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说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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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圣孟子是高坐中国儒家第二把交椅的思想家，历来对他推崇备至，但是，有谁知道孟子在中国历史上的浮浮沉沉？有谁知道我们今日所读的孟子，曾经背上大逆不道的罪名，惨遭剔除？有谁知道古代科举考试对孟子有什么避讳？今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一下存在古代封建社会中的一个重大议题――君臣。

在中国文化史上，号称亚圣的孟子，是影响力及重要性仅次于孔子的大思想家，孟子一书，历来也备受学者推崇。自朱熹将之列入四书，成为历代科举考试的功名之后，影响更是深远。明代以王阳明为主的心学，几乎就是在阐扬孟子之说，近代以来，孟子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等围绕民主观念的理论，更博得学者一致的推崇。

不过，孟子的地位，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崇高的，战国时代的荀子，已有非十二子篇，批评孟子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汉代著名的学者王充，也以刺孟一篇，对孟子提出质疑。大概此时孟子的地位，不过是诸子之一，因此可非可刺，除了可以挑剔他雄辩式的言辞疏漏处外，甚至也可以站在不同的立场，宣扬其罪。就是对孟子颇为褒奖的司马迁，也仅不过在孟子何必曰利，亦曰仁义而已矣上，称赞数语，并未针对孟子思想的精微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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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颂赞孟子，且将他与孔子相提并论，称为是亚圣之大才的，是东汉的赵岐。他认为孟子的思想精蕴，帝王公侯遵之，则可以致隆平、颂清庙。卿大夫士蹈之，则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厉操者仪之，则可以崇其节概、浮云富贵，可谓推崇至极了。

但是，历魏、晋、南北朝迄唐代，赵岐的观点，也未被学者普遍接受。唐肃宗年间，杨绾建议立孟子为兼经。懿宗时，皮日休请以孟子为学科，是唐代少有的尊孟之举，但也不过是附庸在五经之下而已，并无多大影响。唯独在此二人之前，韩愈以其在文坛上的宗师地位，架构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脉相传的道统说，以为孟子拒杨、墨之功，不在禹下，才正式揭开了历代尊孟的序幕。

宋代是孟子学大盛的时期，太宗时，翻刻后蜀孟昶石经，孟子一书，正式从子部升格为经部。王安石变法，将孟子列为考试科目。神宗时，下诏封孟子为邹国公，并配享孔子，孟子的政治地位升到了顶峰。南宋孝宗时，朱熹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并，作四书集注，从元代以来，就成为科举考试的定本，可谓完全确立了孟子在中国文化上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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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孟子的地位屹立不摇之后，后代学者习以为常，也许会认为推崇孟子是理所当然之事，而不太可能虑及有人在大力反对孟子。汉代以前的荀子、王充，自不必说，就是在孟子学大盛的时期，也还是有许多学者持反对意见，如司马光有疑孟、苏轼有论语说、李觏有常语、冯休与何涉有删孟、郑厚有艺圃折衷、黄次伋有评孟、王若虚有孟子辩惑，达十数家，大旨皆在排诋或质疑孟子。这个现象是十分有趣的，推崇孟子的人，将孟子仰如泰山北斗，以为其功劳可与治水的大禹并列，而批判孟子的，则论其为不仁之甚、诵仁义，卖仁义的忍人，一抑一扬，判若霄壤。究竟个中的原因何在？是学理之不同？是个人好恶之差异？还是有另外的缘故？

历来对孟子的批评，有的是无关宏旨，纯粹在语病上挑剔的，王充的刺孟就是一例，如他批评孟子，王何必曰利一段，认为从梁惠王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的语意看来，并未明说他所求的利是安吉之利还是货财之利，孟子不应该论断何必曰利，而应该先探询梁惠王所谓的利是哪一种利，才不会失对上之旨，违道理之实。有的则是基于理论的不同，如荀子主张性恶，与孟子性善说，明显对立，当然不可能认同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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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性是宋、明理学中极重要的观念，基于对性的理解之不同，而反对孟子的较多，如李觏承袭韩愈的性三品说，认为性之品三，而人之类五，就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说。一般来说，宋、明理学中的陆象山、王阳明一派，于孟子论性处发挥较多，而程颐、朱熹一派，则相对减少，故在学理上的差距颇大，其间也不免龃龉。至于以陈亮、叶适为首的永嘉事功一派，则大抵针对孟子贵王贱霸的观点，展开批判。尽管这些批评纷然出现，各有主旨，但细心观察，仍不难发现其间有一个共同点，而此一共同点往往是古代有智慧、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隐痛，无论是反对或赞同孟子的人，都不免会触及。这个隐痛在哪里？我们可借宋高宗和尹焞的一段小故事，来加以说明。

尹焞是北宋理学大家程颐的弟子，高宗时，担任侍讲官，为高宗讲授经义，毕生颇得力于孟子之学，着有孟子解。一次，在讲授孟子时，高宗发现一个疑问：

高宗问尹焞曰：纣亦君也，孟子何以谓之一夫？焞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师之辞也。独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问曰：君视臣如草芥，臣便可视君如寇仇乎？焞曰：此亦非孟子之言。书云：抚我则后，虐我则仇。

高宗此问，问得极其合理。毕竟，如果依照孟子的理论，当君主是个类似商纣的独夫，或践踏臣民的话，臣下是可以不视之为君而加以推翻或变易的。高宗是君主，当然会对孟子此说感到充满了危险性，是否只要有臣子认为，君主是君不君的暴君，就可以起而谋逆造反，甚至取而代之？这非但违反了传统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君臣伦理，更危及到他自身地位、权力的巩固。事实上，任何一个君主，都不会赞同这个观点的，而类似的争议，也早在汉景帝时博士辕固生与朝中大夫黄生论辩汤武革命时，就已出现：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弒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然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弒而何也？辕固生曰：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位，非邪？

汤武革命据孟子所说，是顺于天而应于人的，但商汤、武王，毕竟名分上还是夏桀、商纣的臣子，诚如伯夷所质疑的，以臣伐君，可乎？究竟君臣伦理重要，还是顺天应人攸关？本来，依据孔子君君臣臣的解说，当君不君的时候，臣是无须愚忠的，故辕固生以此认可汤武革命的合理性。而黄生则基于对一家一姓的效忠及政治的稳定性，否定了此一说法，二人在汉景帝面前争议不下。汉景帝虽然故示中立，不对二派是非作评价，只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言下之意，是站在黄生的立场，暗示日后不许讨论这一个问题，不许讨论，意谓着不许提革命，汉家革了秦朝的命，焉知后人不依样葫芦，也革了汉朝的命？

景帝的考量，是很自然的。实际上，历代有那一位继体的新朝，在揭竿而起时不祭出仁义之师的旗帜的？孟子也说纣之恶不若是之甚也，政权争夺，向来是成王败寇的，有何真正的仁义可言？倒不如严格以君臣名分羁糜，以舆论、道德的力量，协助君王巩固自身原有的权益。由于此一问题的敏感度太高，故后来的学者，就再也没有人敢明言受命放杀之事了。

君臣名分从宋代开始愈来愈形重要，因此，类似汉代的争议，在宋代的意义就大不相同。清人尤侗曾谓尹焞回答高宗的话甚妙，其实，尹焞很明显地是在依违其辞，顾左右而言他。这个问题，怎能用非孟子之言一笔带过？孟子引用此语，必然也赞同此说，此姑不具论，而如果是出现在经书中，岂不更值得重视？尹焞在君臣伦理高张的影响下，已丧失了汉代儒者坚定的信念，不敢据理力争，只支吾以对。所幸高宗是个庸主，听了之后居然大喜，如果换一个人，情况恐怕就大不相同了，明太祖就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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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洪武十八年，颁定科举定式，规定三年一试，试分三场，首场四书义，考生必须发挥四书中语言的精义，并以程、朱的解释作答。一般说来，明代科举虽分三场，但首场才是举进士的关键，因此，四书是人人必须熟读的教科书。朱元璋是皇觉寺的和尚出身，原来胸无点墨，对儒家经籍也相当陌生，故颁行定式，只是听从儒者建议，率由旧章而已。天下底定后，朱元璋颇虚心向学，在李善长、刘基等文臣协助之下，渐能通晓儒家典籍。当他读到孟子有关一夫、易位、草芥、寇仇的段落时，赫然大怒，扬言若孟子在世，定治以大逆不道之罪。

朱元璋的反应，与汉景、宋高无异，但一方面他生性忌刻，一方面又是草泽出身，对此的反感极深，唯恐有人以孟子为口实，又革了他好不容易才定鼎的明命。于是，他雷厉风行的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孟子已死，不能治他的逆罪，但总能够鞭一鞭尸吧？其时，孟子已有邹国公的封号，并在文庙中配享孔子，朱元璋下令撤除孟子的神主、停罢春秋祭祀，而且命令锦衣卫张弓以待，诸臣胆敢上谏的，就一箭加以射死。这时，朝中诸臣没有人敢多说半句话，直到神主位都已经移出文庙了，才有刑部尚书钱唐不顾个人生死，抬着棺材，跪在丹陛上讽谏，力为孟子争公道，并且当着朱元璋的面，袒露出胸膛，表示臣得从孟子舆先生地下，足矣。朱元璋大怒，命人射箭，箭射入体内，而居然不死。大概是受了钱唐的感动，朱元璋最后妥协，保留了孟子祭祀的地位。不过，他还是无法忍受孟子中的大逆不道之论，于是，又下令剔除孟子之书。

实际执行这个任务的是翰林学士刘三吾，当时他已八十多岁了，老年精乖，为了不惹祸上身，凡是牵涉到君臣关系、民心向背、君主职责的部分，都大笔加以剔除，甚至连齐人有一妻一妾章，都删掉了。孟子七篇，原有二百五十多条，经他剔除了八十五条后，仅余一百七十多条，定名为孟子节文，同时规定，以后的科考题目，皆不许从删除掉的部分出题。从明自清，这一部分的文字，就从科场上消失无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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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三吾大幅剔除孟子的举动，很得不到后人的谅解，黄宗羲就很不客气的批评他是不明君臣职分的小儒。但是，刘三吾仅仅是为了免祸，而不得已才剔除孟子的吗？这又未必尽然。

宋代反对孟子的学者，其实反对的重点，就在君臣问题上，如李觏说：或问：伊尹废太甲，有诸？曰：是何言欤？君何可废也？古者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成汤既没，二十五月中，伊尹之知政，太甲之居忧，固其常也。不宫于亳而宫于桐，近先王墓，使其思念，名之曰放，儆之之至也。 ……太甲之为君，何尝一日废矣哉？天下之所废，必若桀、纣，周室其为桀、纣乎？盛之有衰，若循环然，圣王之后不能无昏乱，尚赖臣子扶救之耳。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几？家家可以行仁政，人人可以为汤、武，则六尺之孤，可托者谁乎？孟子自以为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

总之，君不可废，臣不能妄以仁政之名，行篡逆之实，君臣关系是天经地义，绝不能改变的，而孟子教人废弒，强调革命，套句李觏学生陈次公的话，孟子是教诸侯以仁政叛天子者也，欲为佐命者也，其书简直就是寇兵虎翼，所谓天下无孟子则可，不可以无六经。无王道则可，不可以无天子，将天子高高摆在第一位，不得已的话，连王道都以舍弃，这对孔子思想而言，形成了一大背离，但是，却是合乎时人的观念的。是则，刘三吾虽是奉命剔除，但也未尝不是出自本心，受到君臣伦理的束缚，无法自我跳脱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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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上，传统的君臣伦理观，在过去君主专制的年代，是不太有人敢去质疑的，就是极具开创力的明末学者，对此一问题也未能跳脱开来，君臣名分绝对是固定的，一日为臣，就非得忠君一日，唯一不同的是，如顾炎武和黄宗羲都认为，君臣是后天职位的尊卑关系，是可以据在位与否判定的，此足以抵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极端尊君论，而发展出像唐甄一样，认为治天下唯君，乱天下唯君的理论，主张对君主权势加以设限，但是，却没有人敢提出无君或是民主的论调，至多是主张施政以人民为主而已。时代所限，不得不然，这就必须等到近代社会思潮的激荡了。