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章京知否？皇太极为何对汉官言听计从？

向敬之

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将文馆改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即内三院。范文程被任命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职掌撰写与外国往来书札，掌录各衙门奏疏、辩冤词状、皇上敕谕、文武各官敕书并告祭文庙谕、祭文武官员祭文。

清朝宣谕各国的敕书，都出自范文程之手。

范文程荣膺这个伟大的任务，盖因为他摸透了皇太极的帝王心术。

八旗设置都统，王公大臣众议首推范文程，虽然太宗说“然固山职一军耳，朕方资为心膂。其别议之”（《清史稿·范文程传》），但还是先强调“范章京才诚胜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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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程

清沿明制，不设宰相，代之以大学士。内三院大学士的权力很大，参加议定军政大计，掌握国家机要，取代了太祖后期以来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体制。范文程，一个拿着明朝低学历的汉人，却成为了胸怀宏图大略的清太宗的首辅，极受宠信。

皇太极每次商议军国大事，都要听取他的意见；每次召见范文程，必留下他单独商议很长一段时间，有时还没来得及吃饭就召进宫商谈。范文程殚心竭力，操劳国事，先后疏言废除连坐法，奏准更定部院官制，六部各设满洲承政一员。

范文程被皇太极倚为心腹重臣。

范氏感恩图报，为缓解高度集权的皇太极与统兵作战的诸王公之间的矛盾，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

崇德六年三月，睿亲王多尔衮率诸王公统军围攻锦州，离城远驻，又私自派遣部分官员兵丁返家，以至于明朝守兵得以出城运粮入内。太宗获悉后，勃然大怒，立即遣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希福、刚林等，携谕严厉斥责主帅多尔衮和肃亲王豪格等，谕令他们自议其罪。

多尔衮自议死罪，豪格亦上奏死罪，杜度、阿巴泰请削爵为民，全部没收户口奴仆，从征将领三十余人将分别议死、革职、籍没。若按这些自议之罪执行的话，清廷的主要战将将都会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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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

范文程等为了打破僵局，偕大学士刚林、学士额色黑奏称：国中诸王贝勒大臣，半皆获罪，不许入署，不准晋谒皇上，他们回家日久，又将去锦州更替郑亲王，对明作战。各部事务，及攻战器械，一切机宜俱误，望皇上息怒，令其入署办事。皇太极允准，诸王贝勒大臣“遂各赴署办事” 。

太宗在位十八年，范文程作为最受皇太极重任的汉臣，位极人臣，宠冠朝野。

皇太极收服洪承畴，使用解裘暖心计，就出于范文程的贡献。就连民间传说的皇太极命永福宫庄妃，玩美人计劝降洪承畴，也是范文程出的主意。

可见，皇太极对范文程是言听计从、互为知己的。

范文程为皇太极遴选汉臣进入最高权力机关的一个缩影。在皇太极治下的大清（后金）政权，先后有一大批优秀汉官士大夫进入各个政权机关。

天聪五年设六部，皇太极专门设汉承政一职，各部皆有一员汉人参决部务。

天聪十年三月，皇太极改文馆为内三院，以范文程、鲍承先任内秘书院大学士，罗硕、罗绣锦为内国史院学士，胡球、王文奎为内秘书院学士，为满洲最高领导人献计献策。

此后，皇太极不但以大凌河众降将出任各部院承政，命降将张存仁以都察院承政司监察大汗及诸王贝勒之责，还在崇德七年任命了祖泽润等八人为固山额真、祖可法等十六人为梅勒章京，推行汉将独掌汉军八旗军权制度。

在皇太极时代，出现了汉人异姓王，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顺王” 。虽然名称有些戏谑的味道，但证明了汉官地位急剧上升，严重分割了满洲贵族的特殊权益，不免引发了他们的强烈不满：“昔太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矣。至于宗室，今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止于此。 ”（《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五，崇德八年正月辛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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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江山风雨情》中唐国强饰演皇太极,王绘春饰演范文程

天聪初年，大汗只是名义上的共主，皇太极在四大贝勒联合执政的政局中处于弱势。后金走向何处，内部有满洲王公贵族的掣肘，外部有已被侵犯的大明和察哈尔虎视眈眈，皇太极欲想强大自身，实现独裁，除了积极培植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少壮派外，联合很有政治抱负的汉官降臣集群，已是不二选择。

汉官们带着再创一个像大明王朝那般中央集权、又由自己参决军国要务的国家的政治理想，推动和加快奴隶制女真社会的封建化进程。

他们如同范文程那般， “帷幄善谋，皆国是大计” ，以期天子称心地说“范某知否？”（钱仪吉辑录《碑传集》卷四《开国宰辅·范文程》）

知否？知否？君臣际遇，各有所求！

皇太极在即位之初提出的“满汉一体”政策，逐步得以实现，并充分利用以范文程为首的那些深谙儒家道统和治统的汉官，为新创政权的国家制度建设与开疆拓土倾尽智慧，同时也为强化汗权与集中皇权殚精竭虑地出谋划策。

皇太极欣然接受汉人们的忠告“我国处南朝之大计，惟议和与自固二策”（《明清史料》甲编首本《天聪二年奏本》），在位十八年， “修我政治，垦我疆土，息兵养民，举贤任才，勿慕虚名，惟求实利” ，甚至不惜提出去年号、屈居崇祯之下而寻求和议。

虽然在此间，皇太极几番挑衅明军，崇德元年命阿济格、阿巴泰等率部入关劫掠，创造了“五十六战皆捷，俘人畜十余万”（《清史稿·阿济格传》），但主要是议和失败、感觉受辱的一次反击，但在实力尚未坐大前，始终不曾对明发起大规模战争。

终于从最初的宁锦之战惨败、祭祀之役狼狈北归，到最后一鼓作气发动松锦大战，将明朝势力驱逐入关。

值得注意的是，皇太极取得松锦大捷后，于崇德七年十月发动其生前最后一次入口之战。八旗大军在奉命大将军阿巴泰统率下，两翼进发，分别从界岭口及黄岩口毁墙而入，长驱南下，至山东兖州，计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败明军三十九处，获黄金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金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俘获人口三十六万九千口及牛马衣服无数等。

此时，众王公贝勒、文武大臣提出乘胜追击，直捣山海关，却被皇太极否决。

他仍要坚持既定的自固国策，要求阿巴泰等注意明朝和农民军的动向及应采取合作的态度，而不是向明朝发起最后一战。

就连清明之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松锦大战，也是祖可法、张存仁等大凌河降将献进取之策，为皇太极决定突破明宁锦防线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明军联动集结，清军破锦打援，石廷柱等及时为皇太极分析和制定战略战术，汉军八旗与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带去明朝精干的野战军积极参战，联合实现了皇太极下定决心对明的成功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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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廷柱

汉军镶红旗固山额真石廷柱说：“定鼎之谟，在此一举，时不容缓，机不可失。 ”（《清太宗实录》卷五十六，崇德六年七月丁酉）

皇太极是不冒险，实为韬晦之计，实为汉官力劝沉住气， “待我国益富, 兵益强, 乘间再投，破竹长驱，传檄天下矣！正兵法所谓卑骄利诱之术也”（《明清史料》甲编首本《天聪二年奏本》），为其死后一年内清军入关、问鼎中原，创造了先决条件。

可以说，他为多尔衮即将统兵入关扫清了道路。

他是汉人大批量进入满洲政权体系的推动者和保护者，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继承者多尔衮和顺治帝对汉人的充分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