与其子嗣之间的明显的差异。第一代的沙陀武将几乎没人识字，但是他们的儿子很快读书习文。举例而言，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在十三岁时开始研读儒家经典。成为后唐皇帝后，他喜欢向武将吹嘘自己能够手抄《春秋》。李存勖的继承人李嗣源（867～933 ， 926～933年在位）是靠战功发迹，最终夺取皇位的文盲，不过他的儿子李从荣（933年逝世）雅好文士，更热衷写诗，前后完成了千余首诗作。李嗣源的另一个儿子李从厚，也好读儒家经典，且以坚守儒家道德规范而博得美名。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后晋，石敬瑭的次子石重信（918～937）与三子石重乂（919～937）皆以身作则地遵从儒家原则，而为时论所称。

在皇室之外，类似趋势也普遍发生在高层武将后代的身上。武官之子尽管继承他们父亲的军事头衔与职位，有些人仍倾心儒家传统，并与文士极为亲近。比方说，在关中地区自立的节度使李茂贞（859～924）不大能识字。不过，他的两个儿子李从曮（898～946）和李从昶（938年逝世）却喜爱文艺，乐于别人称赞自己的文学才能，并且亲近文士，与之交游。类似的转变，甚至出现于那些极端抵制文学的武人家庭。例如，后汉武将史弘肇经常表现出对文士的憎恶，也轻鄙文治传统，但他的儿子性喜文学，还一度阻止史弘肇对文人施以过度严酷的惩处。在某些事例中，名将之子甚至完全放弃军人生涯，而在仕途上选择文职。举例来说，张存敬（901年逝世）是后梁的武将，以骁勇善战、武艺高强而闻名。他的儿子张仁愿（895～945）却成为后晋朝的文臣，以孝友与善理刑狱而享誉于世。显然，在10世纪中，许多军人家庭历经了一场急遽的文儒化过程。

武人对儒学与文艺的接受，缓和了文武官之间尖锐的差异。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武将，喜欢模仿文士的生活方式，即便在参与军事任务时也试图为自己树立文人的形象。在战场上，他们身披甲冑，亲历石矢，是出色的指挥官与勇敢的战士；回到驻地后，他们便换上儒服，遵守儒家的礼仪，接见文士并参与文艺活动。此种文化认同上转变所产生的政治结果，很值得注意。文儒化的武人对文士与儒学的尊重，帮助了文人官僚在政府中维持地位和影响力。好几位身居要津的武人甚至尝试通过与文臣合作的方式，恢复传统的官僚政治，先前章节提到的郭崇韬与李从荣，便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例证。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武人势力扩张所带来的冲击具有多重面向。一方面，政府部门中与文治相关的事务在规模与结构上都明显遭受缩减，以致普遍地损害了传统文教的发展。但在另一方面，即便面临这样显著的倒退，文官仍旧试图延续文治传统，努力地展现他们的专业价值，说服君主与武官了解采行文治的必要性。尽管拥有知识素养的武官是相对少数，而且他们新取得的“儒者形象”也未能弥补时人对武将的负面观感，然而，正是这些文儒化的武将，缓解了文武精英之间的相互仇视，且最终在10世纪后半期与文人联手，共同在中原地区重新建立文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