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东晋和南宋成功复兴，而南明失败：一国之主的自我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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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史家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六个中兴之主。分别为夏少康中兴、周宣王中兴、汉光武中兴、晋元帝中兴、唐肃宗中兴，宋高宗中兴。相比恢复旧业来说，东晋元帝、南宋高宗仅依靠半壁江山中兴，而同样南迁的南明却失败，这其中与皇帝个人素质有密切关系，烂柯人君将带着大家一起分析其中差别。

一、谨慎行事的晋元帝

晋元帝司马睿是晋朝奠基者司马懿的曾孙，琅邪武王司马伷的孙子，他与西晋开创者司马昭、司马炎一系的血缘关系已经相隔较远。西晋末年，八王之间互相征伐，司马睿受八王最后掌权者东海王司马越之托，与琅琊王氏王导、王敦兄弟一起经营江南，以此作退路。待到永嘉之乱洛阳城破之后，加冕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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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之后，东晋皇室面临着重重考验，最主要的有皇帝与士族之间的矛盾，有北来人士与南方本土人士之间的矛盾。而晋元帝对于这两点处理的都是比较得当的。

对于东晋皇帝来说，士族就是压在自己头上的一座大山。而对于晋元帝来讲，压在自己头上的大山就是琅琊王氏王导、王敦兄弟。王导、王敦兄弟是王祥之后，王祥历任魏、晋三公之职，王氏世居琅琊，与琅琊王一系为世交。王导、王敦在东晋的建立过程中，调和各方矛盾，立下了汉马功劳。东晋建立后，王导主政，王敦主军，当时有谚语“王与马，共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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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帝处理与王氏兄弟关系可谓是十分谨慎，他对于王导、王敦兄弟首先极为褒扬，加官进爵毫不吝啬，为维持与王氏之间的平衡。有一次上朝的时候，他曾邀请王导一起到龙椅上面坐，来表彰王导的功绩，不过被王导婉拒。此外，在王敦叛乱之后，他下诏给王敦，没有怪罪，反而讲道“如果您还挂念我朝，就此罢兵吧，天下就可以太平了。您不同意的话，我可以让位给您，我回琅琊继续做王爷” 。这一诏书可谓十分有分量，获得了很多人的同情与支持。此时，他为了笼络王氏其他人的支持，对于王导不降反升，鼓励他为朝廷服务。其中的度可谓是把握的极为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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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帝刚建立政权就封南渡的106人为官，笼络这些势力，人称“百六掾” 。此外，元帝在处理与南方士族的关系可谓也是充满智慧，元帝刚到江东，就在与南方第一大族的代表顾荣谈话时讲道“寄人国土，心常惭愧” ，而不是以一种盛气凌人的姿态对待南方士人。

元帝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严于律己，开始他十分喜欢饮酒，但后来王导因他饮酒误事劝谏他之后，就再也不喝酒了。主管宫内事务的官员申请用丝绸做帷幕，他直接拒绝，要求夏天用青布，冬天用麻布。他宠爱的妃子想要雀钗和绣有纹彩的衣服，也全部拒绝。可见，他对生活细节都十分注意。

二、权术高手宋高宗

高宗赵构，是宋徽宗的第九子，宋钦宗的异母弟弟，早年封为康王,他擅长写字以及骑马射箭。金、宋对峙之时，他被送到金营中做人质，一次与金人将领射箭时，他接连射中三箭，以至于金人以为他只是宋朝宗室一个普通会武艺的人假冒的，要求宋廷“换真太子来” 。他侥幸得以逃脱。后来，靖康之难开封城破，徽钦二帝及宗室都被北掳，只剩赵构一人为漏网之鱼，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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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在南方继承皇位后，展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

高宗首先做的是获得民心支持，他首要政策为处置百姓怨恨已久的北宋末年被称为六贼的蔡京、童贯等奸臣，而且下诏他们的后代永不录用为官。徽宗时，蔡京等人造元祐党籍碑，将所有他们的反对势力全部列入此碑加以迫害，高宗南迁后，复元祐之政，为元祐党人平反，并将他们的后代录用为官。此外对于投降过金朝的官员与在金所立的伪楚政权内做过官的官员都无罪释放，并官复原职。借此，高宗赢得士大夫阶层的支持与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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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的政治头脑还体现在对武将的控制上面。一方面，他不得不给武将一些权力，他听从李纲等人的建议，设立一些镇抚使和给一些将领领导藩镇的权力，然后分设宣抚使分区防守。此外，他注意限制武将的权力，他并非如坊间所传，是害怕钦宗回来跟他争夺皇位，而是害怕武将势力扩张太大，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因此，他对于武将采取笼络为主，威胁为抚的策略。南宋武将岳飞、张浚、韩世忠、刘光世之间也有矛盾，高宗对于这种矛盾采取的是放任的态度，利用他们的矛盾来驾驭他们。看官们也不要因为这个而过于苛责，因为唐末以来，武将专权、篡位之事屡屡发生，限制武将是宋立国以来的传统，高宗只是继承祖先的传统而已。

此外，我们看《宋史-高宗本纪》时，可以发现，基本每一年可以看到高宗下诏减免赋税和对农民进行补贴，让百姓休养生息。

三、荒诞的福王朱由崧

相比于中兴成功的晋元帝、宋高宋。南明第一个皇帝朱由崧可谓十分昏庸。朱由崧是万历皇帝的孙子，福王朱常洵的儿子。万历年间，曾有著名的“国本之争” ，按理来说，太子应立长子常洛，但是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想立她的儿子福王常洵。朝臣也分为两波，东林一党主张立长子常洛，而浙党、楚党等党人主力福王常洵，争论长达15年之久，最终万历皇帝屈服，立朱常洛为帝。但这引发了万历晚年的不上朝与明末的党争，这一余绪延到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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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继承皇位之后，丝毫没有意识到隐藏的政治危机。朱由崧酗酒好色，追欢逐乐，不以国事为念。北方强敌压境，但福王一即位，便觉得南京宫殿太旧，加派赋税，征发民夫大兴土木。此外他最关心的事就是以皇帝大婚为名，搜索民间绝色女子，他在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派遣太监大肆搜刮，不分门户，不分女子是否已婚，只要长相好看就强抢。此外，他关心的是让方士配置春药的秘方。他的这些举动使民怨沸腾。

福王于军国大事，统统委托于阉党马士英，他说：“天下事，有老马在” 。马士英为个人权利，大力打击史可法等正直的官员、迫害东林党人。李自成大顺军与张献忠大西军部分来归附，南明朝廷对其不是团结加以利用，而是残杀迫害。可谓是福王之下，一片分崩离析的场面。

古语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晋元帝、宋高宗、福王都是南迁后的第一任皇帝。晋元帝、宋高宗都能以国事为念，尽力调节各方之间的矛盾，尽力的获取更多的支持，维持稳定的秩序，来应对北方强敌。而福王在危亡之际，仍然耽于酒色，任用奸臣，枉顾民意，强敌压境，却丝毫不觉。通观三人，元帝最无权，而最谨慎，延续了晋朝。福王最有权，而把一手好牌打的稀烂，皇帝的个人素质对于时局的影响就在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